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吉林市不仅生产过木杆铅笔，甚至一度批量出口

现代人最初学习写字，大多是从铅笔，尤其是木杆铅笔开始的。据说木杆铅笔是十九世纪初一位叫门罗的美国木匠改进而成，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木杆铅笔虽然带有“铅”字，却与金属铅没有什么关系，其核心原材料为木材、石墨、黏土。细究“铅”字的产生，却与日语外来词脱不开干系。在日语中，笔芯的原料石墨被叫作“黒鉛”（こくえん），故而这种笔被日本人叫作“鉛筆”（えんぴつ），因此铅笔的传入和流行，应与日本人有关。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开始从事铅笔生产。后来吴羹梅从日本归国，他利用在日本所学，筹措资金于上海设厂，生产木杆铅笔。因他主持生产的铅笔挤掉了日本进口铅笔的市场份额，因而有人称吴羹梅是“用铅笔抗日的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

从零散的资料判断，在解放初期，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大连就有了生产木杆铅笔的工厂。不过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吉林市的铅笔生产则要从1959年说起。当时筹建的吉林市铅笔厂并不在吉林市城区，而是设在磐石县县城的站前路75号。可惜由于三年困难时期资金短缺等因素，尽管规模非常小，可是铅笔厂最后还是被迫下马。到了1965年3月，鉴于当时铅笔市场供不应求，经国家下达指令，吉林省出于战备考虑，选择在当时的磐石县原铅笔厂厂址，重建新厂。1967年，吉林市铅笔厂正式投产。

作为当年“吉林省省内唯一的在国内具有中等水平的铅笔生产专业厂”，吉林市铅笔厂主要利用省内丰富的木材（椴木）资源为原料来源，石墨由山东和黑龙江调入，产品为单一的木杆铅笔。据相关资料记载，这家铅笔厂生产的木杆铅笔大概有四种分类。按杆的形状分为，有圆形、六角形、短杆、细杆、麻杆、有皮头和无皮头等7个品种（橡皮头和铝套采购自上海、杭州等地，1968年投产）；按笔芯软硬度分，以HB中软型为主，另外还有H、2H、3H、HB、B、2B、3B等7种；按花色分，则可分为色杆(单色杆)、云花、印花等3种（1983年在吉林省美术包装装潢评比会上，荣获优秀设计奖）；按笔芯颜色可分为普通铅笔、红蓝铅笔和彩铅笔。

吉林市铅笔厂原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1亿支，可惜直到1981年，才实现了这个设计能力（这一年产出1.2亿支）。原本这家厂的产品为计划统销到全国各地，1984年以后开始转为商业包销和自销相结合。值得一提的是，从1969年开始，这家工厂生产的“白翎”牌铅笔就打入了国际市场，到1985年时，出口交货量达到06万支，是1969年出口量的近4倍。不过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成本因素和产品结构单一掣肘了企业发展，效益开始出现下降。

就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开始成为铅笔的奴仆。当时还没有品牌意识，全国一盘棋的思潮下，更不懂得关爱地产铅笔。最初的选择只是着眼于笔杆的花色图案，后来因为一次考试时，铅笔频频“炸铅”，于是则关注起质量。记得当时常选购性价比颇高的一种纯红色圆杆铅笔，偶尔也会购买中华牌绘图铅笔。

木杆铅笔不仅是书写工具，使用过程中还会给许多小同学带来特殊乐趣。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塑料外壳的铅笔刀，可以把铅笔削得十分圆润，但由于笔芯露出的笔锋太短，所以并不是最受大家待见的削铅笔方式。最显“功力”的削铅笔工具需要用折刀。高手们将心思、力道与刀锋融为一体，以行云流水的动作，在笔杆上留下平滑整齐、没有鼓棱和凹陷的刀口，让露出的铅笔笔锋修长且不失硬朗(便于后期磨出新尖)。经过最后的简单刮修，削好的铅笔看似寻常，却能隐隐地透着美感。

记得当年为了保护好铅笔尖，许多小孩子会用废纸折成长方体的笔帽，套在笔杆上，有好事者还会在笔帽上题字作画。后来和平副食店和六商店还卖过一种子弹头状的彩色塑料笔帽，深受女同学欢迎。为了让使用木杆铅笔看着更科学，个别同学甚至会用皮筋套在笔杆上缠出“握笔器”的形状。于是乎，打开一些同学的文具盒，里面的铅笔、橡皮、格尺排布得几如日式便当一样赏心悦目、秀色可餐。

然而铅笔的存在意义毕竟是辅助学习，讲实效到“懒”程度的学生，对削铅笔的“形式主义”更是极其蔑视。记得当年好多同学的文具盒里都有小片的砂纸，甚至是工业用的一种薄砂轮碎片，当铅笔被摩擦得太过圆润后，孩子们直接拿过砂纸，嚓嚓几下，打磨出笔锋，十分方便。可惜这种“磨出的笔锋”远不如削出来的笔锋耐用，而且笔芯碎末也常会把手指、物品弄污。

在实用主义的推动下，木杆铅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被塑料自动铅笔边缘化。当年的自动笔笔芯为直径0.6或0.9毫米的圆柱体，在涂答题卡盛行后，木杆铅笔还赢来了一次挽尊维荣的机会。可惜“挽、维”却难改潮流趋势，自动笔队伍后来也有了专用笔和专用笔芯。待到电子输入法、语音输入法盛行的当代，除了学生之外，许多当代人甚至渐渐荒疏了书写。至于木杆铅笔一家独大的记忆，也早就成了难再的遥远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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