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江苏姑娘捡到一印章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人：迷案解开了

1981年的一天，江苏邗江县的一位姑娘，陶碧华响应公社的号召，和其他人一起去村外挖土，给村子修路做准备。

陶碧华挥舞着铁锹，挖着挖着突然感觉铁锹好像挖到了什么硬硬的东西，以为是挖到了石头。低下头翻找时，她没有摸到石头，却注意到土里好像有什么黄色的东西，还微微发亮。

她把这个黄色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从土里刨出来，拿到附近一条小河边，把包裹着它的污泥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陶碧华有些傻眼：这个巴掌大的黄色块块，色泽怎么和出嫁时母亲给的金项链一模一样？我不会捡到金子了吧？

她端详了一番，发现底端似乎还刻着字，没什么文化的陶碧华勉强能认出有一个“王”字，顶端还有个乌龟形状的“装饰”，这样的造型让陶碧华想起了村委桌上的章子。

这又是黄金，又是不认识的字体，还像个印章，陶碧华寻思不会是挖到文物了吧，想起来自己丈夫去年还给来这边的考古队帮过忙，打算先拿回家给丈夫看看，如果只是个普通的金子还能卖一笔钱呢。

陶碧华二十多年来还没拿到过这么大一块金子，装在口袋总是感觉有些心慌，于是丢下挖土的活儿就往家里赶。

路上碰到了认识的人问她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陶碧华心里有事，支支吾吾地糊弄过去了。

刚忙完农活休息的丈夫看到妻子推开门进来，还一脸慌张，急忙询问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陶碧华拉着丈夫坐下，压低声音说：“我捡到了金子。”

丈夫一听，本来以为是妻子开玩笑，毕竟金子又不是石头，哪有这么容易就能在路上捡到的？但是妻子的表情十分认真，丈夫调侃的话咽了回去。

陶碧华把东西小心翼翼地从口袋拿出来，丈夫接过去，仔细看了看，觉得此物非同一般。丈夫去年曾给来这附近抢救古墓的考古队帮过忙，每天和专家们打交道，增长了不少见识。

妻子捡回来的物件小巧精致，底部还刻着不认识的古汉字，极有可能是文物。

夫妻俩当即决定将这个印章上交政府，毕竟私藏、倒卖文物是犯法的。他们找了个木盒子将印章小心放好，来到当地的派出所说明情况。

派出所听了，不敢怠慢，但所里也没人懂鉴别，于是就给南京博物馆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南京博物馆的专家们了解情况后，根据夫妻俩提供的地点、印章样式等信息进行了讨论，认为是文物的可能性很大。

但专家们此时都忙得抽不开身，就希望夫妇两人能把印章送来南京博物馆进行鉴定。陶碧华和丈夫一口答应下来，他们认为护送文物是件很光荣的事情。保险起见，当地派出所还派了两名民警和夫妻俩一同前往南京。

南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陶碧华夫妇。经过专家们的初步鉴定，认为陶碧华拾到的这枚印章确实是个古物，且与去年，即1980年，考古学家抢救性发掘过的古墓有着密切联系。

原来，在1980年，南京市政府接到群众来电，说在扬州市一个山头发现了古墓。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马上就派了专家前往调查。

南京市博物馆的专家们到现场一看，又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现场的各种痕迹表明，地底下确实存在古墓，且很大可能不止一座，而是一个古墓群；担忧的是这个古墓现场有明显的被盗痕迹，地上有散落各处的陶片、纸片，还有被挖出来随意丢放的土堆、石块。

专家们认为要尽快保护好这里的古墓，立即决定进行抢救挖掘，召集附近的民众来帮忙，陶碧华的丈夫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十几日的连续挖掘，初步挖出了两个古墓区，因地处甘泉镇，就暂起名为“甘泉一号”“甘泉二号”。

初步清理发现，“甘泉二号”的保存情况相对完好，而“甘泉一号”的情况则不容乐观，感觉被盗墓贼掏了个遍，乱七八糟的，已经看不出原本的布局，一些无法运走的大件陶瓷也被摔了个稀碎。

考古队员们十分痛心。盗墓贼的行为是十分自私的，他们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全然不顾他们自私自利的行为会破坏文物，破坏中华文化历史的完整性。

专家们将“甘泉一号”的抢救优先级提到第一位，要赶在文物因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氧化生锈或腐坏前尽可能多地清理出来，进行专业的保养和修复。

