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6年10月25日下午，长江两岸细雨霏霏，秋风瑟瑟。此时，在武汉市区的一栋豪宅里，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五十六岁的杨永泰正准备去日本驻汉口领事馆赴宴。按照以往的习惯，杨永泰每次出门必穿上防弹的钢夹背心，但这一次，因为目睹一只老鼠从衣柜中窜出来，杨永泰觉得很晦气，便打消了穿钢夹背心的念头。
缺少了这一层贴身的保护，出门之后，杨永泰的感觉很不好，一行人来到长江岸边准备过江时，他突然改变既定的安排，省府专轮照开，但他没有上去，而是改乘了一艘乘客较多的普通渡轮。
这个狡猾的举动让杨永泰多活了一个下午。
当时，混在对岸人群中的两名枪手陈燮超、龚伯舟正紧紧地盯着省府专轮，准备执行刺杀任务。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杨永泰会跻身在普通渡轮上，因此错失了一次下手的机会。
但两名枪手并没有放弃。
杨永泰钻进奥斯汀轿车扬长而去后，他们重回省政府专用码头，并且躲进了一间早已闲置不用的旧票房里。
下午五时左右，杨永泰参加完宴会后，再次来到长江码头。见目标终于出现，两名枪手飞身跃出，以极快的速度朝杨永泰连开数枪。杨永泰的后脑、左肩、右背均被击中，当场倒地，惨不忍睹。
眼看自己快不行了，杨永泰最后对身边侍从人员说：“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呢。”
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消息一经传说，朝野上下众说纷纭。有的说是CC系干的，有的说是复兴社干的，有的说是胡汉民亲信干的，有的说是“湖北王”何成浚干的，甚至还有人说，蒋介石的嫌疑也不小，而蒋介石却怀疑，杨永泰之死是共产党所为。
一个人物，当他的死能牵扯出四面八方来，这足以说明此人树敌颇多，绝非善类，同时也预示着他的死最终只能被当局拿来利用，真相永不可能被打捞上岸。
有一种说法，军统戴笠受命调查此案后，得出的结论是杨永泰死于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意思是说没有哪位大佬是幕后主使，他是因为亲日被爱国青年锄奸锄掉的。国民政府后来公布的结论则更有利用死人的意味，杨永泰之死与众多当红人物均无干系，胡汉民的亲信、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是幕后凶手。很显然，这是蒋介石想借杨永泰之死打击老对头胡汉民。
堂堂一方大员，最后竟是这样一个凄惨不明的结局，想来也真是够悲哀的。然而，当时朝野上下却无人真正地同情他，相反大家早早地为他准备了一个近乎是诅咒的谶语“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
看到这样的谶语，不免使人发问，这杨永泰究竟做了什么，竟如此地招人诅咒，让人痛恨？
一笔写不出“恶”字，咱们今天就展开来讲一讲——
杨永泰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高州地区一个殷实之家，早年间接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十七岁时中过秀才，但二十岁后，他便放弃了科举的想法，转而考进了广州高等学堂，一年后又转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
对于早年的这个选择，杨永泰一度很得意。后来他曾回忆说，那时候我就感觉到科举没落了，是没有出路的，年轻人要想有前途，必须走新式的道路。
杨永泰的鼻子的确很灵，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顿时被困在死胡同里，万念俱灰，痛不欲生。而杨永泰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得益于“先见之明”，他非但没有陷进死胡同，相反觅得了一条涉足政坛的捷径。
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杨永泰就看到了一种趋势，在革命潮流的压迫下，腐朽不堪的清廷若想赢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必将选择君主立宪作为国家政治的落脚点。因此，从政法学校一毕业，他就干起了《广南报》的记者，并竭尽全力为君主立宪摇旗呐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8年，二十八岁的杨永泰以刻意展现出来的才华以及鲜明的政治主张，如愿以偿地当选了广东省咨议局议员。
乘着这股顺风，到了1912年，三十二岁的杨永泰更进一步，成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然而，当他满面春风地来到京城，准备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他才发现寄托了巨大的希望的捷径，尽头也是一条死胡同。
