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活阎王”谷正文晚年的时候，唯一能走进他的房间，靠近他的人，大概就是他的养女谷美信。
谷美信说——他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醒来时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不见客人，不说话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沧桑而沉默。但见到过去的老人，看到发黄的老照片，他却是另一个人，记忆力惊人，言语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让人感到害怕。
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中，如履薄冰。他从不轻易喝别人的水，吃别人的东西，从不接别人的包裹，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亲生儿女，除非十分必要，通常情况下他跟亲人是断绝来往的。
即便到了八十多岁，他依旧是一个很凶的人。我可以跟讲一件事，有一次他知道自己的女婿有了外遇，他居然带着刀去找女婿谈话，话没说两句，他就掏出刀来，在女婿的屁股上捅了两刀。
对于自己的一生，他曾经总结说，永远不要做老大，那是要掉脑袋的，要做老二，要心狠、手稳、嘴严。但到了最后那几年，他扔掉了一生遵守的经验，屡屡在各种敏感场合开口讲话，并且抖出了不少尘封的黑幕。他说，我的一生充满了黑暗，别人也许认为那是罪恶，但他们不能影响我，我做下的事都是我的得意之作，现在我老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到了该结算的时候了。对于一个经历过许多危险的人来说，最后并不惧怕什么，谷正文这个名字代表“乱世蛇神”······
揭开封尘的黑幕，咱们今天就来看看所谓的“乱世蛇神”究竟有多邪恶？
谷正文原先的名字叫郭同震，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就读于汾阳中学，1931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后，华北虽大，但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的内心与许多热血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寻求进步，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有历史研究者仔细查阅了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新生入学登记以及学生名单，均没有发现“郭同震”这个名字，至于他所说的九一八后曾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亦无法得到证实。
这能够说明一个问题。谷正文极其善于撒谎，伪装粉饰自己。
事实上，那时候的谷正文已经加入军统，为了在当时北京大学所在地沙滩地区进行渗透活动，他冒充了北大学生。
谷正文仪表堂堂，一表人才，极具文艺创作才华。得益于此，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期，他成功混进由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且担任了大队长。由于这支队伍的成员并非清一色北大学生，所以大家都叫他“杂牌大队长”。
1937年7月，根据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民先队”总部组织“农村服务宣传团”，准备利用暑假时间到河北保定一带宣传抗日救亡，谷正文因为具有创作才华，一直是"宣传团”的骨干成员。
1937年8月，“宣传团”在济南看到邹韬奋《战地移动剧团》的报道，受到启发，于是将“农村服务宣传团”改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9月底，谷正文随该团到达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将剧团改名为“山东省教育厅战地移动剧团”。
那一时期，作为“移动剧团”的主力演员，同仁们都觉得他是一个直率、急躁的抗战热血青年，很愿意跟他打成一片。
当时的“移动剧团”有每人轮流记一周《剧团日记》的惯例。有历史研究者在1938年4月2日的《剧团日记》中看到：“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谷正文外号）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着急。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有修好。一个可恶的表！”
2006年12月，大陆朋友到台北采访谷正文时曾问起这一日记细节。谷正文先是无声地笑，接着说，那是骗人的。实际上，我是以修表为借口接头去了。
1938年8月底，根据董必武的建议，“移动剧团”北上郑州，然后奔赴延安。但谷正文以“人事有摩擦，工作兴趣不合”为理由，执意留在山东，没有跟随剧团去延安。
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苏区的第一个文艺宣传团体——战士剧社也随着115师东进支队来到了山东。谷正文很有两把刷子，借着山东战地移动剧团编入战士剧团的机会，他居然又当上了115师战士剧团的大队长。
谷正文后来回忆说，在115师战士剧团那段时间的历练，使我懂得了“渗透”的概念，而我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及共产党个性的体认，又使我在渗透活动上拥有许多便利······由于通货膨胀，我所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一袋面粉。在当时，对学生而言，这一袋面粉是一项很大的诱惑，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在亲共学生团体内发展出一个为数二十二人的情报组织。这个种子队，对我日后负责的各项反共情报任务，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要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
1940年9月，战士剧社到山东纵队慰问演出。一天晚上，谷正文和从延安来的教员王力发生了争执，之后便气哼哼地走了。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可能回师部了。可大家回到师部后并没有见到他，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之后他从另一教员宪章那里骗了一支手枪、一匹马，不知去向，彻底消失了。
谷正文之所以脱离115师战士剧社，那是因为军统给了他新任务，又或者是他主动跟日本人挂上了钩，总之，谷正文再露面时，已是号称“济南之虎”的日本宪兵队曹长武山英一手下的汉奸特务。
在为虎作伥的那三年时间里，谷正文可恶至极，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志士的鲜血。
抗战胜利后，武山英一被逮捕，并于1947年9月30日被判处死刑。但谷正文却逃过了惩罚，他改名换姓（废弃原名郭同震，改叫谷正文），逃到北平，摇身一变，成了军统“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
