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秦基伟回忆艰苦卓绝的坑道斗争

困难卓绝的坑道斗争

二十一日后，敌一面以各种手段围攻我坑道部队；一面调整部署，准备继续进攻。他们将美七师汉滩川以东的防务和进攻597.9高地的任务移交给韩二师，防我从汉滩川向其左翼出击；美三师接替韩九师担任铁原地区防务；韩九师主力东调金化以南史仓里作为战争准备队。敌人准备投放更大的兵力，继续向我上甘岭阵地进攻。

十月二十五日，军在道德洞召开作战会议，分析了上甘岭战争状况。目前我们减员较大，兵力有限，敌人一下子集中那么多的兵力和火力，看来是要大打出手了，其势正旺。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的同志考虑，是否可以暂避其锋，做战略退却。

兵团王近山代司令员给我打电话，也说了一个活话：“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打，二是撤。”

王近山同志是二野的一员战将，以战争作风勇猛、敢打硬仗狠仗恶仗而著称，但在上甘岭严酷的形势面前，这位硬将军也有点踌躇了，给了两个方案，让我挑选，实际上是逼我下决心。

参加十月二十五日作战会议的除军的领导同志以外，还有各师师长、政委。我说了个人看法。认为，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十五军的光荣，我们打得苦一点，兄弟部队休整时间就长一点，我们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打胜了，能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去一大截。战场上常常是这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更困难，这时候就要较量胆魄和意志。所以我提出，上甘岭战争要坚决打下去，就是要跟美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这是朝鲜战场全局的需要。

与会者的思想非常统一，都支持打下去。

会议还就战术问题进行了检讨。指出，我军反击出发地往往距目标较远，运动中被敌杀伤较大。另外战术动作也被敌人掌握了，反击时间总是十七时至二十二时，总是先经一次火力急袭，接着就是冲锋。敌人在我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便可以推断我冲击目标和路线，同时准备好拦阻火力，开始对我运动道路及坑道口实施拦阻，杀伤我二梯队。我们炮火延伸，敌人也作好了反冲锋准备，如此，反击往往失利。

以上战术检讨，在下一步的反击作战中，起到了具体的指导作用。

这次会议还研究部署了继续战争的有关措施。提出，为了将敌斗志彻底打垮，应集中打击占据597.9高地表面阵地的美军部队，先给美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样。占据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的南韩部队就会丧失斗志，易于收拾。

鉴于兵力不够，有的同志提出调四十四师部队增援上甘岭。我没同意。

我认为，眼下战争虽然集中在五圣山，但四十四师在西方山的预防正面一马平川，仍是敌人虎视眈眈的重要目标。一旦削弱西方山守备力量，敌机械化部队调头而去，打开西方山防线就如洪水决堤。因此，上甘岭方向越是紧张，西方山方向就越要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说到这里，要插一点想法。

上甘岭战争在敌人一方，称“金化攻势”，代号“摊牌计划”。从已经形成的事实看，“金化攻势”虽然是在上甘岭开始的，也是在上甘岭告以结束的，它似乎说明了，范佛里特的根本意图就是在于挑选我预防地势优越而预防力量薄弱的五圣山地区做为突破口。从敌人的兵力调动上也看不出他还有其它妄想的蛛丝马迹。但是，作为上甘岭战争的直接指挥者，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疑窦，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争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

只是由于我们在西方山上死死按兵不动，范佛里特才悻悻作罢。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部队，范佛里特极有可能回马一枪，打我们一个声东击西。他毕竟是机械化部队，撤出战争快，重新投入战争也快。那样一来，上甘岭战争就成了西方山战争，战争的最后结局是什么样子，那就很难想象。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动用四十四师部队。

鉴于四十五师严峻减员，军决定将二十九师八十六团除担任一线预防的部队外，抽五个连和八十五团担任预防的二梯队营投入597.9高地决定性的反击，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也抽五个连参加537.7北山的作战。

除十五军内部调整以外，兵团又调十二军三十一师及三十四师的两个团配属我军作战。以第九十一团作为597.9高地准备队，第九十二团、九十三团为军第二梯队。

当时三十一师师长吴忠尚未到任，师政委刘瑄和副师长李长林率部参战。刘瑄是我的老部下，曾经在太行军区当过团政委。他们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另外，我们还从军机关和直属分队抽调一千二百余名战士，为四十五师补充了十三个连队。军直的医院、文工团均派人抵近前沿。