正当权的北洋军阀要的是武夫当国，根本不容国会染指权力。1914年春天，手握大权的袁大头为扫清”称帝“障碍，干脆废掉了国会，无奈之下，杨永泰只好离京南下，来到上海，再寻出路。
在当时，作为一个南方人，且与北洋军阀素无渊源交道，杨永泰想重新跻身政坛，有所作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加入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
意识到这一点后，杨永泰携带先前攒下的政治资本，从上海返回广州，加入了滇军将领李烈钧的幕府。李烈钧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门生故旧多，活动能量大，不久便叫他做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下属的财政局局长，负责筹备粮草。
这是杨永泰混迹“革命”阵营的开端。
1916年袁大头众叛亲离，忧愤而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会重新恢复。此时，旧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已分裂为几大派系。其中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和时任农商总长的谷钟秀等人，为了壮大己派势力，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笼络一批旧革命党人组织出一个政学会。
这时的杨永泰已在政治油锅中滚过多道了，他深深地知道，在纷争不断的乱世中想站住脚，背后必须得有靠山，而这个政学会恰好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拿出浑身能耐，积极主动地加入进去，并且成了政学会十三名干事之一。
杨永泰后来被称为国民党“政学系”大头目，根源就在这里。
1917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争斗不断，7月，“辫帅”张勋被利用，发动丁巳复辟。段祺瑞趁机发兵，先驱逐张勋，再逼迫黎元洪下台，进而又以再造共和之功登上权力宝座。
段祺瑞再次上台后，拒不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为捍卫革命，毅然举起护法大旗，并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由孙中山担任；元帅两人，由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担任。
军政府刚成立时，孙中山对杨永泰十分看重，私下里曾表示，希望他能够担任军政府的财政厅厅长。
追随孙中山，而且还是担任军政府的财政厅厅长，如果杨永泰是个纯粹的革命党，理应从命。然而，面对孙中山的邀请，此时的杨永泰却露出了投机政客的丑陋嘴脸。
无论是老政学系，还是新政学系，本质上都是热衷阴谋算计、极好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得知杨永泰面临选择，张耀曾等人纷纷站出来阻挠——孙中山没有实力，只是个空架子，只能利用，不可追随。这个时候，唯有投靠实力派，才会更有前途。
杨永泰深以为然，于是乎，他做出了日后让众多国民党大佬极为不耻的投机之举，表面上他举着孙中山这杆旗，私下里却投靠了西南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
因为受到西南军阀、投机政客的排挤，护法运动进行不久，孙中山就被架空，最终愤然出走。
杨永泰这个人，之所以招人恨，除了热衷投机，还有一点也很要命，一朝得势，他只对谋利感兴趣，根本不屑于谋身做人。
背叛孙中山之后，广东督军莫荣新觉得杨永泰很像鹰犬，便赏了他一个肥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得到这个肥缺，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和伪饰，很快，杨永泰就露出了他的丑恶嘴脸。一方面，他贪婪成性，在辖区内肆无忌惮地搞钱，另一方面，即便是政学会的兄弟同仁，也难挡他得意忘形的”官僚“架势。
政学会老人就曾讲过，当时，政学会每月需要两百毫洋的活动经费，杨永泰上任广东财政厅长时，曾答应负责这项经费。可没过两个月，情况就变了，每次向他索要经费，他都是一副高高在上，很不耐烦施舍的样子。为此，有不少人暗自骂他，小人得志，怎能长久。
但是，乱世之中，小人因为不择手段，没有操守底线，往往会越骂越来劲。杨永泰的野心很大，在广东财政厅厅长任上搞到钱以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打起了广东省省长的主意。
当时的广东政坛，派系林立，各位大佬都有自己的意中人，杨永泰混在其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有人劝他，不要盲动，得罪了实力派，得不偿失。
