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带8个发小闯广东，33年后，有人家财千万，有人一文不名

长文预警：本文6600余字，真实记录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打工人的三十年历程，您阅读需要十五分钟。

90年夏末，我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了。虽然说是毕业了，但连毕业证也没拿到，也就更别说分配工作，只能自谋生路了。

回到老家湖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和父母说起这回事。其实后来才知道，父母早就清楚这个结果了，只是为了避免再给我带来什么刺激，也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而已。

在家里发了一阵子呆后，那颗原本就不太安稳的心又开始骚动起来。心想着，父母辛苦供我读完了大学，难不成就这样留在农村种地不成？

虽然没有能跳出农门，但好歹也读了四年大学，该学的知识一点不漏地学到肚子里了，天无绝人之路，肯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那时候，每天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每晚的收音机里都是关于南方开放的事。

对我来说，尽管已经到过祖国的首都北京，但南方“深圳”那个响亮的城市名，依旧显得那么遥远。

但年轻就是好，反而对遥远陌生的地方充满好奇，于是，我心里很快就做出打算，离开家，去广东闯一闯。

虽然决定了将要去奋斗的目标，但毕竟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也不再是无知鲁莽之辈，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准备的。

其实也不能说有太多的准备，初出茅庐的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想到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有点钱，出门外在，没有钱就会饿肚子，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二是人，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多好办事，最好能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

但我们当地算是很偏僻的了，89年的时候，全村还没有一个出门打工的先例。倒是听说隔壁的一个比我们更偏远的乡里，很多村民都去了广东打工，也不需要什么本钱，只要有一身力气就能赚到钱。

于是，我很快就在村里物色人选，希望能找几个想发财的人一起去广东。

那段时间里，除了吃饭，我几乎都在村里逛，那年代农村的剩余劳力很多，也不乏一些稍微读了点书的后生仔。

我第一个找的就是阿桥，从小到大就是我的跟屁虫，只是后来我读书去了才疏远点。

得知我想去广东，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跟我走，还偷偷说自己这几年在矿上打工，偷偷藏了两百块私房钱，到时候就拿出来当本钱。

我和阿桥分头行动，没几天就网罗了8个愿意和我一起去的人，这里面年纪最大的是春叔，三十好几差不多四十岁了。我心里其实有点不但愿意带他，认为他已经算是“老弱残兵”。

但春叔是阿桥的舅，阿桥告诉我，他舅刚卖掉了三头肥猪，手里有将近一千块钱，我这才笑着欢迎他。

出发前一晚，大家都在我家里集合，我很坦白地和大家说，这一回去广东“寻钱”，也是靠运气的事情，我可不能打包票。但我可以把大家顺利带到目的地，不会半路上弄丢了，现在后悔的还来得及。

就在大家的哄笑中，父母把家里仅剩下的五百块钱给了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7个乡亲踏上了来广东的旅途。

那时候从湖南来广东，唯一的方式就是到长沙坐火车，记得那时候的票价才12块钱，我们一行浩浩荡荡8个人，一下子就掏出了一百多块钱，大家都觉得有点肉痛。

因为都是第一次出门，带的钱都藏得很深，有的藏在裤裆里，有的藏在鞋底下，在车站掏钱就很不方便了。我干脆就自己掏钱买好了票，让大家到了之后再算账。

火车上那个挤啊，我们几个人挤在车厢的连接处硬是动弹不得。幸好大家都是干活的人，倒没有一个叫累的。春叔几个甚至还拿着扁担挑着行李，只有我背着一个小袋子，显得更轻松一些。

就这么站着挤着，后来又坐在地板上，倒是一帆风顺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我也更加警惕了，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听不懂的粤语，来往的人也远比湖南要多。

幸好我在北京也见过世面，买了一张地图弄清楚了去深圳的路线，从火车站又转去了大沙头，才坐上去深圳的班车。

路上还出了个插曲，大巴开到东莞的时候就不走了，司机大喊大叫敢我们下车，但十五块的车费还只走了一半，我自然不肯罢休。

大家看着我不动他们也不动，和司机售票员对峙了一阵，对方看我们几个人都是劳力，手里还拿着“武器”（扁担），最后就每人退了五块钱。

春叔几个还在叫唤不愿意下车，因为天色已经要黑了，半路换车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还是我见好就收，带着大家下了车，继续沿着公路往深圳方向走去。

那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地的概念，那就是深圳宝安的沙井镇。因为我在家里打听过，隔壁乡的那些老乡，很多都在沙井的码头上干活，到时候要是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好歹还能找到个说家乡话的人。

