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银行，明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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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先锋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行地，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这里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随着民营经济在这里不断壮大与发展，金融活动也愈发的活跃，因此温州也自然而然成为了金融改革的试验田。

1984年，当温州环南机电厂厂长杨嘉兴准备大干一场时，却遭遇了多家银行的闭门羹，理由是国家银行没有向非国有企业贷款的规定。

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不甘低人一等的杨嘉兴便下定决心，创办一家专为小企业和个人服务的“民间银行”，在得到了时任鹿城区区委书记王思爱的鼓励后，他对此事产生了十足的信心。

可却在人民银行那里碰了钉子。

“你想办一家私人银行，怎么可能？”

当他还想再咨询其他问题时，工作人员索性直接送客。

随后他又联系了其他几位出资人，募集了31.8万元，在工商方面完成了验资和审核，领到了工商营业执照，并决定于1986年11月1日正式营业。

然而开业前一周，温州人民银行的两位工作人员踏入了这家尚未开业的网点，口气强硬地告诉杨嘉兴：“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语气中丝毫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

接二连三的失败也让杨嘉兴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相关的金融政策里没有明确不许私人办银行或信用社，可他却做不起来。

抱着最后一搏的态度，他来到了温州市政招待所，因为在这里可能会碰到更大的领导—市委书记，经过几两天漫长的等待，他终于碰到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幸运的是，董书记并没有拒绝杨嘉兴的谈话请求。

这场对话，日后也将成为我国金融史上一场“破天荒”的对话。

在仔细听了杨嘉兴长达50多分钟的汇报后，董朝才站了起来，说：

“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就让你先来试点。”

当时的温州正身处以乐清为代表的“民间抬会”风波中，这场金融风暴在1985年至1987年两年时间里，造成了60多人自杀，200多人潜逃，8万多家庭负债。

可以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温州，理应拒绝这次尝试。

但董书记认为：通过国家机关认定、监督的民间金融机构，不但不会制造新的“金融风暴”，而且，为温州民营企业解决资金难问题，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1986年11月1日，在温州市委的整体协调配合下，“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如期开业了，开业的第一天，大家便积极来存款，数百人组成了队伍长龙，一直从信河街排到了嘉会里巷。

松台山上，鹿城城市信用社成立的消息让大家眼前一亮，纷纷讨论起了他的未来。

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也成为建国以来，全国第一家由私人兴办的股份合作制信用合作社，他的创办也使温州在1987年全面成为金融改革试点地区。

在后来的十余年中，数十家由民间资本主导的金融机构在温州应运而生，他们也直接促进了温州当地的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的崛起，民间资本的活跃，使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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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

1998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金融机构的不断壮大，加上房地产改革的东风吹到了温州，温州资本逐渐成为了全国资本市场的引领者。

正是在如此巨大的浪潮之下，在温州市委的主导下，由鹿城城市信用社在内的29家城市信用社、6家金融服务社和8家营业处整合成立了温州市商业银行（2007年更名为温州银行，下称温州银行）。

在温州模式以及温州资本双重加持下诞生的温州银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自然也扛起了建设温州，开发温州的重任。

但自成立以来，温州银行却是命运多舛，多次折戟于IPO之路上，至今仍在为上市做着最后的努力。

2008年，温州银行成立十周年之际，正式发布了IPO计划，踩着东风扶摇而上的温州银行很快便通过了上市辅导期，正当内部认为后续将一帆风顺时。

2009年，A股证券市场暂停新股发行，而这一次失败，仿佛也预示着未来的十余年时间里，温州银行将与IPO展开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2011年，一场席卷整个温州的金融风波使刚刚步入正轨的温州银行遭受重创，以 2011 年 9 月民间高利贷市场崩盘为标志，企业高负债、高投资所积累的原发性风险集中爆发。

大量企业和个人资金周转困难，破产倒闭，失踪跑路。据公安部门排查，2012-2014 年全市企业出险 1187家，涉及业主 1326 人，其中失联 693 人；个人债务出险 1109 人，其中失联 434 人。

