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默而鸣：中国共产党城市报人的三次办报调适（1937-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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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城市报人在1937-1956年间遭遇三次办报挑战：在国统区推出符合中共立场的“合法”报道、从资本主义社会新闻模式切换到社会主义社会新闻模式、如何做好全党办报下的“专业新闻工作者”。研究认为，解放前他们在国统区“戴着白手套”进行统战工作，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合法新闻宣传。解放后他们将“描红”和“尺度”作为其解放后适应办报环境、提高办报水平的关键词，以跟上社会变革趋势。这既是两种办报范式政治学范式与哲学范式在不同时代的办报实践中消长变化的体现，也反映了中共城市报人在范式互动中的心理结构调整，及其在历史趋势中的能动作用。

作者简介

吴自力，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队伍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项目编号：21FXWB00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三线’办报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研究（1937-1947）”（项目编号：21YJA860013）研究成果。

一

导言

关于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常见的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城市办报”与“农村办报”范式：认为中共报刊事业发端于城市，是一部从城市到农村、再由农村回到城市的党报史（丁淦林，陈巧云，2001）；延安《解放日报》代表的是红区策略，是农村派；重庆《新华日报》代表的是白区策略，是都市派（李金铨，2008：20）。二是南北范式：以办报地域分界，将延安等地办报称为“北方流派”，处于党内主流地位，重要人物有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等；而将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南方办报称为“南方流派”，被看作是党内支流，重要人物有胡愈之、夏衍、范长江、恽逸群、黄文俞等（罗韬，2010）。这两种范式（主要是“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范式）推动了红色新闻史上两种办报风格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过，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城乡范式或许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就1937-1956年间的中国共产党城市报人研究而言，一是与专职从事新闻宣传的解放区报人相比，分散于各城市的中共报人反像是兼职报人。如《新华日报》纯粹意义的专职记者并不多，“聚集在周恩来身边的知识分子，多数真正的身份乃是职业革命家”（伍静，2015）。可他们又必须以专业化、职业化的状态，才能活跃在国统区舆论场。二是《新华日报》在特殊时期发挥的超越一般党报的“组织者”功能在建国后趋于过时，但党报的“组织者”功能并未消失。作为能动性极强的职业个体，中共城市报人从革命党记者到执政党记者，面临职业再认同和身份再认识问题，以及适应全党办报、党委办报的问题。三是他们在适应的基础上，为更好地服务中心工作，如何重回专业化、职业化。

对于第一个问题，解放前奋战在国统区的中共城市报人，明显是从新闻、民众与政治的关系来开展新闻工作。对于后两个问题，如果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面临着否定既有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确立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任务”，是从政治学范式向哲学范式转移（刘海龙，2013）；那么重庆《新华日报》的改版“向党报延安范式看齐”（王雪驹，楚航，王润泽，2018），亦自是从政治学范式向哲学范式转移。显然，解放后的中共城市报人在办报上不仅面临表层的城乡范式迁移，还面临深层的认识论范式转换。但绝大多数没有解放区生活经历，也不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内工作的中共城市报人，并不一定能与《新华日报》一起同步完成这种范式更替。

而且，如果城乡范式足以解释中共两种办报风格的形成与演变，那么解放后城市范式全面退隐的原因，仅用执政党不重视城市办报经验就够了。但是，解放初中共中央曾多次非常郑重地要求推进新闻改革。推而不动，恐怕不仅是新闻界转换工具的问题，而是新闻界内外皆遭遇到范式转换阻碍。因此，从范式出发，或许更有助于解释解放前后中共城市办报在全国的状态变化和中共城市报人的改造与自我改造问题。诚如论者所言，范式是理论研究的“铆钉”和“卡槽”（张涛甫，2019：264），“范式将科学探讨的问题定向在一个范围内，具有世界观及方法论的作用”（黄光国，2006：129）。基于此，本文选择以政治学范式和哲学范式（刘海龙，2013）为观察视角，分析中共城市报人在1937-1956年间的三次办报调适。

