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蒋介石把戴笠的两个孙子偷偷接到台湾，一个被留在大陆

1949年5月的一个深夜，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村戴公馆内，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反背双手，在房内来回踱步，不时长吁短叹，似有万千愁事。

他叫戴藏宜，是三年前坠机身亡的军统头子戴笠之子。

戴笠死后，戴藏宜从江山雨农中学校长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处长。1949年4月，杭州解放，戴藏宜逃回江山老家，开始谋划后路。

戴笠生前无恶不作，戴藏宜和他老子一样，也是坏事做绝。

沈醉曾这样评价戴藏宜：

“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不但写字相似，而且个性、习气、嗜好都相同，当然也包括好色。”

戴藏宜生于1915年，1940年加入军统，做过多少坏事，恐怕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但唯有一件事，让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小命不保。

那还是二十多年前，他老子戴笠种下的恶果。

1920年春，二十三岁的戴笠上山看守竹笋。一天，他看到一位妙龄少女提篮路过，不禁心生歹念，诬称少女要偷笋，将她拉住，欲行不轨。不料正在此时，一名彪形大汉跑来将少女救下，还把戴笠狠揍了一顿。

戴笠记仇，想去报复。经多方打听，知道那人叫华春荣，家住离保安村不远的化龙溪村，是一家纸行老板，兼任广度乡乡长。

看到华春荣有钱有势，又听说自己有个侄子戴善谋娶了华家女儿为妻，戴笠也不想着寻仇了，厚着脸皮跑去和华春荣攀上了亲戚。

华春荣为人正直豁达，看到戴笠有意改邪归正，也就不再把那事放在心上。

谁料戴笠狗改不了吃屎。

有一次，他趁华春荣不在，从他桌上偷了一封盖有纸行印鉴的信函，拿回家裁掉有字的一半，在另一半留有印鉴的空白处写了一封便函，到纸行的钱庄支取了一百块银元。

年底盘账时，纸行发现一百块钱对不上账，才知道被戴笠骗去未还。华春荣多次向戴笠追索，但他哪有钱还？华春荣无奈，只好让他写了份悔过书了事。

戴笠后来去了上海，认识了杜月笙，觉得自己有了身价。为免丑事败露，他给华春荣写信索要悔过书。可是华春荣收信后不以为然，既未回信，也没给他悔过书。这让戴笠大为不安，引为心病。

1941年4月，戴笠衣锦还乡，却仍然心病未除，想要回悔国书。他在家里设宴，请华春荣到家叙旧。可是华春荣此时已是共产党地下区委书记，自然不会与戴笠为伍，遂置之不理。

戴笠非常恼火，回到重庆后给戴藏宜发了封密报，让他秘密除掉华春荣。

1941年6月11日，戴藏宜将华春荣秘密杀害，又用毒药毒死了他的儿子。

华春荣遇害，地下党知道是戴藏宜干的，当然要为他报仇，在华春荣的灵堂上写下“不共戴天”四个大字，要让他血债血偿。

江山县解放后，戴藏宜携妻儿逃跑又被抓回，于1951年被处决，留下妻子郑锡英和三子两女，分别是：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chǎng]；女儿戴眉曼和戴璐璐。

郑锡英因无力抚养这么多孩子，把两个女儿托付给戴家厨师汤好珠收养，她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去了上海。小女儿戴璐璐后来夭折，大女儿戴眉曼在汤家隐姓埋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郑锡英到上海后，找到戴笠生前的护士长范娟理，请她帮忙安排生活。范娟理念故主之情，为他们解决了住房和生活问题，还为郑锡英找了工作。

按说，戴笠的后代生活在大上海，过着平静的生活，倒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结局。可是蒋介石却坐不住了。

戴笠之死，历来众说纷纭，不少人怀疑与蒋介石有关系，只是没有证据。

但戴笠生前因保密局尾大不掉而被蒋介石猜忌是事实；

蒋介石多次催促外出巡视的戴笠回重庆，参加将保密局化整为零的八人小组会议也是事实；

戴笠多次对同学周念行说“我将来不是死在共产党的手里，就是死在委员长的手里”也是事实。

不管如何，戴笠亡殁，让蒋介石去了一大心病，却也让他痛失心膂，在解放战争期间少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周总理为此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于是，蒋介石不知是出于对戴笠的愧疚，还是要验证一下毛人凤的能力，于1953年要求他把戴笠的儿媳和孙子接到台湾。并强调说：

此事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一定要把雨农的儿媳和孙儿平安接来台岛！

1953年12月下旬，台湾国民党少校特工王时叙秘密潜至上海，打电话给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福源。二人在电话中对完接头暗语，约好在一家饭店面谈。

当天下午，在南京路梅龙镇酒家。二人坐定后，王时叙递给黄福源一支香烟，并帮他点燃。

这支香烟里有预先放入的一粒仁丹，点燃后有一股特殊的药气，这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通过电台与黄福源约定的一个暗号。黄福源一抽就明白了，连说：“这烟好！这烟好！”

