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鸿门宴：明朝酒桌文化击败荷兰船坚炮利

公元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大举进军亚洲，只用很短时间就遍布各繁忙水域。但也因此遭遇到各种抵抗，几乎需要无时无刻的在海上、河口以及沿途城市作战。要么偃旗息鼓、要么豪取一切，却唯独在体量最大的明朝遭遇到不同体验。

毕竟，荷兰人这次并非是被船坚炮利所击败，而是倒在更具侵略性的酒桌台面上。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武装商船

事实上，早在16-17世纪之交，部分荷兰武装装船已偷摸到明朝水域。但基于手头的有限情报，他们还是希望首先在珠三角水域打开局面。奈何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又惨遭据有澳门的葡萄牙竞争者抵制，只能尝试沿海岸线向北到福建寻觅机会。尤其是享有隆庆开关之便的九龙江口，以及作为重要锚地的厦门，是最为理想的落脚对象。

因此，东印度公司基于先前在广东的教训，朦胧意识到明朝官方对外来客抱有天然敌意。故而十分满足于同葡萄牙的有限合作，愿意在欧洲国家的冲突中偏向后者。这就迫使荷兰人更依仗于武力威慑，希望用封锁航运的方式逼迫福建当局就犯。为此，他们曾大举袭扰闽南-潮汕沿岸，还到鼓浪屿等军事重地搞上门踢馆。不仅惹的水师、官军相当疲惫，连持有许可证的地方商贾都非常不满。顺便还将澎湖列岛据为己有，充当长期经营的理想跳板。

九龙江口的厦门岛 一开始就成为中荷冲突的焦点

面对咄咄逼人的荷兰殖民者，明朝的福建当局根本拿不出什么效措施。首先就是因为技术差距，让他们很难凭借羸弱水师直接下逐客令。其次，只要九龙江口的封锁还在，花钱买执照的商船就无法顺利出洋。那么堪称晚明经济支柱的美洲白银，会被无限期截留在马尼拉。加之朝廷要员并无联盟意识，无法迅速向吕宋的西班牙人求援，便选择退而求其次的非军事手段。

1622年11月1日，有位名叫薛伯泉的商人突然乘舢板造访东印度公司舰队。他表达出协商之意，希望对方能派具备话语权的头面人物洽谈。两天后，这位明朝官方的代表再度返回，开始为依然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传递信件。随后又捎来喜讯，暗示有很大可能获得厦门地方官首肯，并把既成事实上报至福州的省级衙门。这让荷兰方面的几位指挥官都感到大喜过望，同意派出有2船人员组成的使团前去签约。丝毫没料到灾难已至，一场危机四伏的鸿门宴将呈现在自己眼前。

早期的东印度公司舰队 经常包括有大量单桅帆船

11月14日，舰队高司令克里斯蒂安-弗朗斯亲自出马，率领单桅帆船默伊登号和埃拉斯默斯号奔赴厦门本岛。除必要水手外，还另有约30人的使团成员。他们在次日安全登陆，并立即受到超乎寻常的高规格礼遇。譬如大量被送至码头的酒，以及态度与先前判若两人的笑脸相迎人员。但荷兰人并非没有警惕心理，极力避免与靠岸船只分隔太远。明朝官府只能继续抛出诱人条件，甚至不惜将隆庆开关后建立的航线都外包出去。这才打动弗朗斯本人，移步至专门的招待场所，期望尽快完成签字流程。

结果，料想中的签约仪式并未如期展开，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场盛鸿门宴。虽然克里斯蒂安在喝醉前，已招呼大部分随从返回船上待命，自己却没能架住明朝官府的酒桌攻势。因为相比于黄酒盛行的唐宋时代，深受蒙古文化影响的明朝已开始大量用蒸馏法酿造白酒。不仅远胜欧洲人日常饮用的啤酒，酒精度数还远在葡萄酒之上。随之兴起的酒桌文化，更是将劝酒、灌酒等技艺推至全新高度。这无疑会让深陷其中的荷兰人很不适应，最终在昏睡状态下沦为待宰敌酋。

17世纪 荷兰画家笔下的明朝文武官员形象

明朝恰好是白酒推广和酒桌文化兴盛的时代

17日傍晚，岸边的默伊登号见司令官等人迟迟未归，派1艘小艇前去询问状况。结果，不但没能问出个所以然，还直接被蓄势待发的驻军擒获。同时，明军还送来一批新酒，准备以毒杀计瓦解荷兰船只抵抗。眼看对方迟迟不上套，才亮出提早准备好的最后底牌，包括50艘征集来的纵火船+2艘配有最好火炮的水师战舰。

可惜，先前的鼓浪屿之战就已证明，明朝军队的纵火战术效率太低。哪怕对手只是2艘缺兵少将的小型单桅帆船，还呈现出非常有利的半包围态势，都无法确保百分百的一举歼灭。其中，默伊登号因船长克拉赫随司令官一同赴宴，舵手也在稍后被俘，处于糟糕的群龙无首状态。所以很快被蜂拥而至的火船点燃前帆与中桅，在惨烈的火药殉爆中被撕成碎片。附近的埃拉斯默斯号比较幸运，只派遣商务专员上岸，所以能很快做出临战反应。在匆匆击毁1艘火船后，又迅速靠机动能力摆脱另外2艘纠缠，从而能逃回九龙江口的舰队锚地。

鸿门宴过后 明军还是需要靠大量火船撑场面

如果只看眼前成果，明朝官方安排的这场鸿门宴无疑十分成功。在只损失1艘火船和少量人员的情况下，炸成1艘荷兰商船，还俘虏到包括司令、船长、商务代表和舵手在内的多名要员。

然而，上述胜利却无法为整个九龙江口解围。相反，愤怒的荷兰人继续执行航运封锁+定点打击策略，硬生生将本已暂停的攻势延长至47天。最后是因为弹药耗尽才不得不撤往澎湖暂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