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一名外国军事专家在研究了毛泽东的军事统帅生涯之后，曾这样称颂毛泽东的指挥艺术:
“在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用一系列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弄得精疲力尽、苦恼不堪。
十年后，他用游击战加运动战，在敌后把日本人搅得瞻前顾后、左右支拙。
40年代后期，他用娴熟的运动战彻底改变了中国。
最后，他指挥装备落后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顶住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
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与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对手碰撞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大致不差，但显然外国学者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军史细节了解得不够深入。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得心应手地应用了运动战加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当时属于世界一流军队的日军，倡导中国军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具体战术则使用游击战加运动战。
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先诱敌深入，将敌拉长、拉散，任何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再利用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是毛泽东早在长征之前的数次大规模反围剿中，就强调的军事原则。
当然，运动战需要军队具备极强的机动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顽强的意志力。
掌握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就掌握了以弱胜强的一个法宝。
众所周知，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可与世界战争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但毛泽东却笑道:“我生平的得意之作，是四渡赤水。”
被公认为顶尖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亲自指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可以说，他创造过很多举世罕见的战争奇迹。
即便是站在战略高度指挥规模旷古未有的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从往来电报中不难看出，他对战地、对手之熟悉，战术部署之详细，如同亲临战场。
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战术精妙，令人拍案叫绝的战役、战斗指挥数不胜数。
其中不乏波澜壮阔、扭转乾坤之战，但究竟是为什么毛泽东唯独对这场当时处于绝对被动的、立足于突围脱困的战事如此情有独钟呢？
首先，四渡赤水就是一场运动战，是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后，亲自指挥的第一场战事。
因此，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复出之战”。
其二，四渡赤水是“破局之战”。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身处敌人四十万重兵包围之中，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依托，再加上之前僵化呆板的行动导向，对当时的党中央和三万红军来说，基本是个“死局”。
复出之后，毛泽东出手不凡，一扫之前的颓势，使红军重新焕发了活力，回到正确的军事轨道，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已经形成的必杀之局，摆脱了挨打被动的局面，突出重围，挥师北上。
其三，四渡赤水是“重生之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临危受命，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拯救的不只是红一方面军，更重要的是，也拯救了党中央。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有名言:“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而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在战略走向问题的争论中，甚至出现了毛泽东“以一敌众”的情况，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独见”的毛泽东是对的。
这就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的卓尔不群和远见卓识。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被动的绝境，挽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最危急的时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是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攻取了天险娄山关后激荡心情的真实写照，道尽沧桑并豪情万丈。
此后的历史发展走向何尝不是如此。
遵义会议，被称之为中国革命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而四渡赤水便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一步。
之后，再也没有外部的任何艰难险阻，能给这个政党和这支军队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国共产党自此走向了成熟，一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不败之师即将浴火重生。
然而，兵无常形。历时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其战术布置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的不同应对的运动战。
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是四渡赤水军事上的核心所在。
在十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之下，毛泽东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经常创造出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中央红军的战略计划。
虽然有些决策和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被迫做出的，但四渡赤水的结果，是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光辉战例。
虽然战略目的达到，但过程却是无比艰难和惊险。
身处四十万大军包围，且处于流动中的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依托和各方面的补充，也相当于没有任何喘息之机，所有的决策必须快而准确，有时甚至没有研究讨论的时间。
危情之下，所有容错的空间都被压缩到了极限。
一个决策失误，极有可能全盘崩溃而导致万劫不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凭借一己之力解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万分危难之际，同时给敌于沉重打击，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一直将此战视为自己生平得意之作的原因了。
了解了这些意义，就会以不一样的视角，重新注视四渡赤水这场险到极致，也妙到毫巅的精彩战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在此之前，江西苏区是由朱、毛红军一手开创的、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
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加游击战，以弱胜强，取得了三次大的反“围剿”胜利的辉煌战果，拥有了21座县城，占地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
在彭德怀率军两次向福建和赣东北出击之后，中央苏区面积继续扩大，于1933年达到鼎盛时期，辖区多达五六十个县。
但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开始实行不切合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排斥和打击亲手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