在中共党史上，解放战争前的干部大致可分为四批：“建党干部”“大革命干部”“工农干部”与“抗日干部”（刘鹏，2019）。本文主要从两代报人入手，一是“大革命干部”夏衍、石西民等人，二是“抗日干部”黄文俞、李廉等人。之所以作如此选择，一方面是夏衍、石西民、黄文俞等在红色新闻史上均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分处不同代际，“大革命干部”素质高，人数少，经历过国共两次合作与破裂的血与火；“抗日干部”数量大、文化高，见证了党在国统区政治影响和组织影响的从弱到强。作为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的挑战者，他们有怎样的所思所行？作为新生政权新闻事业的建设者，他们有怎样的省悟？作为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捍卫者，他们有怎么样的行动表现？两者之间是否又会有着不同代际的异同？本文不揣浅陋，就教于方家。

二

政治学范式下“戴着白手套”办报

所谓政治学范式，指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新闻研究，主要关注政策、媒体、公众意见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民主政治是观察与分析新闻现象的基本框架（刘海龙，2013）。这是当时主流的新闻研究范式，也是主流的新闻实践范式。正如张季鸾所言，“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张季鸾，1989：126）。具体到1937年后活跃在国统区的中共城市报人，在政治学范式之下面临两个待解难题，一是“我是谁”，二是“如何做”。下面分而述之。

（一）“我是谁”：身份纠结问题的产生及解决

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之后，从武装反对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党的政策的猛然转向，让不少中共党员难以接受。1937年7月与周恩来初次见面时，夏衍被告知，和国民党的谈判即将结束，党马上要公开了，但现在党内年轻人，“听到国民党三个字就冒火，这怎么能和他们共事呢？”而夏衍正好是党内不多的“过去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今后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在国统区做宣传、统战工作。周恩来特别强调，夏衍今后不管是编杂志，还是办报、写文章，“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作统一战线工作”（夏衍，2006：250-251）。

此后，夏衍遵照周恩来的工作部署主持《救亡日报》，以及其他报刊宣传工作共计12年。但对和三教九流打交道，夏衍还是感到“非常委屈”（夏衍，2006：297）。委屈的原因他在回忆录中没有直接提及。联系此前的1936年，冯雪峰4月下旬从陕北回上海，直到7月中旬才和夏衍见面一事，或许能解答这种委屈。“上海情况复杂，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么？”即便事隔多年，每每想起夏衍还是愤愤不平，“当时我们这些人的凄苦和愤懑，实在是难以言喻的”（夏衍，2006：210-211）。可见，夏衍对为统战达官贵人而与其觥筹交错是有顾虑的。列宁讲过，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相应的心理素质，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果断行为为达到目标而斗争，“不是戴着白手套从事斗争”（拉津斯基，1996/1997：79）。从十年激进的对敌武装斗争猛然转向相对温和的民主政治，长期沉浸在革命话语中的中共城市报人，大多数不能快速、平稳地转进政治学范式框架。

“戴了白手套休想搞革命”的想法不仅夏衍有，《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也有。1937年，蒋介石恢复军委政治部的建制，政治部部长陈诚邀请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始终不愿就任，表示要“以公开党员的面目，痛快地为党工作”。无奈之下，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张便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郭沫若才走马上任（廖永祥，2000）。对组织与宣传同构的中共而言，合法的宣传所在，就是组织成长之机。为更好地推动党的组织力量与宣传力量在国统区的发展，不少进步报人和郭沫若一样，按照“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被秘密安排在党外。萨空了和邹韬奋多次提出入党的要求，都被周恩来婉拒，“你们现在在党外，比在党内更方便工作”（萨空了，1991：75）。周恩来之所以责郭沫若以“滑头”，正是对其不愿戴白手套的不满。其他人纷纷要求入党，何尝不是有“戴了白手套休想搞革命”的顾虑。

而其根源，在于兼顾统战与宣传的中共城市报人身份特殊。以夏衍为例，在新桂系面前，他是知名文化人士；在国民党宣传当局看来，他是激进报人；于读者而言，他是报纸总编辑。而其底色，则是中共党员。以政治学范式观察，夏衍之所以拥有多重身份，其目的当是希望通过公开的新闻宣传，实现对公众意见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尤其藉报纸达成对国统区上层人士的统战，从而改变国共政治力量对比。但在实际办报中，夏衍既不能是纯粹的文人办报，也不能是公开的党人办报；既要传达共产党的主张，还要考虑国统区社会的接受程度；既要反对国民党上层，又要争取国民党上层，等等。随之而来的，是“我是谁”问题带来的角色冲突和多重身份间的转换与撕裂。

