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的大灾荒，令人毛骨悚然

01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南直隶徐州铜山。

南直隶连年灾荒，颗粒无收，百姓不得已开始卖妻鬻子。

本地人张三（化名，史料未记载其名）有一妻一子，平日里夫妻恩爱，父慈子孝，但大灾面前，一家人同样走投无路。

某天，饥肠辘辘的张三偶然间听闻有外地人来铜山采买奴婢，于是一咬牙便将妻子卖了。

然而，灾年粮价奇高，卖老婆的微薄收入哪够爷俩吃喝，张三左思右想，这样下去自己和儿子也是死路一条，不如将儿子也卖了，遂打定了主意。

但人贩子只收女子，张三苦思冥想后，将九岁的儿子扮成女娃模样，趁乡亲争相贩卖子女时鱼目混珠将儿子卖了。

张三哪会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被蹲守的税吏盯上。在回乡路上，税吏拦住张三去路，将他贩卖妻儿的所得悉数抢走抵税。

至此，张三人财两空，家破人亡，一时没了活的盼头，转身便投河自尽了。

话分两头，人贩子那边发觉被张三蒙骗，立马带着张三之子追了上来，最后只打听到张三已经投水，早不知被河水冲到哪里去了。

气急败坏的人贩子看着张三儿子那张吃饭的嘴，一气之下便将他也扔进了河里。

这是崇祯年间四川道监察御史陈良谟所著《见闻纪训》中记载的一则真实故事。嘉靖时期尚属于明朝中叶，便已经频频出现这样的人间悲剧。

等到了崇祯年间，大明百姓的苦难远比陈良谟的故事还要凄惨百倍，以至于用“惨绝人寰”这四个字也难以概括形容。

02

崇祯皇帝确实点背，不仅要扛起皇兄天启丢给他的烂摊子，而且悲催地碰上了“小冰期”。

崇祯九年六月，本该是酷暑的江南古城镇江居然出现了罕见的低温现象，百姓不得不穿起棉衣御寒。夏天如此，冬天更是冰封千里、奇冷无比。

极端寒冷的天气导致农作物普遍减产，甚至绝收，而镇江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严寒仅仅是一个开始。

崇祯执政的十七年间，仅崇祯七年未发生旱灾，其他年份都有灾情记录，光是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特大旱灾，崇祯一朝就倒霉催的轮到了三次。

大旱时节，各地常常半年滴雨未下，江河枯竭，井泉见底，河道扬尘。赤地千里的现象随处可见，别说粮食，就是水的价格也翻上了天，百姓苦不堪言。

而蝗灾往往与旱灾伴生。

崇祯十一年至十五年，连续五年出现大规模的蝗灾，波及江南。蝗虫如海啸般遮天蔽日而来，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甚至牛马毛都被啃噬殆尽。

崇祯十三年春，山东郯城爆发特大蝗灾，在将野外一扫而空后，饥饿的蝗虫群冲进县城，无论县衙、民居均塞满蝗虫，百姓储藏的棉麻衣物也被啃噬一空。

蝗旱肆虐，老天爷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接连不断的洪涝、潮灾、风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一次次摧残着大明这位年近三百的垂暮老人。而大灾之后又生大疫，更将天下亿兆黎民置于死地。

崇祯十四年，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将山东省惨状上奏崇祯：“（在山东）见人民饥死者三（30%），疫死者三（30%），从贼者四（40%）。”

03

难道真是天要亡大明吗？

还真未必！

大明的困顿，可以说是二分因天灾、八分靠人祸。

或许是因为轻视，又或许是财政捉襟见肘，从嘉靖开始，兴修水利这项古代中国最为重视的民生工程便一直被明朝的皇帝和内阁有意忽略。而到了崇祯时期，情况变得尤其糟糕。

下面是崇祯初年的某次朝会，可以从崇祯与工科给事中黄承昊的奏对中大致看出崇祯对兴修水利的态度。

崇祯：东南不是水灾，就是大旱，可怜了朕的子民啊！

黄承昊：皇上，这都是水利不修的缘故。

崇祯：啊？为什么不修水利？赶紧修呀。

户部官员两手一摊，没钱！

崇祯：嗯……这……嗯……

随后，眼睛一亮。

崇祯：修水利会不会扰民呀？

众大臣心领神会：扰民，太扰民了。

崇祯：那咱们聊下一个话题。

黄承昊：……

又是一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整整十七年时间，崇祯朝哪怕连一次官修水利的文字记录都没有，对水利的荒废令人瞠目结舌。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不修水利的结果就是：涝时，河道不疏，遍地泽国；旱时，河湖蓄水弱化，无水可用。

因此，明末一旦遇灾，便成大灾。

04

“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仅这一句话就能看出，对百姓而言，天灾并不是压断脊梁的那根稻草，比天灾更可怕的是朝廷纳粮。