在公路上走了十几分钟，最后看到东莞汽车站的牌子，大概就是莞太路的一座立交桥附近。

可车站似乎还没有启用，门口却有很多车停着上下客，我们找了一辆挂着沙井牌子的车，问好价格才八块钱就上车了。

这一回倒是很顺利到了沙井车站，下车一看，到处是狭窄破旧的街道，路口一块牌子写着“蚝业一村”，我们这才确定已经到了沙井了。

可天已经黑了，大晚上的住哪里呢？

这时候别人都没了主见，我只好到处打量，找到一家开着门的士多店买了几袋便宜的饼干出来，让大家在门口坐着吃了。

老板倒是很热情，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和我们闲聊，得知我们是内地来打工的人，老板很热情地指着前面的小河，说那里有很多外地人，都住在河边的棚子里，听口音和你们也差不多，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们听了喜出望外，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几袋饼干，拿起地上的行李就朝河边的工棚跑去。

果然，远远就听到工棚里传来熟悉的乡音，这下准没错了。我示意大家别吵吵，自己一个人进了工棚，大声和里面的人打招呼。

工棚里一片凌乱，几乎所有人都只穿了一条短裤，挤在一起打扑克，空气里充满汗臭味。

听到我的声音，有几个在旁边观阵的抬头看着我，嘴里还问你这陌生客人从哪里来。

我走过去给大家发了一圈烟，还是在家里买的几包没有滤嘴的常德烟，打扑克的人接过烟倒是显得很兴奋点上，嘴里还说好久没抽过家乡的香烟了。

从最里面一个单独的隔间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男人，看样子应该是工头，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看我戴着眼镜，外面还黑压压站着很多人，便问我们是哪里来的。

我老老实实说自己刚从老家来，一下车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刚才那个店主说这里好像有和我们说话相近的人就过来看看，要真是老乡，希望能让我们在坪里打个地铺顶个晚上。

工头听了我的介绍，倒也没有拒绝，只是说棚里实在挤不下那么多人了，地坪里放着那么多红砖，蚊子太厉害，只怕你们受不了啊。

得知工头让我们住一晚，我千恩万谢地说了很多好话，然后就出门和大家说，今晚就在这地坪里打地铺，大家随便找个地方睡吧。

大家就在一个开阔的地方收拾了一下地面的转头，几张席草一铺就开了个大通铺。

这时候我开始觉得，春叔自带被褥席草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看来，笨人也有笨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句话真的不错。

我们忙了一阵，工头穿了件衣服又出来了，看到我们一大片人躺在地上，嘴里也叹着气说：

这么晚了，你们还没有吃饭吧，都是老乡，既然到了我这里，好歹也得给你们弄口吃的不饿肚子才行啊。

然后又指着旁边一个水龙头说，你们等一下一个接一个去洗个澡，我再帮你们拿点蚊香出来点上。

大概半个小时，工头真的端来一大盆米饭，菜也就是煎鸡蛋打汤，朝地上一放就请我们吃饭。

这时候没有谁会顾忌了，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像饿了半个月的狼一样吃了起来。

吃饱后又是陆续洗澡，工头给我们点了不知道多少盘蚊香，也陆续有穿短裤的人出来和我们聊天，弄到下半夜才安静下来。

我尽管也很累了，却一直无法入睡。我在想，自己带过来的这几个人，明天之后该怎么安排呢？

左思右想没有头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只听得有人在喊吃饭，睁开眼爬起来一看，太阳都老高了，晒在身上有点火辣辣的，看了一下手表才八点不到。

喊吃饭的是工头，确实是个很热情的老乡，还说你们这么远出来，好歹都是喝沂溪河水长大的人，路远千山你们也别怪我招待不好，米饭管够。

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吃过之后我就单独拉着工头问了一下沙井一带的情况，还问他码头上要不要人手。

工头也是个做苦力的人，只是已经出来两三年了，“收留”的也都是从家里盲流出来的老乡。对沙井倒是很熟悉，看着我说，你带着眼镜肯定读了不少书，不如去蠔业三村那一带看看，哪里的厂子比较多。

至于还要不要人手，工头倒是乐呵呵地说好，说自己这里也是小打小闹，只要有力气就能干，反正就是两门活，一是挑红砖，二是扛水泥。

我把春叔叫过来，问他是跟着我继续找事，还是愿意在工头这里干活。春叔迟疑了一下，便决定留下来干，顺带还把顾哥也留下。

春叔和顾哥在家里都是有名的大力士，听说在这里干一天能赚十几块钱，马上就兴高采烈去工头那里报道了。

这一下就去掉了两个“拖累”（后来才知道，春叔并不是拖累，反倒是很有远见地在帮我），我心里轻松了许多，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说，春叔和顾哥已经留在这里了，我们六个马上去找厂。

