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中最新的“认知作战”案例深度解析

据称，9月22日乌克兰空军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司令部。此后，关于黑海舰队司令维克托.索科洛夫上将的生死一直是外界关注的话题。经过几天暗流涌动后，9月25日，乌克兰特战司令部（SOF）对外宣布，他们成功“击毙”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上将及以下数十名军官，甚至俄军扎波罗热集群司令罗曼丘克上将也被乌军击伤。

没想到，乌克兰的消息刚放出来不到一天就惨遭“打脸”——9月26日，俄罗斯国防部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国防部高级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各军兵种司令等以现场出席或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会，会上赫然出现了被乌军官宣“击毙”的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上将。消息放出后，乌方极为尴尬，只好宣布他们要收集更多信息。但随后又有人宣称说参会的索科洛夫上将“只是照片”，不是真人。

尽管如此，从此次俄乌两军围绕索科洛夫上将的生死问题展开的斗法，可以被看做是俄乌军事冲突中关于认知战的一个经典案例，既值得我们就这一案例进行专门剖析，更值得我们从这个案例中“说开去”，谈一谈俄乌军事冲突中俄乌两军在认知战领域展开的较量。

一、索科洛夫上将“被斩首”，并非孤例？

关于“斩首”俄军将领，乌克兰宣传部门栽进坑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如今年6月中，乌克兰军队造谣称车臣副总统、车臣国民近卫军中将、小卡德罗夫左膀右臂德里姆哈诺夫被乌军海马斯火箭炮“击毙”。

从整个认知战的实施过程看，无论是6月那次德里姆哈诺夫被“斩首”，还是这次索科洛夫上将被“斩首”，整个过程大同小异：

第一步：乌克兰宣传部门有意“制造议题”。所谓“制造议题”，在认知战中可以被视为一个“引子”，作用是引发舆论热议。这种“引子”往往不一定由官方放出，可能是由一些半官方的渠道或者与官方关系比较紧密的渠道放出。比如德里姆哈诺夫中将被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打死”一事，最早据说是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个电报群组里放出来的，而且说法模棱两可。此次索科洛夫上将被“斩首”，最早的消息来源经过追溯则是俄罗斯的某个电报群组。这种电报群组的消息鱼龙混杂，有些消息则可信度很低，但有些消息却出奇准确。将认知战的“引子”通过这些群组放出，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官方消息更容易引发舆论关注和讨论。

第二步可以被视为对舆论的“补强”。认知战的第一步即“引子信息”对一个完整的新闻来说往往缺乏细节，但不要紧。从当前社会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特征来看，一个缺乏细节、但容易引起大家兴趣、却又因某种因素出现信息壁垒的 “引子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大家自然会对其进行“细节补充”。无论是索科洛夫上将被“击毙”还是德里姆哈诺夫被“斩首”，都是如此。信息缺乏细节，但对传媒来说偏偏又是非常重要的“Breaking News”（突发新闻），同时基于军事机密的因素，想穿越信息壁垒及时获取更多的信息也不可能。因此，这必然会使传媒导向一个结果——舆论“补强”，而且是大家一起上，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把一个引子信息细节化、“真实”化。比如德里姆哈诺夫被“斩首”在传播过程中，先后弥补上了他被斩首的“时间”、“地点”（甚至由于传播渠道不同，这些时间地点要素也各不相同），时而出现在克雷缅纳亚，时而出现在戈尔洛夫卡。索科洛夫上将被“击毙”同样如此，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先后脑补出一整套“黑海舰队周五开例会，乌军抓住机会实施打击”、“两发导弹一发击中了司令部办公室，另一发导弹在救援人员进去救人的时候实施了补充打击”这种细节。正是在这种“去中心化”的口口相传，这两名高级将领被“斩首”的“事实”被不断强化，消息来源的缺失甚至更有利对普通信息受众进行认知塑造。

经过数天发酵之后，认知战来到第三步——“一锤定音”。德里姆哈诺夫被“斩首”一事并没有轮到乌克兰官方“一锤定音”，小卡德罗夫先坐不住了，很快放出了自己和德里姆哈诺夫坐在一起吃饭野餐的视频，甚至当场拿出手机展示拍摄时间，进行“打脸”。索科洛夫上将则是乌军特战司令部、乌克兰国防部这样的大部门出面完成“一锤定音”。按照认知战的过程，这种官方媒体“一锤定音”应该起到在认知战领域完成认知塑造过程的作用，也就是完成一个从放出“引子”，到外界“猜测补强”，最后官方“盖章确认”的完整逻辑闭环。但俄军居然后发制人，表演了一出“当场打脸”，不仅让乌军前面的所有信息传播都变成了无用功，还让乌克兰的两个要害单位特战司令部甚至国防部变成了小丑。

