法塔赫治下的约旦河西岸与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天壤之别，说明了什么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20多天了。截至目前，本轮哈以冲突已致双方超过9510人丧生。我在公众号文章《从以色列、法塔赫、哈马斯三者关系，看巴以局势前途》中，分析了这场战争及巴以局势的前途。而且我一再认为，这场战争应该叫哈以冲突，而不应该叫巴以冲突，更不应该叫阿以冲突，因为，这是一场以色列与哈马斯这个宗教极端组织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更不是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战争。纵观这20多天以来，阿拉伯国家也仅仅是从口头上谴责过以色列，因为这种表态在阿拉伯世界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下场主动对哈马斯提供实质性援助，甚至像沙特等国的高层还对哈马斯也一并进行了谴责。

连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严正指出：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阿巴斯还对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列进行了批评。

依我看，阿巴斯对以色列的谴责，更多的是出于阿拉伯世界的一种“政治正确”，因为他作为巴勒斯坦总统，总不能公开说支持以色列吧？但他对哈马斯的批评，可能才是更发自于内心的。

于是有些中国网友不干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阿巴斯好一顿恶毒攻击，什么“巴奸”“阿奸”，什么“美国代理人”，什么“阿精卫”……

阿巴斯是巴勒斯坦内部难得的温和鸽派，甚至以“亲西方”而著称。通过与以色列长年的斗智斗勇，阿巴斯逐渐形成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巴勒斯坦最终必须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方能解决现存的问题。阿巴斯是巴勒斯坦第一个试图了解以色列，并主张与其和平共处的政治家。他曾遭受独立思考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甚至被斥责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叛徒”，他曾为千夫所指而不改初衷，但最终因为他的鸽派形象而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也使阿巴斯成为1993年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的巴方设计师。

阿巴斯也真不容易，带领着约旦河西岸几百万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实现了事实上的和平。阿巴斯时常夹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中间，受着“夹板气”。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哈马斯，按照法塔赫的和平主张，巴以双方和平进程一定会有巨大进展，今天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也许早就实现真正和平了。

今天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人民的生活水平远比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高得多，约旦河西岸的人均GDP相当于加沙地带的四五倍。这次哈马斯与以色列发生这么大的战争，约旦河西岸却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一边是惨痛的加沙，但在巴勒斯坦的另一边，约旦河西岸却是另一番景象。约旦河西岸的人均GDP达到了5000美元，而加沙地带的人均GDP最高时也没超过1500美元。在巴勒斯坦独特的战乱背景下，约旦河西岸的这个经济成绩已经显得格外亮眼、殊为不易。为什么法塔赫治下的约旦河西岸能够如此繁荣稳定发展呢？这是因为法塔赫治下的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实现了事实上的和平，所以它的经济与以色列也是高度融合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把犹太人定居点和巴勒斯坦人的定居点隔离开来，每年对约旦河西岸开放22万个工作岗位，允许22万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工作。白天去以色列上班，晚上回约旦河西岸住。要想去以色列打工，就要获得以色列的签证。有了签证，就可以去以色列打工了，工资还挺高，年薪约1.5万美元，约合11万人民币元，比大部分中国打工人的工资都要高了。这说明，只有与以色列实现和平，才能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么，有人会问我了，既然你把阿巴斯说得这么好，那他有没有“原罪”呢？我看也是有的，因为阿巴斯从年轻时就加入效力的这个法塔赫组织，早年也是靠武装暴力手段反抗以色列起家的，恐怖爆炸的事情也没少干。

这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跟阿巴斯有关的一段历史传闻——

1985年，巴解组织劫持了意大利“阿基莱·劳罗”号游轮。看到船上有一位坐轮椅的69岁美国残疾老人克林贺夫，巴解士兵居然残忍地将这位老人推入海中。

1994年，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因为与以色列总理拉宾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记者会上，有位美国记者认出站在阿拉法特身后一位幕僚就是那场劫杀案的组织者，就站起来追问他：“请问，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没想到那位幕僚居然回答：“或许他想游泳吧！”

而后，阿拉法特与他一同相视大笑。

而这位幕僚，就是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巴勒斯坦现任总统——阿巴斯。

这段历史的真伪我不敢完全确定。如果是真的，那么阿巴斯就是有“原罪”的。早年法塔赫曾经做过的恶，阿巴斯都是有份的。但是，阿巴斯所在的法塔赫组织在1993年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的那一刻起，就“从良”了。而阿巴斯，无疑是法塔赫“从良”的关键推手。正是在与以色列谈判的过程中，原先动不动搞爆炸、以武力逼迫以色列谈判的法塔赫逐渐变得温和，更倾向于以外交手段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非一味诉诸军事手段。尤其是阿拉法特逝世、阿巴斯成为巴勒斯坦最高领导人后，虽然与以色列也有斗争、矛盾也不少，但从未以军事暴力手段对付过以色列。