从1931年起，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权，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1933年1月，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最后被迫迁入江西苏区。
同时，1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当时以博古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指派的军事顾问李德，拒绝再采用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用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以阵地战和堡垒战替代了运动战，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遭受了重大损失的中央红军从十万减至八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博古和李德从左倾冒险主义又一下子变为消极避战思想和僵化的军事指挥，使又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度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空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的损失数字触目惊心，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向湘西前进。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
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并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这两次会议，也仅仅是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已，毛泽东还没有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但即便是这个建议，长征以来第一次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连克七座县城，于12月底到达了乌江南岸，中共中央随即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从瑞金败到遵义，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接连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意见基本一致，强烈要求改换领导人，改变军事路线。以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主，向中共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令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完成决定领导人任免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此次会议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领导岗位上。
中国革命可以说由此时揭开了新的一页。
四渡赤水后来作为一场堪称神来之笔的运动战军事案例，被广泛列入很多世界军校教材。然而，这场精彩绝伦的战役却是从一场失利开始的……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状态下召开的，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历时三天。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只开了一天会，就匆匆赶往了前线。因为遵义南面防线的部队已经与快速到达的黔军交了火。
在外围，蒋介石已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一百五十余个团、四十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军情紧急，会议没有完全进行完毕。
危情之下，为摆脱这种险境，中革军委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可以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手中是元气大伤的队伍，面临的是濒临绝境的局面。接下来刚刚接手军事指挥，就遇上一场失利。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松坎、桐梓和遵义地区，经过娄山关向赤水县城前进，准备从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
而四川省主席刘湘生怕红军进入自己的领地，再加上蒋介石的严令催促，川军在金沙江北岸集结了重兵，欲拼死一搏。毛泽东重掌兵权的第一战，就这样打响了。
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上，而土城是赤水河畔的一个小镇，有渡河的码头，地处要冲，是中央红军从黔北进入川南的必经之地。
右路是林彪率红一军团三个师，24日进抵土城，击溃沿途的黔军，于26日到达赤水县城郊，准备迅速占领赤水县城，打开向西南进军的通道。但赤水城被川军两个旅提前占领，红一军团久攻不下，伤亡不小，战事进入了胶着状态。
左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27日到达土城以东地区。
中路为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中央纵队和董振堂的红五军团。
其中红五军团于27日到达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与川军的郭勋祺部形成对峙。
同时中央纵队也于同一天到达土城，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决定集中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的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杠坡一带围歼川军郭勋祺部三个团六千多人，为北渡长江开辟道路。
1935年1月28日，土城以北三公里处的青杠坡枪炮声扯地连天，双方交战搅得天昏地暗。战斗从凌晨打响，现在已过中午还未见分晓。
总指挥彭德怀憋了一肚子气，越打越觉得不对劲。原来估计顶多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解决战斗，如今非但没达到战前预计，敌人的反扑倒是越来越凶猛。
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北侧高地在打退敌人五次进攻后，已被郭勋祺占领。我军伤亡重大，已经接近弹尽粮绝。
就在林彪攻赤水城不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林彪停止北进，红一军团二师急速返回土城增援。
土城周围虽然还有红九军团，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黔军王家烈部、滇军孙渡部正在从各个方向追来，先下不好贸然投入全部兵力。
中午，川军突击凶猛，一度突破了红军的阻击阵地，打到了军委指挥部的前沿。
这是最危机的时刻，如果还不能扭转被动局面，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危情之下，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都亲自上了前沿阵地，分别去三、五军团督战。
关键时刻，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干部团起到了关键作用，打了一个精妙的反击，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抑制了敌人进攻的态势。毛泽东赞叹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通过抓到的俘虏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情报工作出了问题，开始以为川军四个团六千多人，现在战场上敌军就有六个团一万多人，另外，敌人还有两个旅正在赶来。
战斗部署时，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以为跟黔军一样不堪一击。谁知刘湘害怕红军入川，严令川军死拼。再加上郭勋祺也确算得一员名将，其麾下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黔军不可与之相比。
虽然回援的红一军团二师也已到达，但战场态势处于对红军极其不利的局面。毛泽东果断建议中革军委改变北渡长江的原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迅速向川南古蔺地区转进。
毛泽东的意见被顺利通过。1月29日凌晨，红军兵分三路，由土城上、下游和猿猴场三个渡点西渡赤水。
一渡赤水是在失利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军事上堪称一场战略大师的杰作之战，才刚刚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