二、俄乌冲突中的认知战，乌军来势汹汹？

对于乌军认知战宣传部门亲自上阵、造谣车臣副总统德里姆哈诺夫或索科洛夫上将被乌军“击毙”，很多人可能大惑不解：如果俄罗斯方面迅速反应，把这些高级将领拉出来亮个相，自我确认一下“我还活着”，那么乌方认知战的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看似有理，但俄军并没有被造谣一次就按照上面的办法澄清一次。为什么？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其一，从战术角度来说，如果乌军每制造一个关于高级将领的谣言，俄军就安排将领出面辟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高级将领的日常作战指挥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在作战行动中，将官以上的高级军官时间非常宝贵，每天工作量极高，对脑力消耗极大，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没完没了地现身辟谣。如果乌军每造一个谣俄军就辟一个谣，那这些高级将领平时啥也别干了，就天天拍视频辟谣吧。

其二，对进入认知塑造循环的信息来说，某些情况下，“辟谣”不仅没用，还会进一步制造出更多谣言。比如索科洛夫上将被“斩首”一事，尽管俄军已经安排了辟谣，但一些乌克兰群组依然在“挑刺死磕”，认为索科洛夫上将在镜头前没有动，索科洛夫上将在接受采访时看不出时间地点，因此只是俄方安排的“信息反制”。甚至对一些去年曾经被乌克兰方面“官宣”“斩首”、但随后又在某些场合露面的俄军将官，比如第41集团军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少将，目前依然有乌克兰支持者宣称“此人已死”，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人在露面之后居然没有再度露面！

所以，在认知战领域，很多事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话又说回来，在战略层面上，俄军在俄乌军事冲突的认知战领域相比乌军确实存在着较大差距。乌军非常善于制造议题，而且机动灵活，注重参与。

制造议题方面，几乎每次认知战都是乌克兰主动制造议题，从一开始的马里乌波尔大剧院事件，到后来的布查事件，再到鲁别日诺耶的化学物质爆炸事件，还有后来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和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爆破事件，几乎每次都是乌克兰“先声夺人”。俄罗斯则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结果被乌克兰继续制造议题连续攻讦，处于不利地位。

机动灵活方面，乌军对现代传媒的传播特点非常熟稔，比如对索科洛夫上将被“斩首”展开的认知战，乌军利用了现代传媒传播速度快、传播模式去中心化的特点，以半官方形式放出“引子”，放任网民对其进行“补强”（事实上就是信息的自生长），最后再由比较权威的官方媒体下场 “一锤定音”。

“注重参与”方面，乌军更善于营造普通网民对特定议题的参与感。比如布查事件和马里乌波尔战役之后，乌克兰方面立即上线了一套名叫“刽子手之书”的网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登陆这些网站或者网络插件，在里面登记所谓的“俄罗斯军队的暴行”或俄军动向。美国立即予以响应，针对“刽子手之书”项目，开通了属于美国国务院的“观察站”项目，从而用于记录俄军在冲突中的“暴行”。这些公共议题设置相当巧妙，令外界群众感受到的参与度极高，而在具体内容上则真真假假，不同于传统信息战的假信息灌输。在乌克兰军队的认知战中，这些参与度极高的项目一度让整个网络风向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和乌军在认知战领域的宣传和操作相比，俄军在认知战领域差太远。比如针对乌克兰方面在认知领域塑造极其强调群众参与、群众体验的作战模式，俄罗斯方面依然在沿用着老办法——以每日战情通报的形式对外公布模棱两可的战况，只有一个科纳申科少将在镜头前“当一个没有感情的读稿机器”，结果绝大多数战况观察者都不太把他的战况通报当回事。又如对乌克兰方面频繁设置议题、按照步骤开展认知塑造的战法，俄罗斯方面更是只有招架之功。每次都是乌克兰制造议题，俄罗斯方面被动应对，然后乌克兰方面根据俄罗斯的应对情况继续制造新的议题，使俄罗斯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军此次针对索科洛夫上将被“斩首”的乌方认知战塑造，突然安排辟谣“打脸”，只是战术上“灵光乍现”而已，而且效果似乎也没有多好，并没有彻底改变目前俄乌两军在认知战领域的基本力量对比，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认知战优势”还会持续下去。