如何调适？在史料中显示出来的，仍然是政治压力通过政治表现解决。即在国统区舆论场上的合法性追求会否是斗争不坚定的表现，与政见不一的各派人物互动会否是党性不强的态度，身份的复杂特殊性会否是影响革命纯洁性的有力证据等种种政治压力的解决，最终需要报人通过自身卓有成效的新闻宣传和统战实践，才能赢得同志的肯定和组织的认可。夏衍在桂林《救亡日报》直接领导李克农的多次劝告下，“站在外面骂娘不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份”，克服“戴了白手套休想搞革命”的想法，学会了同当权的上层人物来往（夏衍，1980：698）。周恩来后来也对夏衍办报过程中的统战工作表示满意，“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夏衍，2006：330），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总之，中共城市报人最终服膺于党组织的战略决策，戴上“白手套”，在国统区努力开展公开、合法、可持续的政治学范式办报。

（二）“怎么办”：“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新闻实践

在迈过宣传、统战互为犄角的心理关口之后，中共城市报人在国统区的新闻宣传工作，仍面临三重压力：来自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来自国统区的行业竞争，以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压力。周恩来的回答是，通过新闻宣传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关键在于群众“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石西民，1991d：120、121）。

“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实践路径之一，就是做好新闻界统战，通过非党报纸传达党的声音。如1945年的“胡世合惨案”。为避免被国民党指责“共产党鼓动工潮”，石西民指导《国民公报》记者在该报先发稿，随后《新华日报》再发消息及社论，既达到宣传组织效果，又避免正面冲突和力量暴露（阚岳南，1996：38）。这得益于石西民在重庆新闻界的多年统战工作。他主导成立的重庆外勤记者碰头会，成员包括《新华日报》《大公报》《扫荡报》《时事新报》《新民报》以及中央社等媒体的诸多记者（高天，1987：94）。进步记者都认为石西民和蔼可亲，善于团结、教育和提高其他报刊的记者，“党通过这样的人来接近我们，自然而然就起了领导作用”（曾彦修，1987）。

“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实践路径之二，是在党的报纸上淡化共产党色彩，有理、有利、有节地报道党的政策、路线。张友渔回忆在香港《华商报》任主笔时写社论，力求表现为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不强调马列主义、国际主义，避免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张友渔，1982）。夏衍晚年回忆，“有理”好说，“有利”好办，“有节”则好难（夏衍，1982）。正如论者研究范长江抗战时期的公开言说，发现“中性”“灰色”并非其特有现象，而是“可以管窥到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特点与面相”（樊亚平，2018）。

“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实践路径之三，是用事实说话，用新闻引领群众。周恩来经常告诫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事实第一，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把结论放在后头”。石西民回忆，这个实事求是地报道事实的观点，周恩来很多次是因为《新华日报》的报道只有立场而不顾事实时强调的。石西民对此也有切身认识，“如果我们的意见不符合事实，一定要允许讨论。否则，我们的报纸就承担不起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这一光荣称号了”（石西民，1991a：13）。

“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本质不是不领导，恰恰是要实现领导。作为中国新闻研究“政治学范式的发轫”（刘海龙，2013），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明确提出，“新闻为舆论之引火线，而又为舆论之制造器也。故国民之意见，常随有卓识之记者为转移”（松本君平，1987：12）。国统区民众对国共双方的接受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共的舆论（政治）表现，如果轻易觉察到报道的“党争”色彩，无疑会削弱新闻领导力。周恩来提出“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就是把新闻置于民主政治的大框架下，通过新闻润物细无声式地向导国民，实现政治问题有利于中共的实际操作。正所谓“苟无报纸，为之提示、倡导，则焉能造成健全之舆论，又何由得干预国家之政治”（任白涛，1989：2）。