但杨永泰却相信自己的政治哲学。
乱世政治从来都是破罐子，只要找到裂缝，水就能渗进去。
杨永泰的渗透方式很简单，很粗暴，那就是拿钱大肆贿赂广东省议会。据一位当事人回忆：”（杨永泰）花钱多少，不悉其详，据说一个省议员有花到五六万毫洋者。“
果不其然，因为重金渗透，杨永泰最终成功绕过了陆荣廷等几位实力大佬的阻挠，于1920年4月，高调拿下了广东省省长。
上任伊始，杨永泰踌躇满志，很想在广州有所作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略了一点，广州是南方各派势力争夺的焦点，这里不光有投机的机会，更有致命的危机。
当时，粤系军阀陈炯明通过与汪精卫、段祺瑞勾结，突然发兵向广州席卷而来。此前占据广州的桂系军阀迎战不利，不久便溃散而去。见此险况，杨永泰恨叹一声，紧跟着就带着几年来在广州搜刮来的钱财，逃向了北京。
逃到北京后，杨永泰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当时正值北洋政府恢复国会，参议院需要改选，他竟然异想天开，将投机目标落在了正议长一职上。
政学会有人劝他，日下时局不明，南北纷争不休，万万不可孤注一掷。
但杨永泰却依旧迷信他的”破罐子“政治哲学，在他看来，罐子越破，他的胜算越大。因此，他不仅砸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向昔日的老上司岑春煊借了三万大洋。
这一场议长之争，起初的确在杨永泰的算计之内，但是，当他砸光所有本钱后，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可怕情况出现了，参议会的众多议员们觉得议长的竞争人选都不是什么好货色，于是他们开了一个会，最终决定干脆由各党派推出行政委员会代行议长职权，不要议长了。
一路投机钻营，到头来竟是这样一个悲催的结果，对于已经四十六岁的杨永泰而言，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老命！
杨永泰这个人之所以”值得“一讲，又或者他这个人究竟能给后世之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关键点就在这里，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年已四十六快知天命的男人，权丢了，钱没了，剩下的没有其他，只有一个臭名声，这样的人，后来居然又东山再起，飞黄腾达了，再后来居然又惨死在了长江岸边，他的东山再起究竟靠的是什么？他的后来惨死祸根究竟又在何处？
道理都在他随后”血淋淋“的历史里。
从北京一败涂地地离开后，杨永泰来到上海，基本生活一度窘困到需要在老友郑寿芝家借宿的程度。但暂时的寄人篱下，并没有让这个老男人躺平，他心有不甘，自信胸中还有利剑。
他认为自己不善谋身，唯善谋划天下，若想东山再起，当化繁为简，效法诸葛孔明，拿出当世”出师表“。
思来想去，杨永泰感到自己先前的风光，根基在桂系。现如今，虽说老桂系没落了，但新桂系正得势，于是乎，他抖擞精神，拿出全部才学，给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份万言书，主旨是李白如何才能中原称雄。
李白两人看了杨永泰的万言书，极为钦佩，但最后还是遗憾地放下了。钦佩而不用，据说是白崇禧的态度，一向孤傲的白崇禧认为，杨永泰过去的经历太过鼠首两端，这样的人在政治上靠不住，用之遇难可能会遭到背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得知李白无心启用自己，杨永泰失望之余并没有死心。之后，他放开眼界，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位深懂自己的说客，黄郛。
黄郛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早在二十年前，蒋黄二人便与陈其美一起结拜为兄弟，并且立下誓言：”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如今三弟定鼎大业急需辅佐大才，做二哥的当然有引荐之责。
黄郛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见膺白兄（黄郛）如此推荐，蒋介石对杨永泰似乎有了一些兴趣，可是一审视杨永泰的履历，蒋介石的兴趣随之就凝固的，他的看法与李白相似，此人污点颇多，毫无节操，膺白兄之所以极力举荐，多半是此人钻营的结果。
对杨永泰而言，蒋介石的冷漠态度，既在他的意料之外，又在他的担忧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他想明白了一点，自己毕竟不具备诸葛孔明的德性，而蒋介石也非刘备那样的仁义明主，要想打动此人，光有漂亮的说辞是不够的，非得递上他急需的利刃之谋不可。
怎样的利刃之谋才是蒋介石急需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