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师哲初到延安，他后来回忆：那里游击作风很浓，很不习惯

老覃在昨天写了《1949年，毛主席出访苏联，高岗强烈请求同去，毛主席：你去不合适》一文，文中提到了毛主席向师哲学习俄语的趣事。

师哲逝世于1998年8月17日，现在，史学界谈论到他，往往冠予“俄语翻译家”、“苏联问题专家”等头衔。

师哲出生于1905年6月30日，陕西省韩城县西庄镇井溢村人，父母亲都是朴实的农民。

他在15岁那年考入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之后，在西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被派往苏联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学习工程专业，从此与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根据党的需要，他后来转到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毕业便在苏联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时间长达9年之久。

到了1939年，才专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

1940年3月，到苏联疗伤的周恩来与任弼时等人结伴回国，师哲遂结束15年的留苏生涯，回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那一段时光，师哲名义上还挂着任弼时的秘书的头衔，他的实际工作却是担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负责翻译毛主席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以及陪同毛主席接见苏联客人。

师哲在1991年撰写并完成出版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一书，他在书中写1940年春季从苏联到延安的感受，称：

“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师哲说的是实情。

老覃在今天春写的《1947年，朱德在战前动员会上的讲话很成功，却让我军后来陷入被动》一文中讲到，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密谋进攻延安。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我党工作人员熊向晖随即向延安送出了情报。但根据杨尚昆回忆，中共中央虽然在1946年2月28日就做出了“延安紧急疏散”的决定，但机关人员撤离并不是非常地井然有序。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通过杨尚昆在延安工作的经历便可知一二。

原本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在1940年底回到延安后，基本处于半闲置状态，主要从事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比如说，在1941年，他被任弼时指派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

1943年，被安排去清查图书资料、订阅外文版书报杂志。

1943年年底，好歹挂了一个中央研究局副局长的头衔，负责的工作却是“关注”敌占区党政军民的工作。

1944年，担任了中央新设的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专门接待美军观察组，陪他们在延安四处观察。

就因为工作无足轻重，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由候补递补为中央委员的他，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七大上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完成了“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在9月19日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任命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

任弼时在李富春在前往热河省会承德展开工作的前夕，口头宣布了让杨尚昆接替李富春兼着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

因为是口头宣布的，所以杨尚昆最初接任办公厅主任的时间是没有档案记载的。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么重要的工作，只是通过简单的口头宣布就完成了，现在说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事实上，杨尚昆接手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还不是一个很健全规范的机构。

认真追溯起来，中共党内的办公厅这个机构是在1941年才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师哲在1940年春季初到延安时“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