“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三条实践路径，分别从统一战线、宣传技巧和新闻本源三个方面，为中共城市报人指明了办报道路，其核心要求是新闻本源。这与当时国统区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国民党政府既需鼓动人民抗日，又害怕人民舆论，法网森严，中共城市报人长期处于国民党新闻检查的高压体系之中，唯有用事实报道事实，才能保护自己，坚持事业。加之国统区民众思想上大多处于中间甚至落后状态，但又是必须要争取的对象。只有“事实第一”，才有可能获得中间阶层的政治认同。如果以后见之明，认为在国统区办报，首先考虑先进分子的新闻需要，那就是倒果为因了。党史专家胡绳分析过，“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杨奎松，2012：14）。这是“事实第一，先说事实”提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也验证了中共城市报人“戴着白手套干革命”的必要与贡献，证实了中共城市报人以政治学范式在国统区进行新闻工作的有效性。

三

哲学范式下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描红的小学生”

在国统区开展新闻工作，考验着中共城市报人对敌斗争的政治素养和新闻素养，更多的是改造世界；体现在新闻工作上，是政治学范式的新闻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将迎来世界观、认识论和新闻观的迭代，更多的是改造自我；体现在新闻工作上，是哲学范式的新闻实践逐步取代政治学范式。

对于从旧社会新闻场域进入新社会新闻场域的中共城市报人而言，首先面对的就是重新学习“新闻是什么”。

（一）新闻是什么：政治学范式遇到新挑战

1949年9月，南京《新华日报》记者李廉被该报社长石西民上了一次难忘的新闻课。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石西民安排李廉写一篇新闻资料。在文中，李廉将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说成是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石西民审改此稿，明确告诉李廉，“你上了美国宣传的当。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直接原因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日军如卷席”（李廉，1991）。

石西民的答案其来有自。1945年8月9日、10日，延安《解放日报》大篇幅转发美国、英国及国民党中央社关于原子弹的报道，被毛泽东严厉批评。同月13日，毛泽东再次强调，“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上述演讲，石西民不一定在场。但在1948年为新中国成立培训新闻宣传高级干部的新华社集训班上，原子弹作为举世震惊的核武器，对其如何报道，石西民肯定有所学习（胡乔木，2014：459-465）。

石西民的新闻课，对资产阶级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大学生、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工作两年、1940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李廉“震动很大”。“不能不反躬自省”，作为人民新闻事业“才开始描红的小学生”，如何才能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李廉认为，问题出在自己长期生活在白区，没有去过解放区，无形中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影响而不自知（李廉，1991）。李廉的震动与反省，不是个案。1952年底，全国工商联合会筹备会召开，进京与会的许涤新（曾任《群众》周刊主编）向周恩来表示，解放后虽然得到放手工作的机会，但总觉得束手束脚，其根源也是没有去解放区工作的经历（许涤新，1987：502）。对解放区工作经历的渴望，其实是希望接受新社会、新范式的洗礼。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明确提出，从上海亭子间来到延安的作家、艺术家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是跨越两个地方，而是跨越两个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1991：876）。旧社会、新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石西民、李廉对原子弹新闻的不同看法，正是两个中共城市报人在不同的世界里从相同的方向看相同的问题，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对李廉而言，既缺乏整风运动的切身认识，也无缘学习无产阶级新闻学，也就不知道“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陆定一，1943）。甚至要碰撞到批评的南墙之后，才可能意识到、观察到解放后全国新闻界的主导范式已经从关注新闻与民意、政治之间关系的政治学范式，转换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框架，关注新闻真实性问题的哲学范式。对“新闻是什么”的认识，自然达不到新社会的要求。

当李廉面对新形势左支右绌时，作为也是常年工作在国统区城市的中共报人，石西民内心的压力丝毫不逊于李廉。而石西民自感比李廉幸运，正在于其有三年的解放区工作经历，克服了“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石西民，1991b：140-141），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国内国际的现实作分析与说明（李廉，1991）。换言之，在耳濡目染的三年解放区新闻生涯中，哲学范式取代或者说覆盖了石西民心理结构上的政治学范式。

