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

百年前，羸弱的清朝亡国没多久，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文化进行清算。

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浪潮中，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倡导“文学革命”，自此，中国现代文学兴起。

胡适创作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于1917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 ，向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许怡荪抄录的四页胡适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记述文学革命缘起。

一直以来，人们对现代文学的缘起总是着眼于《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却忽视了文学革命、文学流派、文学论战的依托平台——报刊！

如果说，当下是一个“人人都是作者，人人都是读者”的新媒体时代，那么报刊就是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新媒体”。

如果没有《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想找到阵地恐怕不太容易，更不要说胡适、陈独秀会不会写《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即便写了又在什么地方能刊发呢？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教授，曾以审慎而清醒的态度，察觉到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揭秘现代文学崛起的奥秘就隐藏在报章之中。

陈平原先生与他的书房

陈平原教授指出，“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来说，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与大众传媒结盟，不仅是获得发表园地，更深入影响其思维与表达方式”。

是文学革命的发源地

说到“文学革命”，一般指称五四新文化人的工作。

但陈先生指出，一场成功的思想、文化、文学上的“革命”，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稍纵即逝，必然包括酝酿、突破、巩固、定型。

晚清梁启超等极力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也应纳入视野。

1892 年韩子云独力创办《海上奇书》，主要发表自己的长、短篇小说，再配上一些前人的笔记、小说，方才对日后的文学革新产生影响。

因而，现代文学的缘起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不仅“提倡有心”，而且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所谓的“文学革命”才是真正获得成功。而那时的文学作品正是发表在报刊中。

报刊，落实到文学生产，是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以及刊载文学作品的综合性刊物。

一般说来，因篇幅及读者定位不同，专门杂志与报纸副刊的面貌应有很大差别，可具体到刊发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二者的功能大致相同。

专门的文学杂志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礼拜六》《小说月报》《创造》《语丝》《新月》《现代》等，固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但综合性杂志如《新民丛报》《新青年》等，其功用同样不能忽视。

至于报纸的副刊，名目繁多，涉及范围甚广，但仍以文艺副刊的影响最大。

从《新小说》开始，每批作家、每个文学团体都是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其艺术主张的。

不是出版商办杂志，而是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作家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报刊上发表后才结集出版的。

是文学时代的中心点

毫不夸张地说，从五四到北伐，是一个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报纸副刊与专门杂志并驾齐驱。

报纸副刊读者数量众，社会影响广，五四运动以后，“副刊成了发表新思想，开拓新文艺的自由园地”。除了1920年代“四大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刊》《京报副刊》，19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申报·自由谈》《世界日报·文艺周刊》等，也都曾在文坛上引领风骚。

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尔、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由副刊刊载来和读者对面。

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

正是大众报刊激荡着现代文学。在陈先生看来，报章不仅足以代表“一个时代”，而且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

是文学体裁的改造场

关注报刊，当然不只是因其提供了发表园地，更因其可能引发文学或思想潮流。

从《新小说》创设“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的《小说丛话》，提倡小说界革命；到《新青年》借“通信”与“随感录”等形式，批判孔教并主张文学革命；再到《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因刊出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发影响极为深远的古史大讨论。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这种不避讳尚未成熟、不惧怕引起争论的心态，大大活跃了文学界及学术界的气氛，刺激了新的文学及学术潮流的形成。

陈先生以小说为例，认为进入现代，报刊登载几乎成为小说面世的首要途径，不仅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家要考虑读者需求，以至每一天的章节段落都要“自成起讫”；连鲁迅写《阿Q正传》，于《晨报副刊》连载，也不得不用了顺应报章特点的相应文体，九个章节，各成故事，连缀成篇。固然是杰作，但因报章影响，却不免删削凝练。

报刊这一载体，对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之“干涉”一至如斯。文学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也很难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了，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

作家不再拟想自己是在说书场中对着听众讲故事，而是明白意识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给每一个孤立的读者写小说。