2015年曾有媒体报道，这场风波给银行业造成的损失有可能突破2000亿元，仅2013年坏账核销总量竟占到全国银行业的28%。如果算上民间资本，这个损失的数字可能超过6000亿元，超过了温州一年的GDP总量。

至于温州银行的具体损失，虽未明确公布，但从去年底原行长吴华的审判书中可以略窥一二，根据判决书显示，2011年至2018年间，吴华违法放贷高达5亿，造成温州银行账面损失3026万元。

2014年，为了应对风波，温州银行决定赴港进行IPO融资，但在即将过会时，A股迎来了疯牛行情，温州银行内部则深陷“选择困难症”的困扰，举棋不定，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错失港股IPO的机会又无缘登录A股。

后来，又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与中金公司签订了上市辅导协议，但至今仍未有消息。

在成立的20余年中，温州银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忙活着上市，但到头来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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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有其表

2022年末，温州银行的股权拍卖再次让他成为了热点，阿里司法拍卖网显示，树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温州银行总计7800万股温州银行股权，于12月19日10时开始至12月20日10时止同时进行法拍。

相较于市场价的2.43亿元，此次该项股权的起拍价为1.7亿元，已经打了7折。但经过一天的拍卖后，最终仍尽数流拍。

而在此前的一个月，新明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温州银行合计4595万股股权也被分拆成23笔，进行为期一天的司法拍卖，起拍价合计约9745.99万元，较市场价同样降幅30%，最终于11月24日上午10时均因无人出价导致流拍。

连续两起流拍也从侧面反映了温州银行的现状，虽然业绩报表看起来不错，但业绩快速增长的背后，则是温州银行问题丛生。

根据温州银行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2023年上半年，温州银行实现净利润13.57亿元，同比2022年上半年3.66亿元增长270.77%。其中，净利润主要来自一季度，即当期实现净利润10.18亿元，同比增长201.18%；二季度实现净利润3.39亿元，同比上升1110.71%。

2023年一季度，温州银行营业收入为20.31亿元，同比增长32.12%，远低于净利润增速。而一季度资产减值损失为1.47亿元，同比减少76.63%。由此可见，该行净利润增长大部分来自资产减值损失的减少。

温州银行2022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该行实现净利润9.18亿元，较2021年增加7.20亿元。其中，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10.96亿元，同比下降33.60%。可以看出，2022年温州银行净利润的大幅提升主要是受益于信用减值损失大规模下降。

联合资信在评级报告中指出，2022年以来，温州银行营业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加之减值损失规模回落，其净利润水平显著提升，但盈利指标仍处于较低水平，考虑到其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未来减值计提以及盈利水平变动情况需保持关注。

此外，截至2023年6月末，温州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23%，较2022年末下降0.42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00%，较2022年末上升1.3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1.76%，较2022年末上升0.79个百分点。

自2021年开始，温州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虽未低于监管要求的7.5%，但已达该行近年最低值。2022年时，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8.65%，逼近监管指标要求的8.5%。

此外，在风险应对能力方面，2022年温州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到1.31%，同时拨备覆盖率仅为150.23%，相比2021年的188.77%下降了38.54%，已濒临监管所要求的150%。

曾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开局的温州银行何以走到如此地步，其背后高端金融人才的匮乏或许是罪魁祸首。

在金融业如此发达的地区，温州银行无论是业务发展，还是产品设计再到风控方面，都缺乏顶级的人才，尤其是总行级的高端人才。

多年来，温州银行的管理层，绝大部分出身于国有银行或监管机构的温州分支，缺乏总行的管理和运营经验，虽然在执行层面拥有独到的优势，但在战略规划方面能力则略显不足，明显无法与温州发达的金融业相配套。

尽管如此，一些平庸的管理层仍然可以在温州银行混上十几年。这种散漫的考核，放在平安银行、招商银行这样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温州，头顶金融改革先锋大旗，又是以民间资本而举世闻名的城市，作为大当家的温州银行，在这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也同样预示着温州经济走向何方。

温州的重新崛起，需要一个活力四射、富有特色的温州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