其实，几十年来为中东和平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阿以双方的很多领导人，早年都是有“原罪”的。

比如，1979年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的以色列总理贝京，早年是主张以暴力获得巴勒斯坦地区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尔贡组织的领导人。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针对英治巴勒斯坦政府发动恐怖袭击，袭击目标是设于大卫王酒店内的政府总部，这起爆炸案共造成91人丧生，46人受伤。在巴勒斯坦被英国托管期间，这次伤亡最严重的袭击是以英国为目标的，史称“大卫王酒店爆炸案”，而策划这起恐怖袭击的主导人，就是贝京。贝京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有名的恐怖分子。可以说，当年伊尔贡干的事情，跟今天哈马斯干的事情，没有太大差别。贝京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出身右翼利库德集团的总理，以对阿拉伯世界强硬著称。然而，谁能想到，贝京这样一位以色列右翼鹰派总理，竟然成为与阿拉伯世界和解的第一人。

再比如，在阿拉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与以色列实现和解并建交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曾经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主要发动者。萨达特本来是带领埃及一度打败以色列的“战争英雄”，后来又成为与以色列和解的“和平英雄”。作为“战争与和平的英雄”，萨达特由“鹰派”转为“鸽派”的形象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再比如，1993年与巴勒斯坦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又在1995年被本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刺杀身亡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作为“和平英雄”家喻户晓。但他的前半生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打了27年仗的拉宾，最后跟巴勒斯坦人化干戈为玉帛。1992年，拉宾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他变了，他像萨达特一样，由“战争英雄”变为“和平英雄”，以奔赴沙场一般的勇气投入了和平的新征程中。

再比如，2006年启动单边和平行动、结束对加沙占领的以色列总理沙龙，早年却是以色列家喻户晓的“战神”，以征战一生、杀伐果断、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强硬而闻名于世。一将成名万骨枯。然而，2006年沙龙执政后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启动了单边和平行动，结束了对加沙长达38年的占领。这一系列重大举措，让晚年沙龙实现了从狭隘鹰派人物到理性政治家的历史性转变。令人唏嘘的是，他的转变太晚了，命运没能给他足够的时间。不久，沙龙便中风倒下、不省人事。也许由于当年沙龙病倒这样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历史就被彻底改写了，直到今天巴以和平的前景仍遥遥无期。

我列举了这么多的人物，在于说明，阿巴斯也好，贝京也好，萨达特也好，拉宾也好，沙龙也好，这些中东几十年来的风云人物，其实都是有着历史的“原罪”的。但关键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由好向坏转变，还是由坏向好转变，对于他的历史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回到阿巴斯本人这个话题上来。现实告诉阿拉伯国家，告诉巴勒斯坦人，也告诉阿巴斯，以色列是客观的存在和搬不走的邻居，是消灭不了的，把以色列人“赶进大海”是不现实的，与以色列和平相处、实现关系正常化才能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才是长治久安之道。战场厮杀能决定一时胜负，互示强硬也能赢得国内民粹的叫好，但却解决不了长久安全。实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比邻而居、和平共处，不仅是巴以人民世代梦想，也是地区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望。而阿巴斯，正是巴勒斯坦内部难得的温和鸽派，也是巴勒斯坦高层乃至阿拉伯世界较早清醒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者。

今天阿巴斯治下的约旦河西岸，比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地带和平得多，人民生活也富裕幸福得多。约旦河西岸，对内实行相对世俗化、对外实行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政策；加沙地带，对内实行宗教神权统治、对外实行极端的反以色列政策。一个族群，两块地域，两种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一国两制”了。同为巴勒斯坦人的地盘，却是天壤之别。这本身就说明，只有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才能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才是巴勒斯坦唯一的生存立足之道。

破解巴以冲突的唯一之道，就是不再纠缠历史，而是着眼现实和未来，巴以两个民族共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共存、比邻而居，谁也别想撵走谁，谁也别想吞并谁。可惜，这个道理，有的巴勒斯坦人（如法塔赫）明白了，有的巴勒斯坦人（如哈马斯）不明白或装不明白。

在中东这块土地上，要实现和平，像以色列这样的强者需要做出痛苦让步，像巴勒斯坦这样的弱者也需要面对痛苦现实。在中东，在世界，人们在呼唤新的和平勇者，呼唤更多的主政者像阿巴斯这样实现从激进政治人物到理性政治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