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重点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中对“时局的估量”进行解读,大家通过学习,可以从伟人的分析方法中,看透当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通过“国际分工”控制原材料定价权,也可以自行分析出为何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立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紧抓战略机遇期的。
自2020年以来,各国大事频发,美国黑人运动此起彼伏,朝韩关系恶化,金融上石油暴跌,股市震荡,可谓人心惶惶,许多人已感到现局的混乱,伟人说:“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此时,重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我们分清短期现象和长期趋势,会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了解这篇著作的背景,就需要了解当时大革命失败之后,我党的艰难岁月,也就需要了解1927年—1930年初这段时间的党史背景,我们先简要做个概括。
0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背景
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大革命(也称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在1926-1927年开展了北伐战争。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反革命政变发生前,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致使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为了挽救革命,我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开始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核心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出自于此,同时土地革命的方针也由此定下。
伟人当时受我党派遣到湖南组织秋收时的武装起义,起义受挫后,他及时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带领余部意欲向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靠拢,在得知南下部队遭到失败后,斟酌再三后,当下放弃去湘南的意图,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1928年4月,朱老总带着南昌起义余部和湖南南部起义的工农军,转战到井冈山,与伟人的军队会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红四军在朱老总和伟人等领导下,形势高涨,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
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有部分人悲观动摇,有的离队逃离。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成功纠正了大部分错误,明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然而,在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没有完全消除。
1929年1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定下对井冈山红军进行第三次“会剿”。伟人和朱老总带主力即红四军在赣南游击战中,不幸被国民党重兵包围。队伍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分割成几块,各自寻找突围。伟人和贺子珍奋力突围渡河上山,朱老总则带领独立营从另一方向突围,在敌人埋伏圈中杀出一条血路,朱老总的妻子伍若兰突围时负伤被捕,在赣州英勇就义。
伟人和朱老总以强大的信念继续坚持作战,但他们面临的困境,不仅有来自敌人的重兵围剿,还有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质疑和不自信。
1930年元旦,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的林彪致信伟人,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
古田会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为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伟人通过对当时中国局面全面分析,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肯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从而坚定了红军战士必胜的信心。
02毛泽东对于危机的思考和应对
- 1.对于悲观思想和流寇主义的批判
在文章中,伟人首先批驳了消极的悲观思想和片面依赖流动作战的流寇主义,说明农民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种理论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伟人连续阐述了六条“就会明白”,科学地阐明了为什么中国革命只能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伟人阐述这六个观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