接到王时叙交给的任务，黄福源于第二天晚上在家设宴，招待上海市公安局负责户政管理的干警陆秉章。

酒酣耳热之际，黄福源拿一叠钞票，约有两千万元（旧币，合新币两千元）放到陆秉章面前，又拿出两条“大黄鱼”夺到钞票上，对他说：

“陆兄，恭喜你，财神找上门来了……”

随后，黄福源把要求告诉了陆秉章，并让他在开户口迁移证时，把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年龄增加四岁；戴以宽、戴以昶照旧；戴以宏改作王时叙，年龄增加三十岁。

黄福源说，王时叙是郑锡英的亲戚，他要带母子几人去香港投奔他的伯父。事成之后，还会有重谢。

陆秉章看到没什么风险，便收了钞票和金条，于次日把母子四人的户口迁出来，并按黄福源的要求作了改动。黄福源拿到迁移证后，又设法搞到出境证，然后把情况告诉了王时叙。

王时叙大喜，当天便偷偷来到郑锡英家，道明身份、来意。

郑锡英大喜，同意去台湾，只是对要留下二儿子戴以宏不舍得。王时叙一番劝说后，郑锡英只好同意，但希望能妥善安置好孩子。王时叙答应了。

第二天，王时叙找到黄福源，让他向台湾发报告知情况，要求按原计划派人到香港接应。并让他找陆秉章把戴以宏的户口迁往郊区，托人照料。

1954年1月7日，王时叙带郑锡英母子三人乘火车从上海赶往广州，随后准备从广州去深圳，然后通过罗湖桥去香港九龙。

不料去广州的火车晚点三个半小时，到广州后已赶不上去深圳的汽车，就只好找家旅馆住下来，等明天再动身。

王时叙考虑母子三人赶路两天挺辛苦，就带他们去外面饭店好好吃了一顿。不料吃完饭刚回旅馆，便被老板叫住，说有警察找他。

王时叙大惊，暗忖是上海黄福源出了什么问题。他强装镇定，问警察有什么事。

警察神情威严，声音凛凛：“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王时叙毕竟是受过多年训练的特工，心里惊慌，外表却镇定如初，把证件拿出来给警察看。

警察仔细看罢，问道：“你和沈凤英是什么关系？”

王时叙答道：“我是她小叔子，带嫂子侄子去香港投靠我的伯父王真如，他是成衣厂老板，住新界屏山唐人新村。”

警察把证件还给他，在一旁悄声说了几句，对王时叙说：“你们暂时不要离开广州，等候通知。”

王时叙点头答应。警察便让他们回了房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天晚上广州市公安局获报：

两广地区通缉的十万大山土匪头子麦罗汉携妻儿潜来广州，准备伺机外逃。公安局随即对全市旅馆进行地毯式搜索。

王时叙一行和麦罗汉一家的情况颇为相似，引起警察的注意，便对他们进行了查问。结果发现王时叙虽然外形、年龄与麦罗汉相似，但口音有异，便决定暂时不捕，反正水陆通道都已被封，他们也出不了广州。

这个情况，王时叙当然不知道。他回到房间后，极为忐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警察应该不是冲他来的，而是另有目标。于是决定还是不要冒失行动，碰碰运气再说，免得前功尽弃。

这个运气让王时叙等到了。

第二天早上，茶房过来通知他们，说公安局打来电话，可以离开广州了——当天凌晨三点，公安局已经抓住了麦罗汉，随即将怀疑对象全部排除。

就这样，王时叙带着郑锡英母子三人顺利出境赴港，之后转赴台湾。

蒋介石闻报，便安排了一次接见，和戴家母子合了影。

郑锡英后来一直住在台湾，她的大儿戴以宽赴美留学，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小儿戴以昶考上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实业公司任职。留在大陆的二儿子戴以宏原本由陆秉章抚养，陆秉章后来事败被抓，戴以宏被养母送进了孤儿院。

不过，这家孤儿院是宋庆龄当年资助开办的，生活条件不错，戴以宏顺利地完成学业。16岁那年，戴以宏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后来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支援边疆，去了农业第一线。几年后，戴以宏被调到安徽枞阳县，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又改行做了修理工。

至于被汤好珠收养的戴眉曼，1960年和一名汽修厂职工谢培流结婚，一直低调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1991年，戴眉曼前往台湾和母亲郑锡英相认。

虽然母亲当年被迫将她送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戴眉曼自己也已做了母亲，又怎能不理解母亲当年的苦衷呢？母女相见，母亲的愧疚和戴眉曼的思念，化作母女二人的滚滚泪水，喷涌而出。

后来看，蒋介石把戴笠的儿媳与孙子接到台湾，大概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或者寻求一种心理安慰罢了。至于王时叙为何让郑锡英把二儿子留下，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