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国建成北欧要花多少钱？

作者：Brian Riedl（曼哈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来源：City Journal

半个多世纪以来，进步人士一直在热切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不能像北欧国家那样构建社会主义？为什么美国人不能享受全民医保、免费上大学、享受慷慨的全民学生补贴、普惠的学前教育和18个月的带薪产假？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不直接对富人征税?

答案是不能。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并不完全是美国进步人士所声称的乌托邦，这些国家经济制度的关键方面在美国不受欢迎，也不可行。

进步人士忽略了美国社会支出方面的优先事项，同时对北欧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持有过时的刻板印象：如果不在其他方面节约开支而引入北欧的社会福利，那将导致美国社会支出水平远远超过任何欧洲国家。

先看公共支出，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北欧各级政府的支出约占GDP的50%，而美国政府的支出占比接近40%。将该比值扩大10％已经足够激进了（美国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支持当前的支出），但是，如果采用北欧的社会福利政策，美国公共支出占比将远超过北欧的水平。

这是因为美国进步人士的提议，是在美国各项支出已经超过其他国家水平的情况下、试图再建成一个北欧式社会福利国家。美国的国防开支占GDP的3.5%——大约是北欧平均水平的两倍——面对中俄，美国不太可能大幅度削减国防支出。美国退伍军人福利另外占GDP的1％，美国的基础设施系统相比欧洲国家的，受到的管制更多、更官僚主义，也更昂贵，但进步人士并不急于改革。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华盛顿庞大的债务将在未来几十年将其利息支出推高至GDP的近7%，是低债务北欧国家水平的四倍多。总的来说，美国的国防支出、退伍军人福利、基础设施和利息成本占GDP的比重已经比北欧国家高了8％，所以用于社会支出的空间很少。

接下来看下医疗保健，这是最昂贵的政府职能。同样，北欧式的慷慨只会在美国臃肿的成本结构之上叠加新的福利。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17%（其中大约一半由政府支付），确实超过了北欧的11%（更多由政府运营）。虽然总是可以找到提高效率的空间，但这些更高的成本，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数十年来建设了世界上最庞大医疗基础设施的必然结果：拥有广泛的技术、宽敞的医院和大规模药物研发投资（需要注意的是，“更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美国人不能以北欧那样的价格购买更庞大的美国医疗技术和医院，就像不能以北欧的价格购买更大的美国住宅一样。

医疗保健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如果按照欧洲同行的情况，美国的医生、护士和医疗管理人员得大幅减薪，而这是他们不会接受的：期望美国初级保健医生（平均工资26万美元）接受70%的降薪，以达到瑞典同样职位70500美元的典型薪资，这是不现实的；美国护士也不会允许自己83000美元的平均工资被削减到瑞典的60000美元。考虑到北欧医疗程序审批的官僚作风，即使是美国承诺的行政成本节约也可能是虚幻的。

事实上，在美国更昂贵的医疗基础设施、工资和行政系统之上，再叠加北欧式广泛的保障范围，实质上将北欧的慷慨与美国的低效相结合，进步人士的这种提议，将会创造出地球上最昂贵的公共卫生系统。各个政治派别的经济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全民医保”本不太多的效率节约，将被重新配置为巨大的新使用成本（更多人会利用免费的全民医保）和经济成本（来自巨额新税收），以将医保费用维持在目前GDP的17%左右。

无论如何，北欧模式比其美国拥护者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瑞典开始积极建设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经常使得政府总支出超过GDP的50%。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体系过高的税收和监管压制了经济创新和增长，瑞典的实际工资在1979-1995年间下降，最低点降幅达10%，到1995年，瑞典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达到了11.5%。

为了重振经济，瑞典降低了税率，取消了财富和遗产税，放松了对关键行业的管制，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并削减了其著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它在1996年实施了2%的通胀目标；1998年，左翼政府将该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部分私有化，以防止成本飙升危及其他支出——拒绝讨论福利改革的美国进步派，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实用主义。这些改革促进了瑞典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收入，并使纳税人更容易承担剩下的福利国家开支。

在美国，采用北欧式的税收方式也同样难以实现。美国政府的基线预算赤字将在10年内升至GDP的6%，在30年内升至GDP的10%，因此，仅仅支付现有的联邦项目，就需要将中产阶级的税收增加近一倍。向富人征税的议程尚且无法平衡长期的联邦预算，更不用说为庞大的新支出计划提供资金了。