因为春叔两个留下了的缘故，我们的行李就寄存在这里，五个人有说有笑轻轻松松地出发了。

按照宁工头的指点，大概走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就看到了蠔业三村的牌子，和蠔业一村一样的老旧，只是多了好些厂房模样的建筑，门口都写着什么公司什么厂之类的，几乎所有的门口都贴着红纸，上面写着招工。

我们几个马上就兴奋起来，挤在一起看着那些招工启事，也对比了好几家的工资待遇。

阿桥几个的要求其实并不高，首先就得有吃有住看，然后就有份工资领。大概看了一下，吃住倒是没有问题，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会提供食宿，就是工资不尽如人意，还不如春叔他们在码头的工价。

出来前我也稍微打听了一下，大概也就在三百块左右，这个工价还是偏低的，原本想再看看的，但阿亮在一家五金厂门口就不走了，说自己就进去试试。

阿亮进去不到半个小时，就眉飞色舞地出来了，说老板让他留下了，现在就回码头去拿行李，下午就开始上班。

我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也就是一个月280块钱工资，包吃包住不扣钱，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这个预期大概是老家工价的四倍左右，他也就很满意了。

我也没有阻拦，反正大家都要找到事情的，我问其他几个有没有和阿亮留下来的，大家都摇头说再看看，下午没找到的话就再来。

上午转了一阵，都没有合适的，中午就在路边一个小摊上吃了碗面，在树荫下打了个瞌睡，一点多的时候继续向下面走了。

一整天，我们的收获还是很不错的，下午又有阿兵和阿强两个进了一家纸箱厂，回头的时候阿信又说还是和阿亮一起留下来，只剩下我和阿桥带着阿桔了。

阿桥其实都无所谓，反正就是要跟着我，我不进厂他也不会进厂。阿桔就更好笑了，16岁的他连身份证也没有，偷偷拿了他老爸的身份证放在兜里，说白了，他就是一个来玩的，于是才不会这么快进厂。

我倒不是不愿意进厂，只是看了一天之后，总对眼前三百块上下的工资不是很满意，就想着暂时再看看。

看时间不早了，我就带着阿桥阿桔回到了宁工头的码头，工友们倒是不嫌弃，都说你们七个出去只回来了三个，速度还很不错，也别急，既然来了就是缘分，只要不嫌弃，暂时在这里住几天也没问题。

我们三个自然是说了一通的感谢，晚上还特意去买了点花生过来，请大家一起来坐着聊了一阵，气氛不是一般的融洽。我也主动说了，在没有找到活之前，暂时在工棚里借住几天，伙食费还是要给的，到时候就算我们跑了，春叔还在这里干活跑不掉的。

宁工头也笑着说不要紧，就是住的地方不大方便，你们自己不嫌弃又不影响别人，都无所谓。吃饭的话，你们三个也就是加点米，如果只是三两天那就算了，就算我们这帮老乡请客。

他还开玩笑说，你们将来发达了再来“报恩”也行，要是吃的时间长点，那就和我们一起分摊。

就这样，我们三个继续借助在码头上，晚上就在坪里打地铺，白天到处找工厂，倒也不温不火。

大概在第五天吧，阿桔早上就说今天自己一个人出去逛逛，一直不干活也不是办法。我和阿桥在附近看了一天没有合适的，回到工棚就看到阿桔在整理行李，看到我们回来，很高兴地说，有一个船老大看上自己，让他去帮着开船。

我原本还有点担心，但阿桔主动说，那个船老大就是从英德那边拉水泥和红砖来这里的码头上的，以后还嫩经常见面，我也就没有说啥了，只是叮嘱他小心点，每一回到了沙井就来春叔这里打个招呼，别到时候家里问起连个下落也没有。

我和阿桥在沙井“浪”了十来天，几乎走遍了大街小巷，后来听说福永那边正在修机场，附近也有很多老乡，便决定离开沙井去福永了。

听说我们要走，春叔到底老成很多，还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千块钱给了阿桥，尽管阿桥转手就交到了我手里，反复叮嘱我们，要是有什么事就来找他。

我们和宁工头打了个招呼，还拿出两百块钱给了他当伙食费。工头顺手就塞回了我口袋，说你去福永人生地不熟的，这钱你就自己拿着先，等发财了再来给我也行。

我千恩万谢地谢过了他，还交代春叔到时候发工资了记得扣掉我们的伙食费，离开了沙井。

沙井到福永倒是很快，一个小时就到了，按照宁工头介绍的路线，下了车一直沿着福永河向外走，中午的时候就到了下什围村，真的看到老大一个建筑场面，正是深圳机场的早起建设阶段。