（二）办报心理深层结构的变迁

没受过新华社集训的夏衍，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接受这种范式的变迁。上海解放初，夏衍受邀在《新民晚报》写专栏。尽管此举遭人非议，他仍旧发表文章讨论“新闻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夏衍，2005：409）。同样被新华社集训过的范长江，对解放后新闻现象的理解力似乎也比夏衍要强。夏衍不止一次和范长江谈起对解放后新闻工作的“不习惯”，比如《解放日报》每天只出一张，而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上海报纸应该揭露这些弥天大谎等。范长江认为夏衍有点“多事”，“北京报纸也只出一张”，而辟谣“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夏衍，2006：428-429）。

然而，范长江表面上的驯服并不意味着心理结构的顺利转型。石西民解放战争期间曾与范长江共事，就感觉范长江在新华社发稿工作中，“显得有些拘谨。是老成持重？似乎又与他的性格不合。今天回想起来，大概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新闻工作，内心都有一些‘改造’的紧迫感，而似乎又没有找到一个门径与所以然，因而有点惶惑感吧”（石西民，1991c：200）。早在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时，范长江曾因发表批评性报道引起一些风波（徐熊，1985：16）。范长江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1991：876）。时人以为，如果分不清界限，回到解放区仍把（《新华日报》）对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那套作法搬过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穆青，2003：302-303）。在毛泽东看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往深处剖析，这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是不能迁就的（毛泽东，1991：876）。范长江后来命运的伏笔，或许在《新华日报》华中版时即已埋下。

可见，从“旧记者”到“新记者”，是一场真正的灵魂革命、范式革命。正如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言，人们为之工作的世界，不是完全客观外在的世界，而是用共同信念所约定、具有特定意义的的世界。范式改变了，人们眼中的世界也就跟着改变了（Kuhn，1962/1980：100）。具体到新闻工作上，在工具论层面，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的确各有其适用的社会场域。但从认识论出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中国共产党系统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宣传观念，原本存留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政治学范式，就被哲学范式所取代。范式更替的意义，不仅在于新闻学意义和现实政治意义上，更在于心理结构上的重建。然而这种深层迁移，并没有被相当多的中共城市报人感知到，少部分感知到的报人，或因为停留在工具论层面，或因为与其长期革命生涯形成的新闻认知严重冲突，导致调适过程并不顺利。和中共城市报人一样，没去过解放区的作家，解放初都在努力寻找着新环境中的“自我”（黄万华，1987）。作家兼记者的萧乾回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1942年整风的盛况”（萧乾，1992：201）。

当然，无论“新我”面目清晰与否，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最终会选择与时代同频共振，通过不断地调适自己来建构对新范式的认知，有时是顺应，有时是同化。夏衍明白，不可违拗“革命的新风”，必须努力去适应“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夏衍，2006：417-418）。李廉后来在农村蹲点三个月，补上“群众化”一课，体验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之必要”（李廉，1991）。国新社社员季音顺利转型为《人民日报》记者，“生活使我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凡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地执行，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季音，2003：164）。

较早见识到心理深层结构变迁的石西民，对解放后如何在城市办报，也有了新的考虑。他告诉李廉，“见报的必须真实，但真实的不一定见报”。这是他综合自己在国统区和解放区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同时给出了见不见报的标准，“一切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取舍标准”（李廉，1991）。一年后的1950年，石西民派李廉去东北参观采访。李廉一路看一路写，最初通讯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发表，“后来，据说是西民同志提议在我的名字上冠以‘本报记者’。这四个字的分量我是能领略的”（李廉，1991）。这个时候的李廉，恐怕才明白自己勉强算是合格的党报记者。“记者的种类很多：有丘吉尔的记者，有杜鲁门的记者，还有蒋介石的记者，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的记者……布尔什维克的个性是服从党性的”（彭真，1980：269）。彭真的这段话，是1949年中共城市报人转型为新社会报人必须牢记的基本原则，也是哲学范式的枢纽所在。

