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连长私拿粉条，被刘邓处决，临刑前请求：别告诉我母亲

作者：武陟东旭

1947年10月15日，黄冈一个小镇的广场上，一个军人被捆绑着双手站在台上，将要被执行死刑。

“你们不能杀！”就在这时，场外有人喊道。

大家循着声音看去，说话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她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到了台上，老太太“扑通”一声给台上的邓政委跪下，哽咽着说：“饶了这孩子一命吧，要杀就杀了我这个老太太。”

邓政委赶忙上前，双手将老人家搀扶起来，他还没有说话，又有一个戴着老花镜的中年男子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地说：“首长，饶他一命吧，不然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刘邓首长

这时候，一个老绅士也拄拐杖，在一个孩子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来到邓政委跟前，声音颤抖地说：“首长，枪下留人，让他戴罪立功吧。”

他这么一说，台下群众也大声附和：“枪下留人”“戴罪立功”……

这个战士犯了什么罪，邓政委要将他处决？老百姓为何纷纷为他求情，最终邓政委将会如何决定？

1947年6月底，为了粉碎蒋军对陕北和山东根据地的重点进攻，刘邓出其不意，率13万大军像一把尖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蒋军腹地中原。

刘伯承做动员

蒋氏果然惊慌失措，下令白崇禧从山东等地调兵遣将围剿。

这一来，陕北和山东我军的压力大大减轻，刘邓大军却陷入了数十万的大军的包围之中，危在旦夕。

刘邓首长从容镇定，指挥大军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周旋、厮杀。

经过一个月的浴血奋战，刘邓大军在付出了牺牲代价后，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他们先后越过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许多障碍地区，于1947年8月中旬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区。

大别山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这里的群众拥护我军，痛恨蒋军。

白崇禧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大别山的石头也被赤化了”。

因此，敌人对这里的群众恨之入骨，我军每次转移和撤走，蒋军卷土重来，都会对这里的群众“秋后算账”。

久而久之，这里的老百姓都被蒋军整怕了。

因此，听说有一支队伍将要到大别山，老乡们也十分慌张，带着所有能带走的粮食和衣服，扶老携幼向山中逃亡。

刘邓大军到大别山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歼敌，而是如何生存下去。

出发的时候，上级给了89万元经费，经过两个月已经花完了，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

刘邓原来计划是依靠延安派人到大别山来，解决他们的困难。

但是，毛主席9月23日发给刘邓的电报说：“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万万不可依靠后方……”

刘邓接到的电报

但是，老百姓大多都已经离家避难，即使有了经费，找不到人，也没有地方买。

眼看寒冷的冬天即将来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夏装，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这让刘邓首长心急如焚。

因此，让老乡回来，是当务之急。

要想在大别山站住脚，必须让老百姓回来，前提是得到大家的信任，树立良好形象。

虽然老区人民拥护当年的红军，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现在来的部队是不是当年的红军？老百姓不了解。我军光宣传还不够，而是用行动取信于民，赢得群众的拥戴。

因此，刘邓首长认为必须严明军纪，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制定了更严格、细致的军纪：士兵枪打老百姓的，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等等。

纪律规定公布后，上下震动，没有人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但是，还是有人无意中触碰了红线。

1947年10月13日，刘邓大军来到湖北黄冈团风县总路咀镇，经过一天的行军，大家又累又饿，嗓子也渴得冒烟，想到老乡家讨点水喝。

可是，大街上空荡荡的，别说是人，就连一条狗都看不到。

家家户户紧闭房门，这里的人早已跑光了，镇子里店铺自然也都关了门。

14日这天中午，刘邓首长从大街上经过，突然看到一名军人从一家店铺中走出。

他肩扛一支步枪，刺刀上挑着一匹花布，手里提着一捆粉条，腋下还夹着几张纸，从一家店铺里走出来。

“看来，他是负责采购的，是个阔佬。”刘伯承打趣道。

邓政委“嗯”了一声，语调突然变了：“不对啊，这店掌柜不在店里。”

刘伯承一看，可不是嘛，这名军人出来之后，店铺的门是虚掩的。

邓政委到店铺门口一看，老板确实不在，不知道干啥去了。

他让刘伯承在原地等，自己立即加快脚步追赶那名军人，一边追一边喊“你给我站住”。

那名军人听到喊声，回头一看是首长，立即停下了脚步。

“你买的布匹和粉条一共多少钱？”邓政委气喘吁吁地问，他没有直接责问，因为暂时还不能断定是怎么回事。

“我见店里没人，就……”军人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

其实邓政委不希望是这样，但怕什么来什么，竟然真的是这么回事！

邓政委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严肃地问道：“你是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