军统戴笠很器重谷正文，这大概是他能够回归军统，并受到重用的主因。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主任秘书毛人凤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戴笠的这句秘不示人的评价，分量很重。从此以后，毛人凤对谷正文极为看重，每当华北有棘手问题需要解决，总要从鞘中抽出他这把“利剑”。
回顾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往，谷正文曾毫无悔意地说，他这一生有七件得意之作，第一件就完成在1947年春夏，那时他刚回归军统不久，没有让器重他的上峰失望。
1947年春夏，华北解放军相继发起正太战役、保定战役、青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数万人。战事不利，尤其是听闻华北地下党活动“猖獗”，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有通共嫌疑，蒋介石勃然大怒，严令保密局迅速采取行动，挖出中共地下电台，查明孙连仲通共证据。
作为查办此案的干将，谷正文的手段很毒辣。他先是派出载有先进侦测台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四处搞侦测，当发现北平鼓楼东部出现可疑电台信号但无法锁定准确位置后，他果断地使用了一个飞贼。
此飞贼名叫段云鹏，曾拜师“燕子李三”，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在京津一带犯过不少大案，后来被军统收编，江湖人称“赛狸猫”。
段云鹏1954年被捕后曾招供说，接受谷正文布置任务后，开始阶段他也是不得要领，后来谷正文告诉他，只要你眼光贼一些，把飞檐走壁的功夫用出来，贼捉贼并非难事。
不多久，“贼捉贼”果然就成了突破口。
关于段云鹏是如何发现电台的，谷正文的说法是飞贼夜间神出鬼没，最后靠在一户人家的房梁上“倒挂金钩”发现了电台；段云鹏本人的说法是谷正文那一句“眼光贼一些”提醒了他，一天，他在京兆东公街东边的一处院子外注意到一根与众不同的天线，摸到窗下一监视，发现有人在发报。
目标锁定后，谷正文很沉得住气，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一连多日耐心地观察这部电台的发报规律，跟踪发报员的行动轨迹。这么做，他的目的很明确，不仅要抓住一部“活电台”，而且要把这部“活电台”背后的情报网络彻底地挖出来。
1947年9月24日，谷正文行动了。
行动前，他提醒飞贼段云鹏，必须等发报员发完最后一封电报，再进屋抓捕。
许多历史的瞬间，敌我斗争的天平是歪斜的，这一次，运气站到了谷正文这一边。当飞贼带领一帮特务冲进屋子，将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孟良玉、张厚佩、李毓萍等四个人当场抓获后，他们惊喜地发现，李政宣居然保留了所有的发报文件。
按照敌后发报纪律，李政宣理应在发报后立即销毁发报文件。
私自保留下来，仅此一点就可判断他把这些文件当成了潜在的筹码。
抓住这一要害，谷正文未费多少周折，对症下药，很快就拿下了李政宣。
李政宣叛变后，谷正文接下来的动作更毒。他要求李政宣像往常那样继续发报，如此抚平水面，放长线钓大鱼，给我党西北情报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短短数日，西安、承德、沈阳、兰州、天津、上海等多处我党地下电台接连遭到破坏，被捕的地下党达百余人之多，其中包括被捕后叛变的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系统联络人王石坚，以及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等两名中将及十七名少将。
得知我党在西北地区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情报网一夜之间被破坏殆尽，情报界的常胜将军李克农感到晴天霹雳，当场就病倒了。
谷正文口中的第二件得意之作，是一件没有干成的事。没干成却念念不忘，总拿出来“炫耀”，那是因为他觉得此事虽憾，却能显出他非同寻常的魄力。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坐困北平的傅作义面临巨大压力，趋于崩溃，尤其是得知黄维被俘后，傅作义从没离开过办公室，晚上累了也不脱衣服，就靠在椅子上勉强睡一下，埋伏在他身边的特务见到他一脸愁容，心志动摇，接连向南京呈报守将不稳的情报。
蒋介石为稳住傅作义，先是派郑介民飞赴北平，企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傅作义不为所动，蒋介石又派同为山西军系的徐永昌前往北平做说客，结果还是石沉死湖，未能奏效。
1949年1月，蒋介石因为淮海惨败宣布下野，与此同时，他派小儿蒋纬国前往北平，对傅作义做最后的拉拢工作。当时，谷正文正在北平，蒋纬国到来了，他立献阴招——傅作义投共心迹已明，非常时刻应用非常手段，择机将傅作义绑赴南京。
蒋纬国考虑到此举风险太大，事情传开势必会损害蒋介石的声誉，因此犹豫不决，不敢下手。
见此情况，谷正文不肯死心，他再次面谏蒋纬国，坚持认为此举是北平陷落前所能做又做得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论处，不仅可以挽救北平城中的军心士气，而且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有力的警告。
据说，为了说动蒋纬国，谷正文还特别提及了一桩旧事，当年戴笠计擒山东韩复榘，便是可鉴的非常手段。韩复榘被处死后，国军便在台儿庄打了抗战中的第一个大胜仗。
但蒋纬国不是乱世枭雄，终究不敢。
四十多年后，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会面，当年憾事他依旧不忘，追问蒋纬国那时何以不听自己的建议。
蒋纬国说，当年他到了华北剿总司令部，看见傅作义心力交瘁地瘫坐在椅子上，手上拿着火柴，划了五根还点不着一根香烟。这时候，傅作义又问他，如果二少爷是我，会怎么办？那一刻，蒋纬国答不出来，动了恻隐之心。
讲到这，蒋纬国进一步解释说，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做，我不能擅自做主。
谷正文听罢，懊恼不已。
谷正文口中的第三件得意之作，是一桩血淋淋的刺杀事件，其间充满了活阎王的味道。
云南人杨杰，民国兵学泰斗，曾与蒋百里、白崇禧、刘伯承一道被称为“中国的三个半参谋长”，一生著有《国防新论》、《战争要诀》等经典。
杨杰出身滇军，国共内战时便不满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长城之役，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军与日军血战，但作为旁系，始终不得蒋介石信任、重用。
1949年，与国民党早已离心离德的杨杰成为“民革”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他曾秘密策动云、贵、川、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举行武装起义，一再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杀，最后遁入香港避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痛心反省，不得要领，一味憎恨昔日的政敌、异己，大有诛之而后快的报复心理。
杨杰就是其首选的报复目标。
为此，蒋介石曾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解决此事。
毛人凤为了开个好头，直接转交谷正文办理。
毛人凤问谷正文，有把握吗？
谷正文说，有把握。我计划不绕弯子，直取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