四

哲范式和政治学范式互动下
“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哲学范式主要是陆定一为改造旧社会知识分子，总结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经验而来。他认为，抗战以来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多是来自旧社会，也就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陆定一，1943）。于是，陆定一以科学主义的话语转换问题域，把之前的研究者较少涉及的新闻真实性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中心话题，以“四性一统”为其框架，正式确立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哲学范式（刘海龙，2013）。

相对于夏衍、石西民，黄文俞、杨奇、李廉等人更年轻，也没去过解放区，正是抗战以来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相对于李廉，黄文俞、杨奇等人进入1949年后的办报调适，不仅有顺应还有反思，他们迎来了改造与提高的新阶段。

（一）全盘吸收延安办报经验，哲学范式主导办报心理结构

全国新闻工作一盘棋，石西民出任南京《新华日报》社长不久，同在新华社集训过的曾彦修奉命南下广州，任《南方日报》总编辑。叶剑英、方方告诉他，“你去，我们比较放心”（曹轲等，2015：58）。《南方日报》初创期间的报人绝大多数是从香港《华商报》回来，也是中共在国统区城市办报解放后唯一成建制的队伍，但“不习惯根据地办法办报”。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南方日报》初期的社论，都由曾彦修执笔。从香港回来的副社长杨奇和编委杜埃、华嘉等人轻易不写社论，“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承担党委的代言人，代表党委讲话”。报道上则向《人民日报》学习，记者成幼殊由于沿用过去的做法引起相关方面不满，个别报道还曾被曾彦修拿到编辑部大会上批评（曹轲等，2015：121-122）。在曾彦修的主持下，初创的《南方日报》为从香港回来的报人适应延安范式奠定了良好基础。

加之作为“小字辈”的黄文俞、杨奇、成幼殊等人，在香港办报时间短，没有经历过石西民、夏衍、胡愈之、恽逸群等人“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之后在国统区开创中共新闻事业的艰难局面，因此适应新形势尽管也有一个改造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但相对而言进入这样一个为之奋斗多年而终于实现的新场域，并没有产生如夏衍等人那么大的内在纠结。成幼殊回忆，“对他（曾彦修）的批评当然是接受的，觉得自己要重新学习，或者说是改造，你毕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来的记者，你要适应社会主义”（曹轲等，2015：58）。

几年下来，黄文俞、杨奇等人早就适应了新的办报要求，以及办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黄文俞坦承，解放初几年，“模仿人家的样子走路，可谓‘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思想”，在工作上全盘接受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经验，在心理上全盘接受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哲学范式。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在黄文俞的观察中，全国新闻界当时也有人不满现状、有志改革，但都因为教条主义的桎梏，或者说哲学范式牢固的统治地位，“不需要多久就随波逐流了”（《黄文俞选集》编委会，1997：201）。因此，与夏衍、石西民等“大革命干部”不同，他们面对的不是适应问题，而是在适应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的问题。

（二）政治学范式的偶然性复苏

延安办报模式无差别的城乡推广，也带来城市办报新问题。“公式化、概念化、迟缓、冗长、不通俗”等报纸上的严重缺点，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予以纠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319）。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启动改版。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改版报告，“中央还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483）。

摆在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面前的首要课题，便是如何在报上开展批评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攻坚克难？除了《人民日报》改版的刺激，再有就是当时广东的政情。《人民日报》改版当月，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共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报纸不敢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这是很不应该的”。其时解放虽不足十年，报纸批评已是“两起两落”，全国报界都视之为畏途，黄文俞也不例外。但省委书记的公开批评，对他的震动更大。他事后承认，没有当时广东省委的大力推动，“决不敢再去碰批评报道的”（《黄文俞选集》编委会，1997：234）。当然，内因也很重要。在黄文俞看来，政策是党的生命，正确宣传党的政策，也就成为新闻工作的生命。要正确地宣传党的政策，不仅首先要划清许可做和不许可做的界限，而且还要弄清楚在当时当地应该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好办，反对什么就要开展批评。而报纸批评的开展，其实就回到了政治学范式下新闻与民意、政治的关系问题。