在考古队员的不分昼夜地勘探、小心仔细地清理，以及群众的帮助下，最终还是抢救出来了不少文物，其中包括了铜雁足灯、错银青铜牛灯、鎏金博山炉等精致又珍贵的古代物件。

古墓的整体轮廓也逐渐显现，整个山头坐落着起码十几个墓穴，考古队推测这应该是某个氏族大家的家族墓群。

那么，究竟是哪个家族的墓群能独占一整个山头呢？这个家族的主人是谁呢？

尽管出土的文物不少，但没有一件能指认主人身份，专家们也只能将时代推测到汉明帝时期，且根据墓群的规模，推测其主人大概率是某位王侯。

具体是哪位王侯，考古界则众说纷纭，其中比较多人猜测的是山阳王刘荆。因有两件出土的铜雁足灯的底部都刻着同一句话话：“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

但这句话无法直接证明墓群的主人就是山阳王，只能说明这两盏灯是属于山阳王府的，至于是否赠与过他人，考古学家们则不得而知。

想要确认墓群主人的身份，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墓群主人的贴身饰物，比如刻有名讳或封号的玉佩、玉玺之类的物件。

经过专家辨认，江苏姑娘陶碧华发现的印章底下刻的四个字是“广陵王玺”，而这正好能证明该墓群的主人就是山阳王刘荆。

也许有人会问：这一个是山阳王一个是广陵王，怎么就是同一个人了呢？

根据史书记载，刘荆既是山阳王，又是广陵王。要知道封号为什么会改变，那就要说说刘荆这位王有些“滑稽”的一生了。

话说这位刘荆，他是东汉时期第一位皇帝光武帝的第九个儿子，与后来成为第二任皇帝的四皇子刘庄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光武帝对九皇子也比较满意，先封为山阳公，两年后又进爵为山阳王。

目前为止，刘荆身为皇子的运气可以说很不错了，只要不犯事，就可以安稳地做一辈子闲散王爷，尽情享受荣华富贵。

可他天生似乎是有些“反骨”在身上的。本来从年龄和才识来看，他注定是与皇帝的位置无缘的，但当他得知自己的四哥刘庄当了皇太子后，竟对皇位动起了心思：既然四哥可以，我和他乃同胞兄弟，凭什么我不可以呢？

于是在光武帝驾崩后不久，他就冒充父亲在位时的重臣郭况的口吻，给曾是太子的长兄刘强写信，劝说他趁乱举兵夺取皇位。

却不想刘强本就是主动辞去太子之位，对皇位并无执念，只想安稳度日，于是刘强生怕惹事上身，赶紧差人把送信人及信件押送到新帝面前。

送信人只是个小喽啰，在汉明帝严词审问下很快就把刘荆招了出来。刘庄知道后大为震惊，但念及刘荆是自己的胞弟，母亲也不希望兄弟阋墙，就把此事压了下去，明面上也没有追究刘荆的责任，但是暗地里加强了对刘荆的监视。

刘荆本来听到自己的送信人被抓了内心很是忐忑，但在家中等了半天，也没听到宫里有什么动静，更别说对自己的惩罚了，于是他就以为明帝忌惮自己，不敢对自己怎么样，想着下次还可以再干票大的。

永平十年，西方的羌人起兵进犯，刘荆认为是自己的机会来了，打算也起兵向明帝发难。可还没等刘荆召集到人马，身边的眼线就把他的打算报告给了明帝。

尽管明帝很是生气，但仍念在亲兄弟的份上没有将刘荆投入大牢，而是将他改封为广陵王，赶到小地方，希望弟弟能在那里好好反思。

刘荆仍然不知悔改，还似乎钻了牛角尖。到了封地没几天，他又坐不住了，找来一个相士要占卜前程。他问相士：“先帝的孩子里属我与先帝长得最为相像，当年先帝30岁就当上了皇帝，如今我也30岁了，是否也可以登上皇位呢？”

相士一听就被吓坏了，心想如今的皇帝正值壮年，这位新来的封王是想造反呀，我可不能跟着一起掉脑袋。于是就敷衍了几句，从王府出来后就马上找到了当地的官员报告了这件事。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明帝和刘荆的耳中。刘荆也知道自己刚被贬不久就又犯事属实是罪加一等，害怕明帝会给自己下重罪，就自己主动投狱了。

明帝知晓后，以为这次刘荆是真心知错，就没有过分追究这件事，只是削减了刘荆亲卫队以及随从的人数。

可刘荆对登基这事仿佛魔怔了一般，安分了没多久，他以为自己又可以了，但不敢在明面上造反，就找了个巫师，用巫术诅咒自己的皇帝哥哥，企图咒死皇帝。

也不知道是刘荆身边的眼线太多，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差，没多久就有人和明帝报告了这件事。其实明帝始终都没对刘荆动过杀心，但自己的亲弟弟三番四次地与自己对着干，不重罚也不行，明帝很是苦恼。

