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中组部部长，拒绝平反冤案，77年被免职，由胡耀邦接替工作

1976年10月，叶剑英派出了自己的儿子叶选宁去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 胡同内住着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若是你能见到华主席，就将‘中兴伟兴，人心为上’这句话转交给他。”

一年后，《人民日报》收到了一万多份信件和电报，表明了一些部门对于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最明显的便是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

时代的风口浪尖

中组部部长掌握着中央的组织与人事大权，在一些历史时期，这个职位更显重要。

1976年10月之后，袁任远和其他人向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连写了三封信，要求中央能够派人去调查中组部的问题，不过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回复。

那时，掌控中组部的人，正是郭玉峰。

郭玉峰也是个老资历了，他早在1938年便加入了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随营学校学习，当年就加入了中共。

此后，郭玉峰在部队中就一直处于“教育”工作的前沿，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2团9连指导员、2团2营副政治指导员、第三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务，还同部队参加了晋察冀反“扫荡”斗争。

后来的太原战役与挺进大西北的作战，郭玉峰也都参加了，那会，郭玉峰也是个骨干。

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也爆发了， 他是1951年2月去的朝鲜，还担任191师副政委，当年的夏秋季防御作战以及后来两年的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夏季反击战役他也都有参与。

因此，在1955年共和国的第一次授衔仪式上，郭玉峰也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他进入中组部是1967年的事情，而担任中组部部长则是在1975年。

这近10年之间，共和国内发生的一些大事，从中都能看出郭玉峰的身影，特别是在一些人事组织相关的内容，而在一些国家大事上，他也会露面。

周总理逝世后，汪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散的地点与邓颖超商议，考虑到玉泉山顶已经没有了水流，于是他们商量用飞机将骨灰撒到江河山地，邓颖超只送到机场。

追悼会当晚，邓颖超眼含热泪，捧着周总理的骨灰说：“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大家都知道，那是邓大姐对丈夫的最后告别；有几辆不起眼的车子避开了记者，载着周总理的骨灰前往东郊的通县机场，执行撒骨灰任务的有唐学文、白海坤等人。

而上飞机的，就有周总理的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等人，还有时任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邓颖超目送着飞机起飞，直至飞机消失在眼帘之中。

这也能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郭玉峰的地位是很高的。

他从部队的政委开始做起，很快就全权掌管了组织部，他本人在很多事情的处理方面也不够细致，甚至出现过比较严重的问题。

1976年之后，很多老同志纷纷站出来发表意见，认为中组部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妥，背弃了党的优良传统。

若是郭玉峰在那时选择悬崖勒马，那么一切还来得及；可郭玉峰在听到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后，却仍然要求下面的同志赶紧减小影响，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干部政策的问题。

那时，中央组织与人事任免等很多权力都在郭玉峰的手中，来到了全新的时代，很多冤假错案都没能得到处理，那么郭玉峰就有着严重的问题。

相关情况很快就来到了胡耀邦这里，他看着手上的这些信息，也急得在屋内团团转，他打了几个电话，邀请了几个中央党校的同志去家中商量，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便是“如何冲破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

随后的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便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也较为明白的挑明：对于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若是能拖就拖、能推就推，那就会严重阻碍工作的开展。

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在一起思考后，中央也作出了相关决定：让郭玉峰调离组织部，由胡耀邦接任中组的一把手。

胡耀邦是在1977年12月15日到达中组部的，他来了后就迅速与大家见了面，了解了当时的各种情况；特别是看到了“积案如山 ，步履维艰”的现状后，他也确实感觉到这将并不会是一件好做的工作。

可在如此关头将他提拔上来，就意味着他必须得有破除一切的底气。

为此，胡耀邦还特意向大家说明：“不管这条路到底有多么艰难，都要保持着‘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在具体的要求方面，他提出要把党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与‘干部之家’，无论同志们的职务高低、资历深浅，都要感受到那种一视同仁的亲切与温暖，与过去形成本质上的区别。

而对于那些老同志，胡耀邦则是将他们请到办公室中挨个谈话，还请一些在党内有资历的老同志协助处理冤假错案的事情。

具体的处理方面，胡耀邦也顶着很大的压力。

1978年1月，他刚刚在中组部安排好工作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来到中组部上访，每个月的信件都能装满6个麻袋。

由于国家发生了大的变动，还有一些机构被撤销，导致不少干部“没人要”，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去找“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其中不少都是高职别人才。

比如对外文委撤销后，包括国内外著名人士夏衍、楚南图等都遭遇了很大的变故，这些事情，也很快引起了胡耀邦的警觉。

他看到大家的信件后，心中很不平地说：“这简直是胡闹，这些老同志都为社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不能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对待。”

