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历经二十多年长盛不衰的一部电视神剧《雍正王朝》，使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和神秘感，也是争议最多、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皇帝，进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之中。
只不过文艺作品跟历史史实毕竟有很大区别。
文艺作品必须有艺术感染，在情节上做到骨肉丰满、引人入胜，需在历史史实基础上做大幅度的艺术加工。而作为文艺创作者，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描述，都有不同程度地加入自己个人对这个人物喜憎好恶的情绪。
另外，文艺创作者们为了求奇和吸人眼球，达到独辟蹊径的效果，显示自己非同寻常之处，往往喜欢另辟蹊径，从众不同的角度出发，将千百年来已成定论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完全做不同程度的颠覆。
这些都是大多数文人的通病。
故此，在文艺领域的历史板块，时不时刮起一阵阵的“翻案风”，坏人变好，好人变坏，为一些不可理解的人或事物，强硬性地找出各种理由和解释等等，已经成了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这些现象往往能使一些不明就里、不做深入考证的人们，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因为没有政治大局观和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往往因为文艺作品，对真实的历史人物造成一定程度的错觉。
通过一部电视剧，使雍正皇帝成为了一个历史热议人物。
雍正皇帝在后世历史研究中，是个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实施了很多制度革新和有益于国家的善政。
他是整个清帝国、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皇帝。同时，他也是挨骂最多、也留下了很多历史疑案的皇帝。在他继位到死去的短短十三年，所做的几乎每一件涉及他个人的事情，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但在《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中，作者为了强调他重新定义这个历史人物的必要性，做了很大程度的艺术加工和渲染。
在一些该贬低和解释不清之处，根据作者的臆想，都做出了看似合理的铺垫和美化。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样的艺术加工也无可厚非。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不同于文学，需要的是严谨、客观和不加个人喜好的考证，以丰富真实的历史真相。
公元1722年12月30日，也就是大清帝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戊时，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病逝于畅春园。北京九门关闭六天，十六日遗诏颁布，二十日，举行了即位大典，皇四子胤禛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成为新皇帝，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围绕着雍正继位，在学术界和民间有无数的争论和见解。在没有新的考证成果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什么人都观点可以权威到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程度。
其中最著名且流传最广的就是胤禛“改诏篡位”。
其内容为胤禛伙同步兵统领（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最高长官）隆科多将康熙“传位十四皇子”，将“十”改为“于”，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种演义式的说法实则经不起推敲。遗诏是要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不会像民间相传的那么简单。
但围绕雍正继位的事宜，则已经无法考证，完完全全是个历史谜团。
然而，篡改遗诏这个说法仅仅如一锅开水，随着温度的增加才刚刚冒了个泡。随之，涉及雍正皇帝个人事情的“十大罪恶”接踵而来。
事情从一个看似十分荒谬、毫无实现可能的“曾静投书案”而起的。
岳钟琪是除年羹尧外最为显赫的汉族军事将领。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战争中立有大功。因此官拜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节制西北诸路大军。
然而盛名之下，必有传奇。围绕着岳钟琪出现了很多传言，说他是岳飞后代，而满族正是五百年前金朝女真族的嫡系子孙。岳钟琪决心继承先祖遗志，要“还我河山”、“痛饮黄龙府”，恢复大汉天下。
这些风传一直使岳钟琪苦不堪言、寝食难安。谁知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言却引起了湖南一个秀才曾静的注意，随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并立即行动起来。
他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岳钟琪，书中列出雍正“谋父”、“逼母”、“弑兄杀弟”、“诛杀忠臣”等十大罪。并劝说岳钟琪起步川陕，共图大业，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江山，成就千秋名节。