反正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和阿桥就在工地附近一带瞎转，有时候还去那些工棚讨口水喝，大家一般都不怎么为难我们。

我们俩在机场工地转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最后决定在这里自己扎个棚子住下，材料就去工地附近捡那些不要的木材，找点铁线钉子之类，花了两三天时间也搭起了三间工棚，附近的人还以为我们也是在工地上干活的。

但我们并没有去工地的想法，我和阿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住机会，机场正在修建，人流肯定越来越大，现在有了个落脚点，不如就自己搞点小生意。

于是，我和阿桥就在工棚里开起了一个小店，无非就是一些冷饮零食之类，主要对象就是工地上的那些苦哈哈，我们的价格也公道，反正就是比别人便宜，一块五的啤酒我们就一块三，主要就是为了打好口碑。

再加上我们俩都算诚实人，这段时间和工地上的人都混熟了，小店开起来后生意还算不错，至少能够维持我们的生计，每天还有少许的盈余。要知道，我们的本钱就那么一千多块钱，做到这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阿桥也挺满足的，每天守在店里吹着风扇，连汗都不用怎么出。而我则还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到处“考察”怎么发展下去。

机场的修建速度充分展现了深圳速度，眼见得候机楼等大楼拔地而起，附近的工厂和商场也多了起来，人流自然也越来越大，我们的小店也不再是那个窝棚，而是第一批租了一间商铺，但还是采用的那种低价吸引客流的方式，虽然没有被人那么赚钱，但一直稳定地发展着。

到93年的时候，深圳机场正式营运起来，我和阿桥的商铺也算是飞速发展，谁也想不到，机场建设的三年里，我们不但就这么挺过来，甚至还发展得不错，连阿桥这个农村小伙，如今也是西装革履起来。

考虑到将来的发展，我便和阿桥商议“散伙”，那家伙得知我要“抛下他”，一个大男人竟然哭哭啼啼的，说什么没有我坐镇就迷失了方向之类的话。

我也知道，这些年尽管我没怎么守在店铺，一直都是阿桥在打理着，但每次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都是我说了算。

最后没有办法，阿桥同意我外出去闯，但一定要记得操心“家里”的事，该做些什么安排什么的一定要提意见，至于利润分配，依旧是兄弟对半。

我早就盯准了一个门路，只是心里没底也不敢拖阿桥下水，所以才提出要分家的。如今有了他做后盾，我干脆就孤注一掷，在机场附近的黄田注册了一个进出口公司，准备做贸易了。

这些年一直在机场一带混，也和很多跑业务做老板的打过交道，多少知道一些门路，也有了一定的人脉，再加上大学时英语水平不错，沟通起来还算顺利，外贸公司很快就风生水起。

不得不感谢那个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只站在风口的猪，都随时有随风起舞的机会，只要你把握住，还有可能扶摇直上。

就这样，我的外贸公司以不可置信的速度壮大起来，没几年时间就子在黄田一带颇有点小名气。而阿桥的商铺也扩大了规模，在宝安一带有了好几个分店了。

我们一行人从90年夏天来到深圳，一转眼就过去了25年。这些年里，我和阿桥基本都算得上成功人士，很多年前就把家安在了宝安，说是千万身家也不为过吧。

而当年和我们一起来的人里，春叔和顾哥大概在三五年后就回了老家，赚到了一些钱后，回家建起了房子，很快就过起了抱孙子的天伦生活。

而阿亮、阿兵、阿强三个，这些年来先后换了好多份工作，阿亮算是打工族里混得不错的，现在还在医家外企当个部门主管，以初中的文化水平，也算得上事业有成的人了。

阿兵和阿强早就离开了广东，后来辗转到了江浙一带，如今都在做点小生意，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是衣食无忧的人。

唯一的遗憾是阿桔，在沙井那个船老板的船上没有干多久，就因为小偷小摸被船老大送到了派出所。

出来后又陆续进了几家工厂打工，总觉得领着死工资没有前途，后来就一个人闯荡江湖，大概在97年的时候，在惠州抢东西时被警察击毙，走完了他30岁的人生。

如今，我们一行人都已经年过半百，去年回家过春节时，还特意请春叔和顾哥以及当年其他几个聚了一下。

春叔和顾哥已经垂垂老矣，我们其余五个倒都是五十出头的人，33年了，有的人富贵了，有的人平淡地生活着，只有阿桔，早就已经零落成泥碾作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