正当明帝为难之际，传来了刘荆在家中自刎的消息。原来刘荆得知自己的阴谋再一次暴露时，深切感受到了自己此生都与皇位无缘，陷入了极度的不甘和绝望，选择结束自己的一生。

由史料可知，广陵王所指的就是曾是山阳王的刘荆。而拥有略显“滑稽”一生的他，估计也想不到自己的王玺能为后世做出这么大贡献吧。

除了解开墓群主人的谜团，这枚印章还立下了另一个大功，那就是解开了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人的迷惑。

此事还要从1784年讲起。当年日本福冈东郊的一个农民在修整水田沟渠时，也和陶碧华一样偶然发现了一枚方形金印，上面有蛇形雕刻，底部刻着“汉委奴国王”（“委”通“倭”）五个字。

这枚金印引起了日本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毕竟之前从未出土过类似精美的印章古物。在金印的来源上，日本学者有了分歧。

一派学者根据《后汉书·东夷传》中的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国王携随从向汉王室进贡并祝贺新帝，光武帝大喜，赐予他们印绶。福冈农民发现的金印很可能与《后汉书》中所提及的是同一枚。

另有说法是认为此枚印章是私印的，也就是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这枚金印与汉朝无关，是委奴国王私自铸造的，也有人认为是江户时代出于政治目的所作的伪作。

持这两种观点的日本学者都不在少数，为此互相争论了近两百年，都无法下定论。直到这枚“广陵王玺”的出土，验证了第一种观点的正确性。

这两枚印章长得不一样，怎么能证明呢？

南京博物馆的专家们仔细研究过广陵王玺后，就把相关的信息公开了，日本学者很快注意到了这件事，于是很积极地联系中国，希望能给两枚印玺做合作鉴定。中国政府了解后，认为这是有利于探索历史的好事，就同意了这个要求。

经过对比鉴定，发现这两枚印玺的鱼纹是一模一样的。鱼纹是在东汉初中期流行的一种雕刻花纹，工匠在铸造时，会在金子未完全凝固时用特制的模具将鱼纹印上去。

两枚印章有着相同的鱼纹，这意味着它们是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用的是相同的鱼纹模具，且这是皇室专用的花纹，不大可能会流传到民间去仿造。除了鱼纹，广陵王玺与“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尺寸、重量、雕刻方法，甚至字体都如出一辙，可以证明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这两枚王玺的印钮雕刻也符合史书记载。汉朝分封时，根据各地物产的特点，王玺上的印钮都各不相同，如南方诸王用蛇钮，北方则是羊钮，西北的用驼纽，而汉朝王室内部的刘姓王则用龟纽区分。

广陵王玺的出土，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也证明了委奴国的存在。当时的日本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没有文字，还在使用石器，土地上有许多部落生存着，是群雄逐鹿的时代。

而汉朝是一个被人敬畏的强大王朝，得到汉朝的认可，就等于高出其他部落一等。于是日本学者推测，当年应该是委奴国的使节冒险横渡到达汉朝领土后，向东汉王朝进贡朝拜，然后被赏赐了紫绶金印，从而可以借此在日本国土上讨伐其他部落，称霸一方。

这个重大发现震惊全日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可以说广陵王玺在日本比在中国国内出名多了。自此日本学术界对“汉委奴国王”金印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也让原本持相反意见的学者不得不承认日本早在一千九百年前就与中国有了联系，还对中国汉王朝俯首称臣。

除了验证邻居日本的历史外，广陵王玺还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枚汉朝诸侯王的印玺，也就是现存唯一一枚的龟纽印玺，其精巧的雕刻工艺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作为中日交往最早的实物证据，广陵王玺有着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江苏姑娘陶碧华估计也没想到自己的偶然发现能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这主要归功于陶碧华夫妇淳朴正直的性格，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捡到的金子上交政府，而不是私藏或转卖。

尽管如今已经不怎么有盗墓贼的踪迹，但其行为依旧是要严厉谴责的，只为了一己私欲而肆意妄为，往小了说是既不道德也违法，往大了说是破坏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完整性。

目前我国的考古技术不断发展，从被迫的抢救性发掘到更科学的勘探挖掘方式，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和还原文物本来的样子，相信广大民众将会在各地的博物馆中观赏到更多文物，学习到中国历史的更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