一旦意识到小说传播方式已从“说—听”转为“写—读”，那么说书人腔调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在逐步取消“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说书套语和楔子、回目等传统章回小说的“规矩”的同时，许多原来属于禁区的文学尝试——包括叙事方式的多样化，也都自然解冻了。

是文学流派的聚集点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运作模式，既根基于相左的文化理念，也显示不同的编辑风格。

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虽然背靠群益书社，有一定的财政支持，但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厚稿酬来聚集作者。并且直接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

《新青年》

众多洁身自好、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者，借报刊为媒介，集合同道，共同发言，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

所以陈先生认为，世人心目中的“《新青年》同人”，已经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社团及其主办的文学刊物或报纸副刊，都有明显的群体或集团意识。

于是，文学流派便与报刊相辅相成。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为阵地；创造社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为阵地；新月社以《新月杂志》为阵地。

陈先生指出，文人学者办杂志、编副刊，不同于职业编辑，在于其有明确的立场与趣味，其选择去取，即便无心，也都大有深意。你态度越是认真，越是自认出于公心，越可能“排斥异己”。

“垄断”与“反垄断”的争鸣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排斥异己”其实没什么不好。需要警惕的是，借助政治权力而垄断文坛或学界。如果不是这样，各方都充分发展自己，在自由竞争中达成文学创作的繁荣，岂非幸甚？

陈先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谓的“公共空间”，并非出入自由，各方发言的机会并不平等。处于劣势的，一般都会以“反垄断”为主要诉求。

《新青年》之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他人造成压迫。不管是否有意“排斥异己”，《新青年》的走红，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其占据中心舞台，确有走向“垄断舆论”的趋势。

因此，《学衡》奋起抗争。可惜《学衡》诸君不只文化理念与时代潮流相左，其表达方式也有明显的缺陷——引证繁复，语言啰唆，加上卖弄学问，哪比得上《新青年》同人之思维清晰，表达简洁，切近当下生活，而且庄谐并用，新诗、小说、通信、随感一起上——因此，其“打破垄断”的愿望，没能真正实现。

《学衡》

在文学领域，你可以反抗政治迫害，也可以埋怨经济压力，但很难将自家的无所作为归咎于同行的“挤压”。对付所谓的“垄断”，唯一的办法便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正是在此意义上，陈先生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描述为若干著名的文学社团及其所主持的杂志副刊竞相争奇斗艳的历史。

是文学论战的角斗场

文学领域里的“争奇斗艳”，既包括作品，也包括言论。

从晚清的雅俗之争，到五四的文白之辩，再到1930年代有关“大众语”“京派与海派”“小品文”等论争，你会发现，文坛无时无刻不处在亢奋的状态中。

这既是文学酝酿突破且充满生机的表征，也意味新媒体对文学事业的潜在影响。不是所有的论争都关系重大，这里包含着媒体自我炒作的嫌疑；即便关系重大的论争，其吸引公众目光的刻意，也表露报纸杂志的技术与口味。

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文化界，绝少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论战”。这与报刊文章容易简化、趋于煽情不无关系。

陈先生指出，真正的“辩论”，需要冷静客观，需要条分缕析，而且对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学识智力有较高的要求。但是大众传媒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因而，夸张的语调，杂文的笔法，乃至“挑战权威”与“过激之词”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佐料，所以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辩论。

在陈先生看来，《新青年》有钱玄同、刘半农联手制造的“王敬轩事件”即为一极端。日后，鲁迅与陈源的论战，与梁实秋的论战，与太阳社的论战等，少讨论，多意气，用词狠刻，场面火爆，“战”自不虚矣，这恐也为媒体所喜闻乐见也。

钱玄同（左）与刘半农（右）

在一个以“运动”或“思潮”为主线的文学史图景中，理论家及文学活动家占据重要位子，至于像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这样很难归类的作家，则容易受到冷落。

不管怎么说，以报刊为角斗场的文学论战便如陈先生所论述的那般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学的性格与进程。

如何看待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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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增订版）

作者：陈平原 著

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本次新版，作者对内容做了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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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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