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五次围攻而不下还背上“孙十万”外号，东吴为何如此想要合肥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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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逍遥津之战是后世对吴魏两国第二次合肥之战的称呼，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东吴趁曹操征讨张鲁无暇东顾，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合肥守军虽只有七千余众，但张辽却利用孙权大军初至的混乱状态，亲率八百精锐在吴军阵中左突右冲，重挫东吴锐气，后又利用吴军后撤，垫后部队与主力脱节的时机，在逍遥津毁桥断路，差点活捉孙权。实话实说，八百骑兵很难重创十万大军，因此，即使遭遇衔尾追杀，吴军也基本上不会伤筋动骨，但它对于士气的打击极大，这一战后张辽威震江东，而孙权则因为此战被网友们调侃为“孙十万”。此战对东吴君臣的冲击不可谓不剧烈，但即使如此，孙权依旧没有放弃对合肥的争夺。整个三国时代，孙吴与曹魏曾经为争夺合肥的归属权爆发过六次大的军事冲突，这其中有5次大战发生于孙权在世期间，但这六次合肥之战无一例外都是以东吴的失败告终。那么问题来了，合肥到底有什么魔力，让孙权乃至东吴君臣念念不忘？

《禹贡》记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淮河流域位于华中、华东地区，

西起桐柏山、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江淮丘陵、通扬运河和如泰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分界，北以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毗邻，流域总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后世有一种说法叫做“守江必守淮”，这是因为，长江虽江面宽阔，素有天堑之称，但水流速度极其缓慢，即使是对于不习水战的北方军队而言，横渡长江也并非难事。

北魏太武帝率军南下时，由于时间仓促并未准备足够的舟船，于是下令全军砍苇造筏渡江，当然，这种极度随意且风险极大的渡江方案也只是个例。但长江下游水速缓慢舟楫可渡却是事实。

魏国大将曹休，在黄初初年开始，就多次采用轻舟突袭的方式，派遣小股部队跨江作战，甚至还曾经向魏文帝上书，要亲率“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魏文帝虽然不同意他亲身涉险，玩这种赌命的打法。但曹丕虽然下旨劝说阻止，曹休依旧让麾下部曲选“轻舟五百，敢死万人”，从洞口（今湖南洞口县）袭击东吴后方。

每船二十人的轻舟自然不会是什么大船。这种轻舟锐卒渡江袭扰的做法，在当时似乎是魏晋方面一种相当有市场的平南战略。孙权去世后，魏国曾经就如何趁势伐吴进行过讨论，名将王昶就主张要采用“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的战术。虽然大船渡江需要津渡，但类似轻舟这样的小船渡江却相对容易，几乎无法遏制，可以说，只要魏国渡江袭扰，东吴就一刻不得安宁。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南方政权来说，想要防备北方军队随时南下袭扰，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对抗的军事前线推至淮河流域。

淮河地区河道纵横交错，水网密布，同时，山地、丘陵地带众多，地势、地形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平原地带，极不利于骑兵作战，反而是东吴的水师与步兵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若能扼守当地重城，进可攻退可守，获得战略主动。而在当时，淮河流域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则是以合肥为通衢。

隋唐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南方可以沿余杭-苏州-京口（镇江）-扬州-山阳渎一线，从淮左入淮。但按照《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作者宋杰的说法，东汉三国时，由于中渎水（邗沟渠）时有干涸淤塞，不能保证船队常年通航，黄初六年 魏文帝曹丕征吴，在精湖（山阳渎）水道处搁浅，“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相较之下，合肥地区的水路更加通畅，适合舟船通行。

合肥地处施水、肥水交界之处，按照《水经注》记载，“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迳合肥县。应劭曰：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由于芍陂、巢湖水位较高，施、肥二水交汇于长丰县低洼处，南北运河水道相连，形成了“巢肥运河”。

鲁宣公八年，楚与吴、越在滑汭会盟，就是经过在这条水道上，由于施水枝津通过分水岭“断带”处流入阳渊，在南北朝之前，巢肥运河有着连同江淮的重要作用，隋代之后，由于合肥城北部芍陂萎缩干涸，巢湖湖盆逐渐缩小，水位下降，巢肥运河栓塞，不复存在，所以才名声不显。