我的警卫员王六也积极要求到前沿阵地。从感情上讲，我是舍不得的，这个小伙子跟着我也有一段时间了，不仅心细，而且很有思想，有时甚至能起参谋作用。在五次战争的时候，一架敌机向下俯冲，我当时正在观察，王六突然扑过来把我压在身下，站起来才知道，一梭子弹掠头而过。那一次要不是王六，我也早就“光荣”了：如今他要求上前线，也正是按照我自己提出的“婆娘娃娃一起上”的要求做的，我感到欣慰，临行时还把派克笔送给了他。这支笔还是一九四六年张蕴任同志从军调部带回来送给我的，我把笔送给王六，是希望他在战争之余加强学习，谁知这个优良的愿望没能实现。

王六同志下到前沿连队，战争中很勇敢，在十月三十日597.9高地大反击战争中，光荣牺牲。

敌人占据我表面阵地后，在两个高地上都布置了重兵防守，一面修建工事，一面使用各种手段对坑道口筑堡封锁，断绝水源，烟熏火烧，施放毒气。

我们的坑道被敌人炮击和炸弹轰炸越打越短，容积越来越小，人挤人不便行动，烈士遗体也只能临时停放在坑道里。

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大小便不能及时清理，伤员多而医药缺少，得不到及时治疗，坑道内硝烟、血腥、屎尿、汗臭使空气浑浊不堪，因缺氧经常导致人员窒息；极度缺水，战士们舔吮坑道壁上渗出的一点水珠，甚至以人尿解渴。

我们不断派部队往坑道送水、送水果蔬菜。除了后勤保证、慰问物品以外，军里领导还用自己的津贴买水果，在篓子上挂条，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祝福的话语，派人往上面送。以这种方式把暖和直接传递给坑道分队的同志。

虽然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几百米上千米，但这几百米上千米的距离确是险情密布的死亡地带，中间有敌人的几层炮火拦阻线和步兵火力操纵网，越是靠近坑道，遭敌杀伤越大。物资运输极其困难，为了送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往往有许多同志献出生命。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坚守坑道的同志忍耐极大困难，互相照顾，互相体贴，共度难关。

虽然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几百米上千米，但这几百米上千米的距离确是险情密布的死亡地带，中间有敌人的几层炮火拦阻线和步兵火力操纵网，越是靠近坑道，遭敌杀伤越大。物资运输极其困难，为了送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往往有许多同志献出生命。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坚守坑道的同志忍耐极大困难，互相照顾，互相体贴，共度难关。

为便于统一指挥，四十五师确定以坑道为单位组织党支部。一三四团二营教导员李安德进入597.9高地1号坑道后，把十六个不同建制的连队人员编为第一三四团八连，建立了党支部；一三四团四连指导员赵毛臣在597.9高地2号坑道里将四个不同建制连队的八名党员组成坑道党支部，另有五名团员组成团小组。

一三五团七连在坑道里七天缺水，当运输员刘明生将路上拾到的一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法时，张计法又交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忍着干渴，又将苹果传给一个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连长手里。连长流着泪，带头咬了一小口，再往下传，每人都只咬一点点，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吃完。以后《上甘岭》电影和教科书里都反映了这个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能够守住五圣山，为什么能够坚强不拔地抵挡住那么强烈的攻势？这个苹果的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做出答案。

还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叫王清珍，是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只有十七岁，她在五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护理二十多个重伤员，喂饭、换药、洗绷带，还要背伤员出洞解大小便。有个伤员嘴巴化脓，不能咀嚼，她先把饭嚼烂，像大人喂孩子一样一口一口地喂到战友的嘴里。还有一个腹部重伤的伤员，不能动弹，躺着解不下大小便，又憋又胀，十分痛苦。这个姑娘为了解除战友的痛苦，帮助伤员排尿，情操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

在上甘岭战争第二阶段的坑道斗争中，我们的战士就这样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革命军人的优秀品质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困苦。

当时，整个朝鲜战场其它地方的枪声稀落了，板门店谈判桌上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兵团、志司、军委乃至毛泽东主席，都紧密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志司和兵团不断打电话询问情况，探探我的口气，看看十五军还有多大决心。我们虽然连日酷战，困难重重，但心里清楚，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意味着胜利。因此，对上，我们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回答：“请各级首长和毛主席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争就要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