三、新型作战形式认知战，我们如何应对？

从定义上来说，“认知战”最早可追溯到本世纪初美军在军事改革中提出的“网络中心战”概念，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17年，相关论述开始频频见于北约高级将领的言论集中，譬如2017年8月14日，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在国防情报信息系统2017年会上就明确提出了“第五代战争是认知战”这一论断。到了2017年9月17日，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戈德费恩在美国空军协会年会上同样明确地提出了“认知战”这一概念。很快，北约就对这一新颖的作战概念进行了全面发展。2020年3月，北约发布《作战2040》概念书，明确提出“信息和认知战”将在未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6月，北约又指派前法军上校、北约创新中心负责人弗朗索瓦.杜.克鲁泽专题研究认知战，并在2021年1月拿出了《认知战》的详细报告书。2021年6月，北约召开了认知战科学会议，并发布了《认知战：认知主导未来》专题报告，从而形成了较系统、完备的认知战作战理论。

相比传统的信息战和宣传战，认知战的最大特点是基于人的大脑工作原理，也就是对外界信息的获取、感知、理解、加工、推断、评估、判断、计算、决策的过程。总之，认知战在作战特点上可谓更胜一筹，不是进行单方面灌输，而是要善于利用人们的认知过程，对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甚至认知、理解过程进行全方位“重塑”，从而全面重建个人对信息的解读和反应，干涉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最终的结果不仅是要利用各种假信息扰乱对手，更重要的是重塑对手的社会心理，从而对对手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决定了认知战是新一代的宣传战和信息战，相对于传统的侧重于战术层面上的信息战，认知战的作用可以进一步提高到战略层面上，可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或结局。

那么，面对认知战这样一种新型的作战形式，参考俄乌军事冲突中俄罗斯在和乌克兰的认知战领域长期处于下风的现状，我们对未来的认知战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

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认知战领域，单纯的被动应对是最不可靠、效率最低的作战形式，如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议题设置面前被动应对等于被动挨打。当然，认知战相比于火力战战或者机动战，是彻底的“阳谋”，并没有太多佯动和诡诈，依托的主要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优势地位和传媒功力，靠的是西方媒体“第四权”领域的法权。由于我方相比西方国家在传媒领域暂时处于下风，要在全系统、全层面上与其实施认知对抗作战其实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因此，即使我们在认知战上同样采取战略进攻的策略，其实施效果可能也不如对方。办法之一或许是从战略上牢牢把握住我们的基本盘，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格局。

而在战术领域，要充分借鉴俄乌冲突中双方在认知作战上的经验教训。从乌克兰军队实施的认知战策略来看，在议题塑造等领域，主要钻了信息不对称的空子。那么，我方可能的应对策略是及时公开部分信息，要改变原有的“军事行动必须保密、不要对外界公开”的观念。实际上，公开信息本身就是认知塑造的过程，双方围绕信息公开的时机、内容、时序上，可以展开大量的认知战对抗。如在设置议题领域，我方可以“先发制人”，先求得在诸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内设置议题、展开认知塑造的能力，起码确保本国群众和一些友好国家能够对冲西方认知战领域的影响。再如，针对对方在多维度、多层次上针对不同人群实施的“认知战”或者步步为营塑造出的谣言，我方可广泛利用KOL（Key Opinion Leader，即意见领袖）及平台的影响力，形成以“认知对认知”的作战格局。

总之，认知战作为一种被北约研究多年、在俄乌军事冲突中大量出现且起到一定作用的新型作战样式，值得进一步进行研究，以确保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篇关于认知战的文章只是“开胃菜”，随后还有“正餐硬菜”——本工作室历时约一年完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知作战研究》，正文4万多字(不含注释7千多字)，要丰富和深入得多。该报告将于后天正式推出并进行介绍，敬请关注。

“许述工作室”创始人简介

许述，军事学博士，出版《这才是美军》和《兵道》，从军约20年，现成立工作室专门研究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