但巢肥运河在三国时期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上文提到的邗沟渠。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在这之后，曹操又再次疏浚巢肥运河施水、肥水交界段30里，使之成为魏国重要的南下通道。

从吴国的角度来看，这条通道何尝不是吴国北进中原时的首选？从长江濡须口进入巢湖，再沿巢肥运河向北转进至肥口，有颍水、蔡水、涡水，汴水，泗水5条河道可通往中原，因此，一旦吴国在此处取得突破，魏国再想要在淮南地区遏制东吴，就变得极其麻烦和困难。

就像南宋《舆地纪胜》的作者王象之所说的那样：“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

对东吴政权而言，舟船的军事价值无可替代，水师不仅可以掩护陆军作战，为军队调运补给，更能配合陆军登陆，投放部队。以夷陵之战为例，虽然《三国演义》将夷陵之战的惨败归结为陆逊的火烧连营，但从《三国志》等文献记载来看，火攻只是其获胜的原因之一。

当时陆逊为抵挡蜀国来势汹汹的攻势不得不坚守不出，由于资历、威望不足，麾下宿将不满其被动挨打的姿态，频频请命出战。若非刘备“舍船就步，处处结营”，陆逊利用舟船封锁水路，单单只是火攻，夷陵之战的结局可能不会如此惨烈。

而类似的情况还发生于西陵之战，此战中，东吴以三万破敌八万，利用长江水军拦截相对弱势的晋巴东舰队，导致晋军杨肇部孤立无援，在“内河断流、粮运不继”的绝境下损失惨重。可以想见，东吴在三国鼎立时期能够与曹魏僵持，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水军的作用，而如果失去水师的掩护，其本就拉胯的陆军就更难抵挡魏国的骑兵驰突。

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魏国要建造合肥新城，正是考虑到合肥旧城距离施水太近，利于吴军发挥水师优势，于是在旧城西三十里之地另立新城。而这一举动也的确让东吴水军逡巡，“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可见水路对于东吴军队士气的影响。所以，在进攻曹魏时，为了削弱其骑兵的军事力量，发挥吴兵水战的优势，东吴自然会更加青睐水系分布众多，又有运河可以溯流而上的合肥水道。

同样的，合肥也是魏晋对抗东吴的战略要冲之地。魏晋两朝为防备东吴，主要在寿春、襄阳两地作为其东西两线的军事基地，用于集结部队，控遏淮河、汉江干流水脉。而东线战场上，合肥则和庐江（今安徽六安）一样，是首当其冲的前线重镇，地位还要高于襄阳方面的江夏城。

除了用于战略防御外，在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年份，北方骑兵还可以从合肥出发，对东吴在江北地区的屯田和粮仓进行破坏，削弱敌人。如魏青龙二年，魏将满宠就踩着东吴秋粮收获的时间点，率部队袭扰其江北屯田，让东吴不胜其扰。

这种骚扰战看似不痛不痒，但却直击东吴痛处。由于江北、淮南地区分别被孙吴、曹魏控制，为维系对于该地区的控制力，吴国极其重视江北地区濡须、皖城、浔阳等城的战略意义，为了吞兵驻守，除了派水师从江东地区输粮外，也会在当地实行兵屯补充军需。对当地兵屯的袭扰，虽不至于让当地士兵绝粮断炊，但却能打断吴国的进攻节奏，扰乱其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合肥自然就成了吴国攻击的优先级目标。

更重要的是，与魏国为了拱卫许昌、洛阳而重兵屯驻的颖阴、阳翟、长社等地不同，合肥位于魏国前线，距离许昌、洛阳等核心地带较远，却距离东吴相对较近，出兵时先天就占据先机。若能在魏国反应过来之前攻占合肥，在之后的对峙中，吴国也能拥有更大的战略优势，因此，合肥虽然让东吴撞得头破血流，但依旧是其北伐时的首选地区。

参考文献：

1、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2、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

3、许昭堂《巢肥运河的形成与历史演变蠡测》

4、饶胜文《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5、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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