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位95后云南作家笔下，故乡是边缘也是中央

1996年出生的作家焦典，在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所知。

在《我在岛屿读书2》中，她和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畅聊阅读与写作。

8月，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孔雀菩提》。毕飞宇认为这部作品“是巫的，是斑斓的”；莫言则序言中如此形容：“焦典对小说的领悟力，让我既欣慰又羡慕。”

“巫性”“诗意”“灵气逼人”“亦真亦幻”……这或许是焦典的故事最常收到的评价。而它们都有一个特征——与焦典的故乡云南有关。

在写作中，焦典一次次打捞起这个“边陲之地”不易为人看见的碎片。她调动飞扬的想象力，写云南的云、山、奇异的动植物，还有穿行于雨林的女性，那些看上去神秘又孤独的寨子, 快被遗忘的民族传说。她的身体里好像住着两个灵魂，一个生活在热闹的现代都市，仍在向未知的远方跋涉；一个则久久停留在故乡的群山与雨林中，不愿彻底出走。

以下是她的讲述。

“云南会永远在我的故事中”

云南是我的“烙印”，我出生时睁开眼，看到的是它的低低的云，是它薄而脆的风，在晾晒的床单上留下了好看的形状，我看到了，所以不会再忘记。就像刚破壳的小鸡仔，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生物，就会被它认为是自己的母亲。

我觉得在地性是必然的，即便你不去写所谓的家乡风物，不去使用你的本地语言，你的写作还是“在地”的。就像俄罗斯作家们的作品，大都坚毅、肃穆，西伯利亚漫长的风雪会凝固在字里行间；就像东南亚的文学作品，往往湿润，粘稠，会有微小的刺痛，因为从海上会吹来咸咸的海风，因为它会不停地吹。

那么也许，我总是试图在小说里去挣脱某种此在，想纵身一跃，去到万物恣意的另一边，也是因为云南的云总是那样的低。以致于让人觉得一伸手就能摸到未曾得见的东西，让人觉得，我们离天空其实本来也就一线之遥吧。

至于为什么以云南少数民族人物及他们的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我多么想说，我是去到了他们的生活里，我是真的认识了他们。那个在浓密潮湿的雨林里，穿着雨靴追踪大象踪迹的人是我；那个在业已败落的山中工厂前，“咔哒”一声踩到地雷的人是我；那个在雪山前回头的人是我，那个用火焰燃尽白孔雀最后一根羽毛的人是我。但是，很可惜，不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只是一个平常的、乏味的人，和大家一样上学、考试，抓紧一切时间打游戏，有时候甚至懒得连游戏都不想打……

博士入学面试的时候，余华老师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他问我，我本人生活在城里，是怎么样去写那些山林里的、寨子里的、少数民族的故事？我告诉老师，因为我爷爷就是地质队的，我的爸爸也是，他们就是在山里，在寨子里。有些地方，他们去过，有些故事，他们见过。他们告诉了我，那些东西就像底片一样留在我脑海里，它不显色，但你透过光就能看到。

计划逃婚的苗族女孩，摄于2022年

我也写了一些云南女性的故事，但在上大学之前，关于女性的问题，我没有深入想过太多。上大学之后，经过一些课程和书籍的洗礼，我才算开了“女性视角”这一只眼。我因此也非常感谢我的学校，这也许就是高等教育普及的意义所在。我开始注意到生活中其实女性有很多隐痛，这种隐痛是非常有文学性的，不是明面上的打你骂你，或者直接的虐待、歧视，而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老师，你的周围人都说你很幸福，觉得你过得很好时，你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大大的问号。更可怕的是，有时候你连这一个问号都没有冒出来过。

我成长起来的氛围从未让我觉得，人因为生下来的性别不同，未来的人生就会天差地别。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志愿者说，他们一开始捐赠物资给云南山村里的女孩，但是发现这些东西最后都落不到她们手上，会被父母拿给家里的哥哥和弟弟。后来他们就捐赠性别偏向特别明显的东西，比如粉红色的花棉衣，可是等他们再次去到那里，发现路上都是穿着粉色棉衣的男孩们。

那么，我如何能不写？如何能不写女性？我没有张桂梅老师那样决绝的意志，但至少，我还能写。某种程度上说，我所写的那些女性生命体验，就是我的生命体验。她们对不公和束缚的痛恨，是我的痛恨，她们对神秘未知的广阔世界的冒险冲动，是我的冲动。她们不是我，我不是她们，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女性的生命，在更深处本来就连接在一起。

苗族女孩自述

我从来不觉得云南是“边缘”的，也许它在礼教的边缘，它在经济的边缘，科技的边缘。但它也在山的中央，在奇异动植物的中央，在云的中央。

但边缘是一个特别迷人的词。它陡峭、狭窄、逼仄，也新鲜、勇敢、奇异。让我想起毒蘑菇、野山或者某个失踪的人。我在道路的中央见过多少言不由衷、不经思考的漂流，痛苦的弯折，就在边缘的小径上见过多少赤裸、摩擦得血肉模糊但笑着的爱，还有那些强风吹拂过的最安静、最勇敢的灵魂。我们现在能这样隔着屏幕和纸张，在一个热搜是关于事故、房产政策和减肥秘诀的时刻，一起谈论关于文学的事情，不正是因为我们正共同走在一条边缘的小路上吗？

