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防部长耿飚，在退休后说出的一番话，让在场之人都陷入深思

1991年，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许多老同志退休以后，仍然操劳国家经济的前景，前国防部长耿飚就是其中的一位。耿飚早就退休多年，不再担任领导职位。为了追寻过去的战斗时光，耿飚不远万里，来到了半个世纪前奋斗的陕甘宁陇东一个小县城。

耿飚吃过晚饭，闲来无事，就在招待所看起了报纸和一些文件。也不知是谁透漏了耿飚的行踪，老百姓都知道耿飚来到了陇东，纷纷聚集到招待所门口，要倒倒心中的苦水。

眼见招待所门外，一片黑压压的告状群众，县干部怎么劝也都劝不走，耿飚随后召集了县里的大小干部，做了一次谈话。耿飚在会上没有批评，也没有指名道姓责备任何人，只讲了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

50年前，当时耿飚还是一名陕甘地区的军人，当着129师385旅的副旅长。一个战士比较年轻，不懂得军队的规则和纪律，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偷了乡亲们的粮食。按照明文纪律条令，是要对这名战士处以极刑，也就是枪毙。

老百姓知道后，觉得战士虽然犯了错误，但罪不至死，更何况如果这名战士的死和老百姓有关，心里过意不去。于是也来了一批批黑压压的群众，为此战士来求情。耿飚却对大家说：“乡亲们，八路军的纪律是必须执行的。”

但是老百姓不懂得这些，只从话里听出了要继续执行枪毙的命令。于是老百姓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说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去前线打鬼子。耿飚也没办法，最后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

在场的陇东县干部纷纷低下了往日高傲的头颅，鸦雀无声，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这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的“耿飚之问”。“耿飚之问”很简单，核心就是一个，党员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还似乎如同政权初始那般融洽。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少数党员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慢慢淡化了群众观念，以为自己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渐渐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倾向。这种倾向先从思想上开始，进而一步步发展到具体的实践行动中。

比如，有的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开会摆架子，讲话一副老爷做派。与这些老爷官们不同，耿飚出生于1909年八月二十八日子夜时分。他的家乡位于湖南省醴陵北乡，有着“岩阻幽深，路隘苔滑”的别称。更具体点，耿飚从小生活在一个名叫严家冲的村子里。

小的时候，耿飚家境贫穷，借住在“耿氏祠堂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耿飚家太穷了，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地无一陇，房无一间。”说是“借住”，倒不如说是“救济”，图个好听的名头罢了。不过借住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偿性质，而是要为祠堂打扫卫生，维修破损的房屋和看管祠堂的物品。

寄人篱下的耿飚早早就明白生活的不易，也看惯了官老爷鱼肉百姓的现状，所以对为官不仁有着切身的体会。1922年，耿飚已经十三岁，作为长子，耿飚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趁着过年的机会，耿飚的父亲给选矿的工头送了礼，替耿飚租了敲砂锤，自此他就当成为了敲砂童工。

耿飚住在半边街，和敲砂场相隔不远，交通还算便利。耿飚对这个工作并不陌生，但干了一段时间后，耿飚觉得工资和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不成正比，且老板经常克扣工资，还大骂工人。这让血气方刚的耿飚无法再忍受这里的工作，遂跟着乔生舅舅，一同离开了水口山，前往了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

乔生舅舅是耿飚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可惜的是后来，乔生舅舅在一次战斗中，头颅、颈椎、胸部，三处中弹，但乔生舅舅仍旧三次试图起来，继续战斗。他的壮烈牺牲，让耿飚痛不欲生，也让耿飚迅速成长。教员也曾说道：“乔生同志的组织能力很强，发动了许多工人走上井冈山，对革命是有功劳的。”

也许正是年少时，耿飚才明白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毒害之深，牵连之广，才会在年老时，对年轻时的干部谆谆教导，希望他们能重回做官的初心，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想百姓之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