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新工作调任沈阳军区任政委，老伴让他给上级报告，调济南军区

1975年3月，我被重新分配到沈阳军区担任政委，这个职务可以说是平级分配，比之前在空军担任政委要轻松一些。然而，当我告诉老伴这个消息后，她强烈要求我给上级报告，希望我改任济南军区工作。

其实，很多人对我并不熟悉。我在战争期间一直负责政治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相对于指挥员来说，我的名气并不算很大。但是从我的资历来看，也并不低。我从井冈山下来，曾在红一方面军和115师任职。解放战争期间，我被分配到刘邓麾下工作，担任1纵政治部主任和16军政委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贵州负责军地工作。1953年，被调任到空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一直担任这个职务11年，之后晋升为副政委。直到1968年，由于余立金被靠边站，我被推荐担任政委，从此开始担任大军区正职领导岗位。然而，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受到了不少非难。到了1973年，我被下放到江苏工厂劳动。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我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包括肺气肿、冠心病、高血压、膀胱炎和心脏病。

直到1974年，我回到北京等待安排工作。1975年，我的工作终于落实，被调任到沈阳军区担任政委。当老伴得知这个消息后，她希望我给上级报告，希望我能改任济南军区工作。她考虑到我身体的情况，认为在冰天雪地的天气下工作不利于我的健康。而当时济南军区政委的职位也正好空缺着，她认为去山东，气候相对较暖，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然而，我没有同意她的建议，而是选择服从组织的分配，告别了老首长和老战友，前往沈阳工作和生活，一去就是10年。

到任后，我不顾自己的病情，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活动和座谈会。离开东北之前，我把沈阳军区下辖所有部队的哨所都跑遍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通过实地走访了解了部队的实际情况，还与官兵们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些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官兵们的需求和困难，也使我对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虽然我在这个岗位上只待了短短的10年，但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沈阳军区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加成熟和坚定，也使我在领导岗位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面对政治挑战，还是处理官兵关系，我都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对组织的绝对忠诚。

最终，我深深地明白了，无论我们在哪里工作，只要为人民和军队服务，为国家做出贡献，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始终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勇往直前，不畏困难，为了军队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而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