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事揭秘，惊天内幕曝光！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天，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欢乐的气氛，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下午3时，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特有的高亢洪亮的湘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同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也冉冉升起，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接下来，阅兵司令员朱德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进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阅兵，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所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开国大典”。受阅部队共1.64万余人，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与18年前举行的开国大典不同，这次阅兵式更加隆重庄严。

值得一提的是，18年前曾在瑞金城北6公里的叶坪村举办过一次隆重的“开国大典”，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人也曾在那里进行过检阅。虽然当时的阅兵式非常简单，但它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阅兵，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无论是18年前的叶坪村还是如今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都是为了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激励着人们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阅兵式上，海军、陆军和空军齐聚天安门广场，以三军浑然一体的姿态展示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然而，新中国的武器装备并不先进，而且多样性较大，被战士们戏称为“万国牌”。为了让陆军步枪方阵持有相同的枪械，有关部门整整找遍了两个军，仍然没有凑够足够数量的“歪把子”，最后，只好采取一排持枪，一排徒手，相互错开的阵列方式才勉强保证了阅兵需要。此外，从天安门前开过的战车实际只有101辆，其中很多是修配厂的战士们用废弃零部件组装出来的。

其中一辆坦克在西华门一带抛锚，但后面的驾驶员机灵，毫不犹豫地顶着它继续前进，以确保整齐的队列。在空军编队方面，因为我空军家底不足，只有17架飞机。但为了满足阅兵的需要，聂荣臻只好让其中九架战斗机飞两次，以造成26架飞机从天上飞过的错觉。虽然武器装备不先进，但是新中国的军人们依旧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中国的建国日期本来并不是定在1949年10月1日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希望在1950年1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举行开国大典。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基本全歼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基本实现全国的解放。这不仅符合实际情况，也让开国大典有更为安全的环境条件，与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相契合，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连续性。

全国政协把1950年1月1日确定为建国日后，以周恩来为主任，朱德为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为阅兵指挥所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然而，斯大林却提出了不同意见。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向斯大林通报了我党对建国大业的有关筹备工作。斯大林认为，国际政治是讲名分的，要求名正言顺。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中共如果不迅速宣布成立新政权，中国就会被视作为“无政府”状态，为别有用心的国家进行干预提供借口。因此，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并决定将新中国的成立日改为1949年10月1日。但这时距10月1日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了。这时，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西南、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即使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尤其是北京市，也仍然潜伏着大量的敌特分子。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前来破坏，最后不得不让四架飞机带弹受阅。

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既无古人，又无来者。为了成功举办开国大典，筹备组梳理出敌人对开国大典进行破坏可能采取的四种方式：一是派飞机前来进行轰炸，二是在场内预埋炸弹进行爆破。在开国大典前，敌人有可能采取四种破坏方式，包括在场内使用手榴弹等爆炸物，场外使用大炮、迫击炮等武器进行远程投掷，在领导人的食品或饮水中做手脚，还有潜伏在北京的特务。北京市公安局在和平解放后，面临着“五多”城市的恶劣形势，特务数量庞大，共计一万六千多人，来源复杂，包括国民党保密局、伪国防部二厅、国民党党通局、反动党团，以及傅作义和阎锡山的“清共先锋队”和英、美帝国主义所派遣的间谍等八大系统的共110个单位。然而，幸运的是，北平的和平解放留下了完整的档案资料，通过群众得到了不少线索，很快就将绝大部分特务分子缉拿归案。公安保卫工作得以腾出人手和精力，分别在明、暗两条线上对重点区域、重点人员进行布控和深挖细查。