“我是野战军警卫团三连副连长，名叫赵桂良。”军人回答道。

“小赵，你好糊涂。”邓政委说。

这时候，赵桂良想起了上级颁布的军纪，脸色大变，声音微微颤抖：“首长，我马上送回去。”

没等首长回话，他已经急转身，大步小步向店铺跑去，可是已经晚了。

到了店铺门口，刘伯承首长正在给老板道歉：“掌柜的，我一定调查清楚，严肃处理。”

掌柜的一脸怒气地说：“太没规矩了，转个身就把东西拿走了，跟土匪军队有什么两样？”

听到这话，赵桂良呆立在店门口，一动不动。

赵桂良和刘伯承认识，看到拿东西的曾经是自己的警卫人员，刘伯承气得脸色铁青……

赵桂良说得没错，他当时到镇上买东西，看到掌柜的没在，就顺手拿了一卷花布、一捆粉条、几张白纸和两支毛笔。

花布是给战友做棉衣的，粉条是给首长准备的，纸笔是办公用的。

总之，拿那几样东西，赵桂良都不是给他自己用的。

刘伯承让赵桂良给掌柜的算了账，也道歉了，取得了掌柜的原谅。

但是店门口已经站了好多人，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行军中的刘伯承

回去后，邓政委听了事情的经过，长叹一声：“好可惜啊，司令员你说怎么办？”

刘伯承听了，心情很沉重，他明白邓政委这句话的含义。

部队刚作出规定，抢劫民财者要枪毙，还能怎么办？

如果犯事者不是自己的身边人，或许还好通融，因为这事跟贺敏学事件还是有所不同的。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贺敏学因为耐不住饥饿，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一座喇嘛庙，喇嘛举报他拿了里面的钱。

结果，贺敏学被师首长当即枪毙。

不同之处在于，贺敏学当时进的是喇嘛庙，很敏感。

而赵桂良并没有做太出格的事，而且也取得了掌柜的谅解。

还有，军纪说“抢劫”者杀，赵桂良最多算是偷盗，并不够杀头。

可是，赵桂良不但是自己的警卫人员，还曾经两次在危急关头，舍生忘死救过自己。

正因为这样，刘伯承反而不好去护犊子，他一时心乱如麻。

沉吟良久，刘伯承还是坚定地说：“按规定办！”

听刘伯承表态了，邓政委立即对保卫科长张立轩说：“通知部队，明天召开公判大会，还要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参加，来的人越多越好。”

当天晚上，刘伯承对保卫科长张立轩说：“你去告诉小赵，我和邓政委非常难过，可是不这样做就会失去人心，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部队的处境。”

赵桂良听了心情平静，他没有再为自己辩解，低下头来，沉默不语。

“司令员说了，你什么要求尽管说，组织上会考虑的。”张立轩说。

赵桂良听了，抬起头，哽咽道：“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组织上不要把真相告诉我的老母亲，就说我是战死的，她已经70多岁了，怕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次日上午，公判大会如期举行，谁也没有料到，群众和战士纷纷求情。

文章开头戴眼镜的中年人，是那家杂货店的老板，他恳求说：“人生谁能不犯错，让他戴罪立功好了。”

战士们也提出请求，希望能让赵桂良到前线杀敌。

警卫团长也说，赵桂良平时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他对战士体贴入微，曾经多次替他们站岗……

但刘邓首长不为所动。面对在场的群众和战士，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的处决命令。

李达非常难过，短短几行字，他读了几分钟，几次停顿，语气沉重。

会场气氛也更加沉重，不少战士和群众掉了眼泪，有的还哭出了声。

十时许，赵桂良被押上临时刑场，随着一声枪响，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邓政委发表了讲话：“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跟人民是在一起的，谁违反军纪，赵桂良就是榜样。”

刘伯承在给部队讲话（资料图）

刘伯承也讲了话，他语调沉重地说：“赵桂良是个好同志，他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教育好；如果他的死能够取得群众谅解，能让战士们更遵守纪律，有利于我们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在九泉之下会安息的。”

“我们还要通知地方，厚待和照顾赵桂良的亲人。”刘伯承说。

说到这里，让我们想起了蒋军将领张灵甫杀妻案。

张灵甫杀妻民愤极大，本来该判处死刑，但是南京军事法庭却只了有期徒刑。

同样是部下违纪，我军执法严明，蒋军却徇私舞弊，谁胜谁败，答案早就已经有了。

参考文献：

1.《刘邓大军南征记》，杨国宇，河南人民出版社

2.《刘邓大军铁的纪律》《中国教育报》，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