岳钟琪看到投书大惊失色，被吓出一身冷汗，一面火速报告皇帝，一面开始审讯张熙，为自证清白，还专门请了一位满族的高级官员旁听。谁知不管岳钟琪怎样威胁利诱、乃至恐吓严刑，张熙始终坚贞不屈，不透露半点口风。
岳钟琪无奈，只能假装自己愿意与之共图大事，之前的审讯是为了慎重和试探张熙的决心如何，并流着泪对天发誓永不背叛，共同齐心协力驱逐鞑虏，恢复大汉。
张熙这才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岳钟琪。就此，投书一案宣告侦破，地方官员们在皇帝的严密布置下，很快将主要案犯一网打尽。
本着宁枉勿纵、并彻查流言源头的原则，案件迅速扩大化，一场规模不小的文字狱也随着开始，并如瘟疫般几乎遍布到了全国各地……
围绕着雍正疑案的前前后后，学术界和民间有着无数的争论和见解，在没有新的考证成果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什么人都观点可以权威到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程度。
但曾静投书案中，关于雍正“十大罪恶”，以及其它传言的扩散程度，完全出乎了雍正的意料之外。
这种“特大新闻”一般传播极快，具《大义觉迷录》中记载，查来查去，这种流言的传播来源之一，竟有被雍正修理的兄弟们，以及他们的亲近人士和随身太监等组成了一个皇帝丑闻宣讲团，他们在近千华里的流放途中，就雍正如何毒死父亲、逼死母亲，和诛杀忠臣等传言散布到了全国各地。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想到天下人会这样谈论自己。”
他用了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方法处理这个案件，本来并无依据的一种传言，被自己相当完美地诠释了“欲盖弥彰”这个成语。
作为一个帝王，他极其耐心地一条一条批驳曾静给他列举的罪状，结合曾静的口供，和经过皇帝教育改造好后新作的忏悔录《归仁说》等等，编辑成了《大义觉迷录》，刊印成书颁发全国各地，要求所有读书人必须认真学习，如果发现有哪个读书人没有看过这本书，就将当地长官从重治罪。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翻然悔悟”的师生二人也开始用实际行动痛改前非，分别去南京、苏、杭、和西北地区去宣讲《大义觉迷录》。
另外，雍正皇帝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从新考中的进士中选拔，派遣去全国各地去宣讲。同时，下令全国各地的官员，必须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向老百姓宣讲《大义觉迷录》。
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切各项政事。
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雍正皇帝后来到底有多委屈，可以抛开一个帝王的尊严和杀伐果断，置违反当时最十恶不赦的逆天大罪之第一法度于不顾，释放“首恶”，采取这种另类方式全方位地为自己做辩护。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皇帝这样做，尚属绝无仅有，也成了整个长达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最为奇异的景观。
要知道，大清帝国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的文字狱。清兵入关以来，从顺治年间开始，康熙、雍正一代比一代严酷，到了乾隆时期达到顶峰。
因无关之一字，导致杀生大祸之事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乾隆皇帝弘历制造的文字狱规模，应该比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的总和都要多。在他手里，以文化工程——修《四库全书》的名义而毁掉的书籍，可能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数目远远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掉的书籍百倍都不止。
而受此案牵连的其他人们，可就没有曾静师徒那么幸运了。
“曾静投书案”牵连甚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位名气最大、受到广泛尊敬、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浙江大学者吕留良。他生前就坚持“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誓死不当满清官员。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专门前去拜访了吕留良的后人和其学生们。因此，在流言播及之处宁枉勿纵的原则上，吕留良一族也受到了波及和牵连。
案发时，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但他的亲人、后人、整个家族以及学生、朋友、出版商、追随者、崇拜者，甚至购买和收藏他作品的人等等全部受到牵连。死去的掘尸，活着的斩首、流放、抄家为奴等等。
除此之外，由此牵扯出的文字狱大面积波及开来。徐乾学是纳兰性德的老师，他的儿子徐骏，因有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举报“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言诋毁，大逆不道”，被雍正亲批大不敬罪斩首示众。
数千年来文人骚客常用“清风明月”来借物叙怀，如今做梦也想不到被清廷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