在明的一条线上，通过群众的积极配合完成了对市内所有军民的拉网式逐人登记，对发现的所有嫌疑人都进行了控制和清查。在暗的一条线上，大量的侦查人员换上便衣，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散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收集各种传言以发现线索，或对有关场所，有关嫌疑人进行监控。这个办法很有效，点面结合的监控手段，真正做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某一天，一名便衣警察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刚丢下不久的香烟烟头，拾起来一看，是一支“飞马牌”香烟的烟头。此举为侦查提供了线索，最终为保障开国大典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历史上，1959年10月1日被称为开国大典，这是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这特殊的日子里，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有一天，一位警察在街角发现一个烟蒂，但这个位置不太可能是行人顺手丢下的，很可能是有人长时间驻留在那里。于是他连续几天在这一段巡逻。

终于，在一个傍晚，他发现一个人戴着礼帽躲在花丛后面在画图。这个人正在画府右街和长安街一带的地形图，这让警察非常警惕，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特务。于是警察靠近他，这个人因为被发现而感到愤怒并试图杀死警察。警察很快制服了他，并把他带回去审讯。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他画地图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放置炸药的位置，准备在开国大典当天炸毁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乘车辆。北京市公安局根据这个特务的供述，连夜行动，迅速逮捕了相关的特务分子175人，并起获了一批枪支炸药。但是，尽管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仍然差点被敌人钻了空子。9月24日一大早，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亚洲饭店，他正在携带毒药和定时炸弹。然而，警察发现他的手臂异常白净，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当他们搜查他时，发现了毒药和定时炸弹。这个人是台湾保密局专门派来大陆破坏开国大典的。仅在开国大典前的一周内，公安保卫人员就抓获了数十名企图进行破坏的特务。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开国大典的现场安保，阅兵筹备组更是设置了好几道防线。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我军还在北京的四面八方，尤其是东南沿海至北京的各条航路沿线都埋设了大量的防空观察员，在每一个重要节点，都布置了高射炮阵地，随时准备拦截来犯敌机。为了解决高射炮射程不足的问题，我军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让高射炮“上刺刀”，在山顶上设阵地，高射炮兵得到的命令是只要敌机前来就先开火。即使我方没有足够的航空兵，如果有人胆敢前来破坏，也一定会受到惩罚。为了破坏我们举行的“五四青年节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国民党军在1959年5月4日曾派出6架B-24轰炸机向北京进行轰炸，导致24名平民死亡，196幢房屋被毁。B-24从舟山机场飞到天安门广场进行轰炸，需要考虑很多限制条件。B-24的最大航程是3380公里，但要想成功对北京进行轰炸，B-24中途必须要加一次油才行，而且要规避我军高炮的拦截。

从航时上看，B-24的时速是488公里，从舟山到北京单边飞行一次，途中至少需要3个小时。但B-24不具备夜航能力，所以最迟在下午2点半左右就必须返航。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敌机的弱点，开国大典的时间被定在下午3点。如果敌机提前飞到北京上空，阅兵指挥部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考虑。在我国开国大典前，为了避免敌人的轰炸和毒害，政府做出了多项安排。首先，为了出其不意，政府放弃了防空力量较强，位于郊外的西苑机场作为开国大典的地点。其次，政府将举行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地点列为高度机密，并一直秘而不宣。直到开国大典开始前只有5个小时，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这样，敌人的时间就很有限了。此外，政府还制定了防范对领导人水杯下毒的方案。警卫部队在几天前就将运水专车进行了消毒，并交由专人轮班守卫，不允许任何无关人员靠近。

在送水、续水环节，政府还成立了一支40人的女子便衣大队，成员都是从全市高中挑选出来的女学生，她们身材高挑、健壮有力，并接受了擒拿格斗和服务礼仪等方面的培训。她们的任务就是为领导人的水杯送水、续水。这些安排的确起到了预期的防范效果。在送水的过程中，姑娘们接过编号水壶后，前往天安门城楼为领导人的水杯续水，然后再将水壶送回锅炉房。为了保证饮水的安全，姑娘们始终紧握着水壶。与此同时，在北京，蒋介石的老友毛泽东刚刚结束了通宵办公的工作，来到室外的草坪上做着扩胸运动，欣赏着东方缓缓升起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