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

（图片为颐和园佛香阁）

1）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从成立第一天起，就肩负着两个独特的使命：第一，让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彻底扭转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不幸命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2）新中国74年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强的目标导向性。就是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明显的务实性。历史上，我们最终放弃了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际上也从没有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它可以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绝对不会照抄照搬任何一种根植于不同的文明和社会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因为后者根本不切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很强的包容性。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有益的、有效的、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借鉴、参考、融合、吸收。一切无益的、有害的东西，我们都要逐步抛弃。

可以说，很强的目标导向性、很明显的务实性和很强的包容性，恰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生命力。

3）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美两种政治制度、两种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要“同台竞争”，要被其他国家拿来比较，但是，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区别。美国对于自己的制度和模式，有着外界难以理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盲目的、顽固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西方过去500年来统治世界的历史，也来自于美国在短短两百多年的建国史中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事实。这种自信与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传教士精神”相结合，就让美国具有一种强烈的向世界其他国家推销美式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冲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太过于短暂，并没有经历中国这种几千年来的起起落落，让美国对自身制度和模式的过度自信缺乏内省精神，让美国对“按照自己模式改造其他国家”的冲动缺乏自我约束和克制。

4）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美式干涉主义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于“基督教传教士情结”的理想主义精神，还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等现实主义倾向的影响。简单来说，美国热衷于干涉其他国家、推销美式模式，不仅仅出于价值观，也出于利益。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此后美国主导了西方对俄罗斯转型期的“休克疗法”。回过头看，当时确实有一群本质上是“空想家”的西方经济学家，想在俄罗斯身上去实践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但是，美国在诱导苏联瓦解和崩溃，并对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过程中，也隐藏着非常明确的地缘政治目的，那就是要“趁俄罗斯病、要俄罗斯命”，彻底“消灭”俄罗斯这个美西方冷战中的强大对手。在美国政客心里，俄罗斯是否能够成功转型，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自由而繁荣”的国家根本不重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俄罗斯对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挑战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因此，俄罗斯转型失败，没有一个美西方“空想型”经济学家遭到惩罚，而诱导俄罗斯进行这种转型的美国政府也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5）中国国内如果有所谓的“自由派”，他们其实跟可怜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犯了严重的“幼稚病”。他们天真地以为，美国会帮助中国人建设一个“自由而繁荣”的强大国家。殊不知，美国只是用“自由而繁荣的中国”这个虚幻前景，作为驱使“蒙眼驴子”的胡萝卜。美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自由而繁荣的国度”。那些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自由派”，要么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蛊惑，要么是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了好处，或者是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未来他们将获得某些利益的许诺。

6）从美国在全世界推销美式资本主义，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绩来看，美国在这方面只能说是一败涂地、乏善可陈。“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假设就是错的。它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先照抄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然后让“神奇的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一理论在现实中早已经破产。很多发展中国家引入了美式“多党竞争选举制度”，最终不仅没有为经济腾飞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法治环境，反而导致社会分裂、政治动荡、民粹主义抬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真正对“华盛顿共识”从理论上加以瓦解的，就是林毅夫基于中国乃至东亚经济在二战后腾飞的事实，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它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利用其现有的资源禀赋和治理能力，采取务实的政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等，就可以让经济在局部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为全国性的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创造条件。

7）过去一百多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高举“自由原教旨主义”大旗、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奥地利学派，还是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真正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方面，都有严重的缺陷。而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也可以用来支持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这才是真正有效、管用的理论。从这个角度讲，林毅夫比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家都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诺贝尔奖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了。在美西方政府和舆论依然顽固不化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各种攻击和抹黑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他们会把诺奖授予一个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经济学家。诺奖评选本身就是美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反映，根本不是一个对那些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取得突破性成绩的人们进行客观评价和肯定的制度安排。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目标导向性、务实性和包容性，所以，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看不到中国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套做法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任何可能，因为，这么做，不仅从哲学上来说，违背了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一贯传统，也跟历史上中国在传播中华文明时的自我克制精神相冲突。在其他国家是否借鉴中华文明问题上，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态度就是，“你们想学习，我们欢迎，并愿意提供帮助；你们不想学习，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跟我们无关。”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传播，主要出自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文明的仰慕，而非中国的主动推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式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不同。

9）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达成了几个历史性成就，包括消除贫困，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等。这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今天，我们放眼世界，目之所及，有太多的国家，上至领导人，下至贫民百姓，都希望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中找到有益于本国发展的灵感、借鉴和启示。中国虽然无意向任何国家强行推销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但是，客观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确实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提供了不同于美式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选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10）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另外一种世界意义，那就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美西方那种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国际关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不追求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和剥削，而是真正希望与一切友好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最终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以我们才说，中国的发展壮大，对国际社会来说，就是和平与发展力量的壮大。中国不仅不会像美西方那样频繁发动掠夺性战争，还会遏制美西方国家的战争冲动，并引导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对于中国很重要，对于世界也很重要。

五百年来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

基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广泛吸收、借鉴一切优秀人类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天都在创造属于中国的历史，也在创造属于世界的历史。

中国必将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