一起欣赏和享受这份捉襟见肘的美丽吧。何况，谁能一直站在道路正中央？

“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世界

这个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我绝非一个现代科技的反对者，或者某种自然主义者，我的生活依赖于现代文明科技，我喜欢新鲜而性能强大的科技产品，看到一些科学技术的突破时，我常常兴奋无比。但是很奇怪，躺在野外的草地上让我觉得没来由地安心和快乐，伤心时抱着大树，就会觉得好一些。在我还不知道哀伤和惆怅是什么的小时候，我偷溜上山，坐在无人的山坡，看着寂寞的山野，就会落下泪来。

宗教也是我一直以来很感兴趣的话题，我着迷的是它其中那种超越性的，关于相信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种超越性。人是很奇怪的，不会仅仅因为现在吃饱穿暖就会开心和幸福，人总在追求某种超越现在的东西，当然它以不同面貌表现出来，而关于相信，我始终觉得，把文学故事当真的人，其实是真的天才，是一种我们很少有人是的，关于相信的天才。

对我来说，这种超越性是我创作的底色，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世界，这个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它是什么，但我相信，是有的。

“最初是语言，最后还是语言”

我不确定是哪一个瞬间开始想写小说的。也许是隐约窥见命运那复杂缠绕的轨迹线条的时候，也许是看到有人的眼中涌起奋不顾身的海水的时候，也许是看到下雨，而故事从树叶的尖端滴落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想写长篇的念头，但我觉得目前我可能还太单薄了。不着急吧，等雪再落得厚一点。

说到方言在我的生活和作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方言是我的九层塔。九层塔拥有一个威武的名字，但其实只是一种叶子柔软、小而清香的芳香植物罢了。加几片酸酸的绿柠檬，再混上些香味很野的香茅草，无论是做成地道的西双版纳“赶摆鸡”还是做成蘸水、米线“帽子”，都让人，至少让我，得以长久的回味。

写作的每一分钟都挺难熬的……我曾经和写作的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的共识：痛苦。写小说就是99%的时间都在痛苦，只有写出来了的那1%的时间是快乐的，虽然那1%的快乐足以慰藉所有。有点像蝉的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蛰伏在阴冷的黑暗里，只在生命的最后时分迎来了热烈的阳光和温暖的风。但那种快乐的冲击是很巨大的，也许这就是蝉总是叫得那么大声的原因，哈哈哈哈哈。写作是一个漫长的编织的过程，头痛欲裂，眼睛也干得要瞎掉，写作是在拿血和汗写，真的是这样。

支撑我度过每一个这样时刻的方法，也许有点太过私人化——我会向右看。然后我会看见我的爷爷，依旧坐在他的床边，低着头闭目养神，陪我度过漫漫长夜。那是几年前，我还没有在任何大刊上发表作品。突然有一天，某家知名刊物的一位编辑老师联系了我，让我投一组诗，马上就要要。我一首存货都没有，但我很珍惜那个机会。于是我写了一整夜，爷爷也陪了我一整夜，他一句话都没和我说，没让我休息，没问我累不累，他只是坐在那里陪着我，不时给我的杯子里加满开水。最后的结果是很好的，我确实第一次成功发表了作品，在那本至今仍旧是所有写作者梦想的刊物上。

爷爷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每个那样的时刻，我都还是会看向右边。我知道我的爷爷依旧坐在那里，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只要再坚持一下。

如同第一次，如同一次次。

“我的野火、我的胸针”

作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孔雀菩提》是我的野火、我的胸针、我的帐篷、我的匕首、我的暴雨、我的鹦鹉螺号，我的系住了无数次忍耐的泪水的一粒纽扣。

它撑开的方寸之地，为我遮挡住了内心中无数落雨的时刻；它浅浅打磨过的刀刃，为我割断了生活中细细密密的看不见的绳索；它燃尽了许多溢出的情感，变成炭火，我又凭借它们度过了漫长冬日。我很少说这个字，但我爱它。

因此我不会担心被拿来和其他作家比较，因为他们有他们宏伟的巨舰，他们有他们猛烈的投石器，而我有我的胸针，它会永远挂在我的胸口，微小而闪亮。

要说我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着怎样的期许和计划，我希望是，永远真诚。即便写不出来，或者只能写出来塞进自己的抽屉，也不要写假话和违背本心的东西。

以及，高墙之下，永远站在鸡蛋的身边。即便跃过墙头，那边是鲜花和正在奏响的弦乐。

最后，永远相信一切可能。即便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个蠢货和幼稚鬼，还是要提着自己的头发跳一跳，努力克服一次地心引力。

而对于其他想要尝试写作的年轻人，我的建议与经验是，保持身体健康，努力精神愉悦。不要相信那些作家都是怪人的刻板印象，把自己弄得昼夜颠倒，或者吞云吐雾，整日酗酒，昏昏沉沉。持久的写作，是一场永远不会打赢，但只要撤退就会输的战争。享受艰苦，学会坚持，永远坚韧。但是，当写作已经成为真正生活的阻碍的时刻，那就放下吧，或者至少暂时放下。去吹风，让自己像一棵树；去游泳，在泳池里假装自己是一颗漂浮的行星；或者去在夜里开车漫游，去猜猜在那暗处，有什么正在发生。

采访、导语撰写：李昕芮
编辑：段秋辰
图片：承蒙受访者授权使用，部分图片取自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