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中央决定长征,然而时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重伤在身,许多人并不支持他参加长征,如果王稼祥不参加长征,或许遵义会议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王稼祥对给自己看病的李大夫说,现在把我留在老乡家中养伤,我的良心会不安,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我都要时刻和我的组织在一起,最终在王稼祥的坚持下,他坐在担架上参加了长征。
长征路上红军接连受挫,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方针进行反思,毛主席对红军的未来忧心忡忡,王稼祥因受伤和毛主席一起行军,晚上两人睡在一个屋檐下,彼此都在忧心红军的未来。
在红军和党到了危急关头的时候,1935年1月15日到17日,终于在遵义召开了三天的扩大会议,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博古、李德作为军事负责人,竟然把主要问题归咎于客观环境。
他们避重就轻的发言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不满,直到王稼祥开口,他明确表态,赞同毛主席的发言,否认了李德、博古的发言,王稼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客观、清晰地分析了李德和博古的问题。
在之后的投票中,王稼祥给毛主席投了关键的一票,正是有了王稼祥的力挺,毛主席得以重新指挥红军,事后毛主席亲自找到王稼祥说:“你这关键的一票无疑是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啊!”
后来毛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在遵义会议之后,王稼祥似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般,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生病休养。
1936年10月,王稼祥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年伤情恶化,他不得不去莫斯科治疗,1938年8月回到延安,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一直在延安工作,他对毛主席的工作十分支持。
1943年,王稼祥再次作出一项重大贡献,这年7月,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 第二年,王稼祥因伤病复发,不得不休养。
由于王稼祥长期养病,他的职务并不高,建国后他长期在外交领域工作,1962年,王稼祥写信对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提出意见,没想到他的这些建议遭到了康生的污蔑。
在特殊的十年里,康生污蔑王稼祥是走“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导致王稼祥受到冲击,1968年2月,王稼祥作出检讨,他的检讨是客观的,没有隐瞒什么也没有歪曲什么,然而检讨之后他的处境仍不好。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不幸离世,享年68岁,4个月前,他才当选上中央委员,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稼祥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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