后来，有一个诗人写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颇具情趣的佳句。谁知大清帝国的皇帝，愣是从中看出这两句诗是在嘲笑他没文化。于是，这个倒霉的诗人遭到斩首示众的厄运。
这样的文字狱当时数不胜数，除了“投书案”始作俑者曾静师徒外，有关或无关的文人广受牵连，不一一列举。
最有意思的是，雍正皇帝对于此案双标性的处理，显然不被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所认可。
雍正皇帝死去还不到一个月，乾隆皇帝马上下令，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然后先是停止每月两天《大义觉迷录》的宣讲，然后严令将此书收回销毁，凡敢私藏者，将是灭族大罪。
然而人心求奇，越禁的东西就越感兴趣。这样一来，本来让人烦闷不堪、压根没当回事的一本书，一下子变得珍贵无比。
很多人不顾风险偷偷藏了起来，也有很多被带到了朝鲜和日本，使这本本来相当于笑话的《大义觉迷录》也开始蒙上了神秘面纱、变得身价不菲，终于成功地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
雍正皇帝认为，只要就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澄清事实，就会谣言自灭，天下子民会因其坦荡而将自己的英名流传千古。可惜，皇帝这样大张旗鼓地自辩，反而让天下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并将之散布开来，注意力根本没有放在他的自我辩解。
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反而让天下芸芸众生产生了足够的怀疑——毁书的原因，是因为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两位皇帝完全低估了天下子民口口相传的威力，以及对民众的猎奇心理完全没有足够的认识。
就这样，围绕着这位在位仅十三年的皇帝，流传着大量的传言和故事，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史料为背景，甚至同一件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其内容和形式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并千差万别。
以至于就连雍正之死也成为一个世纪疑案，有着很多的说法。其中最精彩和错综复杂的说法之一，大约可以超过任何推理和武侠小说作家的想象力。
大概意思就是在吕留良案抄家行动中，其孙女吕四娘侥幸漏网。之后，这位貌美如花的吕四娘隐身江湖，拜高人为师习得一身绝顶武功后混入宫中，趁雍正对吕四娘的美貌神魂颠倒之时，割下并带走了雍正皇帝的头颅。
因此，据说雍正皇帝下葬的只是一个身子。或许将来只有考古发掘打开清西陵中的泰陵后，才能验证这种说法的真伪。
除了雍正篡改遗诏、毒死父皇、逼死母后这些传言之外，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雍正皇帝荼毒他那些同胞兄弟、和杀死功勋卓著的大将军、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的故事。
相比于前者那些毫无根据的、算得上诽谤的传言，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实。
以至于真真假假的故事纠缠在了一起，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真伪。即使雍正皇帝无论多么勤奋地致力于国家治理，都注定了无法洗清罩在他头上的恶名。
他的父皇康熙帝到底有多少个妃嫔，已经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的话题，光是有名号的就六十七位。一共有五十五个子女，其中三十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
没有名分的就无法考证了，到了晚年，康熙帝还在江南不停地搜罗美女以充实后宫。
据《清朝外史》记载，大名鼎鼎的张廷玉的弟媳妇称得上国色天香，在一次太后过生日进宫朝贺完毕，回来时服饰依旧，却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原因是康熙皇帝一见钟情，留下自己享用了。
庞大的后宫佳丽群，使康熙帝子嗣繁茂。在康熙皇帝的大儿子四十多岁的时候，小弟弟们还在陆续出生。
虽然在帝王家中，很难有血浓于水的兄弟情感，那根本就是最高权力和利益的角斗场。但历史上像雍正那样修理自己同胞兄弟的事例还真是不多见。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雍正皇帝成年的二十多个兄弟中，除了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禄、十七弟胤礼外，其他差不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大哥胤褆压根就不是做皇帝的坯子，在康熙活着的时候，因被揭发用巫术镇魇太子胤礽而遭幽禁，一直被关到雍正十二年才死去。
二哥胤礽是前太子。众矢之的太子难做，当三十七年的太子更难做。
漫长的储君生涯中，有任何的行为不当，就会遭来政敌和竞争者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何况他自己也不太检点，也有人说这种不检点是一种极度压抑后的发泄。
否则以康熙皇帝之明，不会第二次将其立为储君，这种大事，毕竟不是儿戏。两次立储，两度被废。近四十年的太子，真不是人能做的活儿……
雍正继位后，将胤礽流放般幽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论证认为原太子胤礽之死，跟雍正脱不了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