是年下半年，围绕中央和省委决议，黄文俞驾轻就熟地加大批评报道力度，“批评必须尖锐”。其中的“花县割麦事件”的系列批评报道，“好像在下倾盆大雨”，开展得异常猛烈（《黄文俞选集》编委会，1997：234-235）。这对哲学范式深入骨髓的各级行政机关而言，完全不可以接受。最终这一波报纸批评被黄文俞主动叫停。事后反思，黄文俞认为，按照党的三大作风办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个方向问题，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改进，“报纸应以表扬为主，但不可以没有建设性的批评”（《黄文俞选集》编委会，1997：201）。如果可能，这个时候的黄文俞，一定会赞同曾彦修的这番说法：“叶帅他们为什么找我们这类人？因为在延安待了十来年。‘毛主席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你们都有尺度。’所以他必须要找延安出去的。”

（三）哲学范式和政治学范式互动下的“专业新闻工作者”

尽管开展报纸批评是在省委推动下开展，但办报心理深层结构中的政治学范式一旦从蛰伏状态中苏醒，便不能不表现出来。一年后，1957年10月，带领杨奇、李超、邬维梓等香港回来的报人创办《羊城晚报》时，黄文俞对办报尺度有了更加清晰的把握。一方面要落实省委指示，“把晚报办成《南方日报》第二，那就不如不办了”（黄文俞，1995：3）；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异于党委机关报、有自己特色的晚报出现，引发姓“社”姓“资”的争论。为解决这个问题，黄文俞杜撰了一个名词，说“《羊城晚报》是社会主义报纸的一个流派”。“流派”乃是对“正宗”（即延安办报）而言，晚报虽不是“正宗”，但它姓“社”不姓“资”，也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支流（《黄文俞选集》编委会，1997：238）。经过现实教育，黄文俞已经从曾彦修的“尺度”说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认识到报纸批评争论、报纸姓“社”姓“资”争论的背后，不仅是如何办报的问题，而是有着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论问题。解放初烙印于黄文俞内心、定于“一”的哲学范式，无疑是出现了松动。

对这种办报创新，黄文俞有自己的见解。“决不能以为强调了全党办报，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就可以马马虎虎，而不去开动脑筋，勤勤恳恳地、认真负责地、积极主动地、一丝不苟地进行工作”（黄文俞，1960）。在他和夏衍在关于办报如何服务中心工作的桴鼓相应上，对此有更为具体的阐释。夏衍认为，解放后报纸副刊也要配合中心工作，但要达到配合的目的而不露配合的痕迹，“为配合而配合”，久了读者也就腻了（《新闻业务》记者，1962）。黄文俞则由报纸副刊谈到整张报纸，提出报纸必须做到同党的中心工作合拍，“凡能作正面宣传的就正面宣传，不能作正面宣传的就进行侧面宣传；凡能直接配合的就直接配合，不能直接配合的就间接配合”，要做到主旋律与多样性统一、指导性与可读性统一（黄文俞，1962）。历史在这里画了一个圆，“要达到配合的目的而不露配合的痕迹”，“不能直接配合的就间接配合”，其实就是解放前周恩来在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要求“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新形态。

这种哲学范式下的政治学范式办报躁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一种必然。在实践中，人们经常会放弃一种解释力不强的范式，转而喜欢另一种范式。当黄文俞、杨奇这一代中共城市报人全盘接受、使用哲学范式指导其新闻实践的过程中，不管是能动还是被动，无疑都会与以前的办报活动作对比，如果出现“期望破灭了”，就会重新构建（或者抛弃）范式（奈等，2018：77）。当然，这也体现出了部分中共城市报人在现实环境下接受哲学范式规训后，内心深处仍旧对政治学范式的难以割舍，以及他们一以贯之的对党忠诚、专业水准与担当精神。

这些办报尺度上的探索，黄文俞自认为是值得一提的。多年后，黄文俞在南方日报来人向其请教如何办好周末版时，提出“回到过去”。而最近的过去，正是《羊城晚报》的创办。黄文俞反复叮嘱，“可以有还未讲的真话，但决不讲假话”（《黄文俞选集》编委会，1997：195）。这既是黄文俞解放后30多年尤其是1949-1956年新闻工作的心血结晶，也是对陆定一提出的哲学范式的政治学范式改造，更是在哲学范式和政治学范式的互动之下的调适之举：既要在政治学范式下反映新闻与民意、政治的互动关系，又要接受哲学范式对新闻真实的“四性一统”的要求。

