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发出了欢迎投资的积极信号，但外资依然心存疑虑？

内容提要：

今年以来外来金融资本、直接投资均出现大规模外流，通过沪港通抛售的中企股票金额高达801亿元，1-8月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也同比下降了15.5%。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外流发生在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之时。喜忧参半的信号让外国企业感到经商环境走向改善的反面，从而“质疑”在华投资。

一、今年以来外来金融资本、直接投资均出现大规模外流

日经亚洲9月30日发布经济新闻说，外国投资者抛售中企股票的势头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明显加强。7-9月份，外资通过连接上交所和港交所的沪港通抛售的中企股票金额高达801亿元人民币，折合109亿美元。这是2014年开通沪港通以来最大的季度抛售净值。

日经亚洲的分析显示，抛售集中在金融、保险和消费类企业。7-8月外国投资者卖出的招商银行的股票比买进的数量多出76亿元人民币，9月份抛售潮仍在继续；三季度平安保险股票外资抛售净值达43亿元人民币；茅台股票出现了15亿元人民币的净抛售值。中免股份股票在第三季度也遭到外资抛售，抛售净值为23亿人民币。

9月下旬商务部发布的外来直接投资数据，在我们全力以赴吸引外国资本的努力中也在大幅度下降。2023年1-8月，我国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FDI）为117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5.5%。比1-7月份的下降幅度9.8%，放大了5.7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我国吸收FDI仅有52亿美元，同比下降三分之二。

日资、德资、美资、韩资几个对华投资的大户，今年的对华投资皆在大幅度下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调查显示，上半年日本对外投资增长22.6%，但对华投资下降7.5%；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德国对华FDI从2022年上半年的120亿欧元减少到103亿欧元，减少了14.2%；根据瑞信数据，2023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25.9亿美元，同比下降31.1％。但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6.6%。

二、资本外流发生在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之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此后我们出台了一些重要政策，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

一是在2023年1月1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正式生效施行，总条目1474条，与2020年版相比，增加239条、修改167条。外商投资鼓励目录内的行业领域，可享受关税减免、土地优先供应等优惠政策。鼓励目录越来越长，负面清单越来越短。

二是在1月初，国务院批准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此前我国已经在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等5省市开展试点；

三是在8月份，国务院还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新出24条措施加大力度吸引外资。要求加大重点领域引进外资力度。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护，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四是国家高层直接与跨国公司掌门人对话。我们邀请了苹果库克、辉瑞CEO艾伯乐、高通总裁安蒙等数十位有全球号召力的跨国企业公司负责人参加3月25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此后又邀请了微软的比尔盖茨、特斯拉的马斯克会面，此后国家发展改革委还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举行了圆桌会。国家副主席韩正、国务院总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高层与这些知名企业家直接对话，宣讲我们鼓励投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三、喜忧参半的信号，让外国企业“质疑”在华投资

我们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在我们自己看来，或许有重大突破，或许有重要让步，或许史无前例。但种种原因，这些政策与措施并未消除外资的疑虑，并未获得外国企业家的信任。

9月份，欧盟和美国商会分别发表了关于CN商业状况的悲观报告。在美国商会调查的公司中，只有52%的企业表示他们对未来五年对CN的投资与经营持乐观态度，创历史新低。

欧盟中国商会则在9月份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3-2024》中直言不讳地说，在华欧洲商界对重新恢复双边交流表示欢迎。业界曾预计中国重新敞开大门之后，外国公司将会蜂拥而至。然而，尽管中国展现出对外企投资的热烈欢迎和对营商挑战的明显重视，但当企业家们意识到他们得到的还是老一套菜单时，投资欲望便不复存在。这表明，只要中国政策制定者兑现承诺、优化营商环境，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得到明显提升。同时，考虑到政策的执行不一或含糊不清可能造成营商阻碍，政府需在出台新政之前与企业进行务实沟通，以确保这些政策切实有效。

欧洲商会主席延斯·埃斯克伦德（Jens Eskelund）在记者发布会上直言，“在过去的一年里，（政策）模棱两可的程度变得更加突出”，这侵蚀了企业家的信心。

欧洲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兼欧盟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9月下旬在北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企业正在“质疑自己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的地位”。

他在谈到我们的“政策含糊不清“时抱怨称，CN近期推出的数据安全相关法律规定成为了在华外企面临的所谓“系统性问题”。一些欧洲企业认为这些要求在本地存储数据的法律“含糊又繁琐”，难以遵守。“如果公司……需要获得重要数据的数据传输许可，但没有人定义什么是重要数据，这就很困难”“提供更清晰的（定义）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产经新闻7月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在86家回复的公司中，超过53%的公司认为，我们今年新出台的一些法律对其在中国的业务和员工存在负面影响。

10月1日的《卫报》在“喜忧参半的信号让外国企业“质疑”在CN的投资“一文中称，北京坚称CN对企业开放，并致力于支持私营部门。但是，对国家安全的重新关注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正在损害跨国公司的信心。

该文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一是2021 年 7 月，瑞士农业科技巨头先正达（Syngenta）申请在上海科创板（STAR Market）上市。先正达表示，将把部分新融资投资于农业技术，承诺向一个这个领域注入现金。但是，两年多过去了，先正达仍然没有上市。先正达的案例是中外企业在内地面临日益困难的教科书式例子。

二是去年广东的可再生能源公司明阳智能能源集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筹集了6.57亿美元。其上市招股说明书指出，CN法律制度基于可能具有追溯效力的政府政策和内部规则（其中一些没有及时发布或根本没有发布）。现在，这种国际证券交易所法律要求的披露可能违反了CN的规定。

卫报称，中国企业希望在海外上市，面临更多障碍。今年3月，证监会发布了一套新的国际IPO规则。在25条法规中规定企业不得“歪曲或减损国家法律和政策、营商环境和司法状况”。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亨利·高（Henry Gao）表示，如果公司不遵守CN的规定，他们将无法获得海外上市的批准。但如果他们遵守CN的规定，他们可能会被外汇和股东起诉虚假陈述。

卫报还指出我们6月份出台的反间谍法中的一些模糊规定。比如其中的“未经授权获取文件、数据、材料”可能构成间谍罪。但即使是法律人士阅读完该法，也不清楚哪些文件、数据和材料需要授权，属于国家机密，这会导致无意中传递国家机密而违法的概率大大增加。法律的模糊措辞吓坏了许多商人。

根据智库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在一份投资环境报告中也表示：虽然成立一个新机构来支持私营部门，以提振信心。但这些措施意味着在一些关键领域进一步远离市场规范，累积投资者的失望情绪。

日经亚洲也指出，促使外国投资人持续抛售中企股票的主要因素是宏观经济前景不明和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不过，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外国投资人持续减持中企股票，外国资金外流数量不断增加，与整体经商环境不佳有着明显的关联。

卫报指出，虽然内地一方面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和广度，极力争取挽留在华外企，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其他新颁布或修改的法律中，存在越来越多的影响企业经营的模糊条款，让在华外企感到经商环境走向改善的反面。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