北欧的现实情况并不符合进步人士的夸张描述。芬兰、挪威和瑞典的税收平均占GDP的42.6%，而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平均占GDP的26.6%。北欧税收占GDP比重高于美国的这16个百分点中，有14个百分点来自于更高的工资税和增值税，这广泛地冲击了中产阶级。北欧国家的所得税和企业税占GDP的比重只比美国高出3个百分点，而其他税收的收入则低于美国。

美国进步人士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北欧的资本利得税税率与他们希望大幅提高的美国税率相似。北欧仅有挪威在征收财富税，而将税率上调至1.1%，已经导致最富有的挪威人纷纷离开该国（相比之下，伯尼·桑德斯提议的财富税税率可达到8%）。瑞典在近20年前就废除了遗产税和财富税，而北欧的遗产税与美国进步人士的提案相去甚远。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的法定公司税税率和实际平均公司税税率都低于美国，尽管由于公司税收基数占经济的比重较大，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公司税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都较高。

北欧的附加税收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收的高额社会保障税、消费税和所得税。有多高？瑞典的社会保障税（包括雇主支付的部分，总计31.42%）是美国的两倍，挪威的比美国高出近三分之一。北欧的增值税率约为25%，增值税收入约占GDP的9%，而美国没有全国性增值税。为了与欧洲的增值税收相匹配，美国需要更高的增值税率，因为传统上免税部门（如医疗保健和教育）在美国的税基中占比较大。

较高的工资税和消费税税率使得富人征收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的空间更小。芬兰、瑞典和丹麦的最高所得税率都比50%稍微多一点，并不比美国43.7%的最高税率高出多少(在征收高所得税率的美国蓝州，美最高所得税率接近50%)。挪威的最高税率为39.5%，低于美国。

美国的所得税是高度累进的。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支付了92%的联邦所得税和75%的联邦总税收。华盛顿允许单身纳税人的标准扣除额略低于1.3万美元，已婚夫妇的标准扣除额为2.6万美元，再加上每个孩子2000美元的可退还儿童税收抵免(比瑞典国家儿童免税额多三分之一)。因此，美国国税局报告称，年收入7万美元的典型中等收入美国家庭实际缴纳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仅为2%，如果包括工资税和州所得税，总税率约为12%；年收入10万美元的家庭平均缴纳5.5%的联邦所得税，总体税率约为18%。

北欧国家并不会如此宽待中产阶级家庭。瑞典的标准抵扣额仅约2150美元，之后税率立即飙升。在瑞典，一位全职工人按照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7.25美元计算，将支付惊人的33.7%的所得税和工资税。税率也呈急剧上升趋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旦达到每个国家平均工资的160%即要缴纳最高所得税率，大致相当于美国的9.6万美元。在瑞典，一位典型的全职工人，年收入为49800美元（按美元计算），因此需要缴纳的所得税为17%，加上工资税为24%。加上销售税和消费税后，实际税率达到52%。一位收入较高的瑞典人，年收入为10万美元，将面临60%的实际税率（包括销售税）。

雪上加霜的是，瑞典的已婚夫妇是不允许共同申报所得税的。相对于美国税法，这进一步惩罚了只有一个主要收入来源的已婚夫妇。尽管四分之一的美国母亲认为自己是全职妈妈，但在瑞典，全职父母几乎已经绝迹。

让美国中低收入家庭接受任何接近北欧水平的税率，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而从数学上讲，美国不可能像一些美国政客声称的那样，通过向富人征税来打造一个类似北欧的体系。即使对超过50万美元的所有收入征收100%的税率，也只会增加5%的GDP，而且这还是慷慨地假设受影响的家庭继续无偿工作和投资。即使没收并变现亿万富翁的所有财富——包括所有企业、投资、房产和资产——也只能为联邦政府提供约8个月的一次性资金（同时榨干股市和几乎每一笔401(k)养老金）。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依托富人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因为并不存在足够多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大部分税基由中产阶级工人组成。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逐渐提高了对这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的税收，当时工资的快速增长使得税收增加而不减少实际收入。在低工资增长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将需要大幅降低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这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不现实。许多进步人士试图通过对企业、投资者和富裕公民大幅征税的方法，已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尝试过并最终被放弃了——不是因为政府对富人感到抱歉，而是因为这些政策带来的税收收入令人失望，而相应的经济损失很大，并不值得实施。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税收制度是完美的。当然，对美国富人和企业增税还有一定的空间，尤其是通过削减不必要的税收优惠，或许还可以将边际税率提高几个百分点。但任何改革都不足以消除当前赤字，更不用说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天堂。进步人士应该把重点放在为现有的政府项目支付上，这些项目已经导致未来30年100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了。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