五

结论与讨论

综上，中国共产党城市报人的三次办报调适，各自呈现出了不同阶段的特点。解放前，中共城市报人发扬周恩来主张的“事实第一，先说事实”精神，克服身份纠结，在国统区推出合法报道，让群众“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服务统一战线工作，塑造了党的新形象，提升了党的政治影响力。解放后，赓续周恩来办报精神的石西民、黄文俞等人，面对新形势分别发展出自己的办报新见解。从表面上看，石西民、黄文俞二人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往内里深究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见报的必须真实，但真实的不一定见报”，石西民强调的是“真实的不一定见报”。“可以有还未讲的真话，但决不讲假话”，黄文俞强调的是“决不讲假话”。石西民考虑的是如何适应解放后的办报新要求，黄文俞考虑的是在适应基础上如何提高报纸工作水平。两者侧重点不同，但又体现出了阶段上的接续性。

显而易见，他们办报首先思考的都是新闻真实性问题。而这是哲学范式关注的核心问题。这岂不是一个悖论？目前尚无法确认关于“事实第一”，周恩来、陆定一等人之间是否有过相互影响。但在石西民的记忆中，周恩来提到的事实始终与民意相关联。石西民、黄文俞对此的赓续，也是与民意相联系。周恩来提到，“凡是不符合真实、违反民意的东西”，都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宣传而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石西民，1991e：121）。石西民强调“千万不能把神圣的真理宣传，‘变成空谈，变成卖狗皮膏药’”，“卖狗皮膏药”就是宣传和民众脱离关系（石西民，1991b：141）。黄文俞认为，如果不能真实地反映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贯彻党的政策，解决人民的问题（黄文俞，1961）。因此，石西民、黄文俞对新闻真实性的强调，体现了解放前后他们对范式转换的深入思考，和对哲学范式的深入学习。通过新闻真实性问题，他们将关注新闻与民意、政治之间关系的新闻实践，转换为更容易被主流话语接受的哲学范式表达，以期弥补单一范式带来的宣传弊端。

据此，解放后的中共城市报人群体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石西民、李廉式，顺应延安办报模式，根据现实情况作出自己的调适，既有“大革命干部”，也有“抗日干部”；二是黄文俞式，解放后全盘接受延安办报模式，内心深处认同过去的办报方法，在外力的刺激下才会作出自己的调适，这以“抗日干部”为主；三是夏衍式，解放后被动接受延安办报模式，但在内心深处始终经受两种范式的撕扯而坚持自己长期革命形成的认知，这以解放前未踏足解放区的“大革命干部”为主。

可见，在接受延安办报模式的过程中，哲学范式并未取代或完全取代中共城市报人心理结构上的政治学范式，他们既服从现实，也作出了各自的调整努力，这为改革开放后的新闻改革埋下草蛇灰线，提供了历史资源。今日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新闻业界、学界“走出狭隘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哲学范式，更关注新闻的现实功能”（刘海龙，2013），以应对全球多极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现实。

不同于夏衍、石西民等人，解放后黄文俞办报能动性的觉醒非常偶然。如果没有外力推动，黄文俞不会去碰批评报道，他引以为自豪的《羊城晚报》甚至都不可能诞生。尽管内心深处有着种种改革的冲动与想法，但作为纪律性、组织性极强的中共党员，他不可能跳出时代。因此，重温夏衍、石西民、黄文俞、李廉、杨奇等人解放前后的办报实践，既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景象背后的个体差异，也让我们看到个体在历史趋势中的作用。激发报人主动性，善待报人能动性，或许有助于打开党报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

最后，政治学范式主要关注媒体与政策、公众意见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其内核是民意。哲学范式将新闻真实性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中心话题，其内核是“四性一统”（党性）。三次办报调适，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为完成新闻宣传工作任务，两种范式在中共城市报人心理结构中的移形换位与曲径通幽。新闻史上长盛不衰的论题“党性与人民性”的分野、争议与统一的发生，本文也许可堪为一个注脚。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7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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