于是乎，中组部的人很快与国务院政工组的人取得了联系，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前去调研，很快，205位同志的工作问题得到了解决。

作为一个老报人，秦川对于这一切可谓是亲身经历。

他曾在宣传部担任了好几年的处长，对于历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有过直观的了解，可由于冤假错案，秦川就只能回家。

当他看到中组部的新变化后，赶紧去陈述自己的历史问题，很短的时间后，秦川就被安排到了《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

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来到中组部解决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连胡耀邦的家门口都聚集着不少人，他却说：“对于找我申诉的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另一边，郭玉峰在被撤职后，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也是他该对自己负的责任。

时代的交界处

后来的电视剧中，也有不少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有的时候，由于人实在是太多了，穿着军装的保卫人员只好在门口高喊：“回去吧，回去吧，事情总归是要解决的，大家也得走程序。”

另一边，一群头发花白的人正簇拥在门前，他们的手中还拿着各式各样的档案袋。

老同志们总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心声说出来，尤其是当大家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后，情绪也更加激动，希望能洗刷掉自己身上的事情。

很多事情，也确实落到了中组部的头上，因为其他地方没权力管。

电视剧中就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当胡耀邦的车抵达门外后，就有一群人围了上去，纷纷想陈述自己的事实，现场顿时叽喳一片。

胡耀邦走下车子，高声道：“我就是胡耀邦，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到院子里面慢慢去说。”

当听说了一些问题后，胡耀邦还问身边的秘书：“他们的事情你知情吗？”

对方的回答是：“知道，他的案子是归中央专案组管理，我们没权办理，很多老干部都是这样的情况。”

于是，胡耀邦马上说：“问题要是没办法解决，那他们现在申诉的材料不能不受理，你们马上去组织几个人，专门接待这一批老同志，首先就是要将他们安排好。”

胡耀邦的态度代表的也是中组部的态度，大家听到后心里也都有了底，纷纷拍手。

除了这些问题外，那会干部队伍还有着“青黄不接”的状况，中组部还有个重要工作内容是大力推动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选拔、重用了一批有知识、有专长的中青年干部。

对于组织来说，这也是“进行新长征”的必然要素。

如此开创的新局面，也对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组织基础。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这也是因为中组部下了要求说：对于迫切需要帮助的同志，不管他的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该教育的就要教育，恢复优良传统。

有人说中组部是个巨大的人力资源部门，这里管理着全国几千万党员，还有六十多万党的领导干部；从这个角度看，工作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显然是连很多跨国大公司的HR都难以想象的。

而且，这个部门几乎是与中共同一时间诞生的，在几十年中也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体系。

虽说面临挑战是必然的，但只要让一切回到正轨，没有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也正是因为经历过问题，才能更好的推进改革。

1984年，原本“下管两级”的模式被变更为“下管一级”，这就代表着除了省部级干部外，厅级、司局级干部的相关任免权力都被中组部下放了，这样的组织也更加高效。

由于还没有明确建立起干部离退休制度，干部数量也一度增长过快，各组织部们不堪重负，80年代初的司局级干部数量比刚解放的时候要翻了好几倍，确实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于是乎，中组部还曾一度将下放的权力给收了回来，就是遏制提拔干部失控的局面。

相关的调整一直到80年代末，各级组织部门的相关权限管理才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从整体来看，中组部两个核心的业务分别是党建与管理干部人事，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中组部也有着全新的要求。

90 年代后期，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人才，中组部又在原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才工作局，专门负责人才队伍的建设，这件事也同样能够说明，中组部的职权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人才工作局在2008年还成立了一个“千人计划”，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招到了2263名顶级的科学家。

除了“党员之家”与“干部之家”外，中组部就多了个“知识分子之家”的定位。

贺国强执掌中组部后，还摸索出了一套“配班子”的思路，这种思路特别注重干部之间的兼容性，这也就比较感性化了：将资历深的与资历浅的搭配、性格温和的与性格强势的搭配。

如此方式，更是能解决一把手干部兼容性的问题。

这个极为神秘的组织，工作人员也是很少在外露面的，组织内部也是极为严密的。

曾有一个在中组部工作过的干部回忆：“有一次刚准备给对方打个电话就被叫住了，原来必须要写一份电话稿，经过批准后才能打这个电话，因为在对方眼中，一个电话中说的内容很有可能被理解为一项政策。”

每年“两会”后是地方领导的换届期，也是中组部领导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要处理的公务有很多。

时到如今，中组部仍然在发展与变化，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很多变化，也是从胡耀邦上任后作为全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