百姓遭了灾，生活无以为继，朝廷理应赈济灾民，但明廷几乎不顾灾民死活，反而一门心思向百姓伸手要钱。

这笔账首先得从万历开始算起，来看一下明廷是如何横征暴敛的：

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明廷三次加征“辽饷”，以后每年定额520万两；

崇祯三年，因后金频繁犯边，加征辽饷140万两，定额提高到660万两；

崇祯十年，因剿灭流寇需要，崇祯决定“暂累吾民一年”，开征“剿饷”200万两，一年后又继续征收，于是成为定额，此后又加征；

崇祯十二年，因清军屡次侵入内地，兵临北京，崇祯为加紧练兵，开征“练饷”730万两，此后又加征；

就这样，到了崇祯末年，三饷合计超过1670万两，是往常年份税赋的一倍。而这还只是朝廷要拿的银子，征缴过程中各级官吏的贪墨、加征、私派、火耗更是无法计算。

明末湖州沈氏亲眼目睹明廷竭泽而渔的恶行，在《奇荒纪事》中记载道：“嗟嗟！水旱频仍，疫病交作，又复严刑催科，额外苛征，斯时之民，其何以堪。”

05

接下来就是一部普通百姓的血泪退化史。

大灾之年，粮价飞涨，又有朝廷催收，百姓困顿不堪，食不果腹。

对农民来说，有两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耕牛。农民视耕牛为宝，朝廷也明令禁止宰杀耕牛，但碰上大灾荒，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杀牛为食，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以至于民间的耕牛被宰杀殆尽，想买都买不到。

牛吃完了，看着颗粒无收的土地，百姓开始变卖田地。明朝前期，每亩田产价值几十两至上百两不等，但到了崇祯年间，灾荒使土地价格暴跌，加上三饷都摊派在田地之上，田地跌到了一二两银子一亩，有些地方甚至白送都没人要。

田又卖完了，就该轮到妻子儿女了。

像文章开头张三那样能将妻儿买个好价钱的已属幸运，到了崇祯末年，就连富庶的江南都出现了人比牲畜还要便宜的奇观。

崇祯十四年，鱼米之乡的嘉兴桐乡旱蝗并举，一石米叫价四两五钱，一只鸡值一千钱，一两猪肉值七八钱，而小孩、妇女也不过卖一千至两千钱。某些受灾严重的地方，卖一个人不够一顿饭钱，更有人愿意分文不要，只求富户能将家人带走以求活命。
等到百姓一无所有，就连稻糠、野菜、树皮都吃不到时，饿疯了的流民就会如蝗虫般吃掉一切能够果腹的东西。

崇祯十五年，江宁府百姓开始争相挖取冶山、灵岩山上的观音土，用这种白色的黏土做成泥饼充饥。虽然观音土能暂时填饱肚子，但其无法消化，过量食用后要么腹胀而死，要么难以排泄活活憋死。百姓明知这种下场依然铤而走险，第二天仍会挖土充饥，直到胀死。

江南富庶之地尚且如此，内地省份更是惨不忍睹。

一部分饿急眼的百姓不愿活活饿死或胀死，于是盯上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食材——人肉。

06

崇祯时期，“人相食”的情况绝非个例。

根据当时的县志统计，崇祯这十七年间，累计有479个县载有“人相食”的事件，在崇祯十三年的特大灾荒下，更是同时有237个县的县志中出现“人相食”的字眼。

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绝望的世道啊！

一开始，各地频现小孩失踪案件，经过查证，原来皆被他人掳走吃了。崇祯十五年，崇明县便有一名老妇秦痴婆专门诱杀邻居小孩当自己的口粮。

由于无力抚养，各地主动遗弃幼儿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许多百姓将小孩扔在大户人家附近，一天竟能聚集弃童多达百人。该县知县看他们可怜，便命人送一些饭食，但大部分最终还是饿死。

有人一反常态，主动挑选白胖小孩领回家去，随后家中便飘出阵阵肉香，邻居觉得蹊跷，于是报官。知县派人前来查看，家里哪还有什么孩子，只有灶中煮得烂熟的一锅人肉。

更有百姓觉得与其自己的子女让别人吃了，还不如留给自己果腹。杭州府萧山便有下乡人许三将亲生儿子宰杀吃了，而这样的食子案例各地比比皆是。为了活命，什么人性、伦理、道德，统统不值一提。

崇祯十三年，在山东，倒毙的尸体填满了河沟，还活着的百姓趴在沟里割肉，就连已被掩埋的也不放过。

山东总兵杨御蕃与流寇激战于濮州城，斩敌数千，战事一结束，周边村民蜂拥而至，将流贼尸体尽数拉走。

还有更夸张的。中原腹地居然出现了“食人族”，人人以人肉为粮，但凡有远行者路过，便可能成为当地食人族的猎物，远行者往往需要携带兵器结伴而行，晚上也不敢在村庄落脚。

事已至此，哪怕最温顺的百姓也被迫长出獠牙，继而投身到民变之中。

07

崇祯十六年五月，右佥都御史徐标进京面圣。

他对着崇祯声泪俱下道：“我从江北而来，沿途数千里，看到被流贼攻破的城池已空无一物，然而即便是完好的城池，竟也成了空城。城内杂草丛生，寂静无声。这一路竟没有看到哪怕一个正在耕作的农民。陛下，这大明的土地、人民，现如今还剩下多少啊？”

崇祯听完，也为之动容，一度伤感落泪。

然而，对百姓的怜悯也仅是片刻而已，大明缺钱啊，再累吾民一年吧。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东渡黄河，兵锋直指北京。崇祯发出最后一道催缴粮饷的圣旨，严令各地督抚抓紧征收钱粮，“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

这一次，崇祯没能盼来心心念念的粮饷。三月十七日，由昔日纳粮之民组成的大顺军开始环攻北京城。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当天，崇祯自缢，大明，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