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王明回国得势，毛主席被孤立，只有贺龙明确支持毛主席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遵义会议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它调整了红军的策略方向，并重新确立了领导班子。然而，历史并非如教科书所述，那样一帆风顺。即使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肯定，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新的挑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王明，这位在早期红军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抗战爆发后返回国内。他的回归，带来了一阵不小的风波。一踏足延安，王明便展现出了他强烈的领导气息，与毛泽东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分歧。不久，一个会议在延安召开，大会上，许多支持毛泽东的干部受到了批评，这使得毛泽东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王明并未止步，他继续南下，来到了武汉设立的长江局，打起了独立大旗。这使得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仿佛被切割开的孤岛。回忆起那段日子，毛泽东形容自己是“孤立”的。是的，那时的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孤独。在红军的众多高级将领中，只有贺龙公开站在他这一边，而其他的将领，要么是表现得犹豫不决，要么是听命于长江局。

面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并没有选择退缩。他借助自己的智慧、魅力和坚定的信念，不断地争取和团结身边的人。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毛泽东逐渐地恢复了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并最终成功地走出了那个困境。这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明在红军初期即前往了寒冷的苏联。凭借着米夫的后盾，他总是自认为是共产国际在中华大地上的代言人。身处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他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指示红军前行，导致了许多战场上的血泪史。但红军真的是如此盲目地执行那些命令吗？背后的原因，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它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言，而是一种跨国的组织结构，涵盖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与苏联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它们几乎无法分离。中国的共产革命也受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那时的中共领导层的变动，都与共产国际的意志密切相关。尽管中共内部有着独立的选举机制，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默许和支持，一切似乎都是空谈。幸运的是，在遵义会议上，由于与外界的联系中断，毛泽东得以重返领导核心。这无疑是一个奇迹般的转折。

还记得张某和他的红四方面军吗？他们曾雄心勃勃地挥军南下，企图创立自己的势力。但仅仅一封从苏联发出的电报，就让那股雄心壮志化为乌有。因为那封电报明确表示，中国的革命应该听从毛泽东的号令。令人震惊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决定，竟能左右一支军队的走向。

毛泽东在1936年的洛川会议上，希望中共能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但这一设想并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苏联早已在东西两端备受压迫。他们担心，如果国共之间出现裂痕，中国的阻挡日本的力量将大打折扣，给苏联带来更大的压力。

1937年冬天的一个寒冷清晨，延安机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王明带领的团队在康生、陈云等人的陪同下，重返这片他们曾离去的土地。延安的机场上，毛泽东已在等候，欢迎这些从遥远的苏联回来的旧友。但没等氛围温暖起来，王明就打破了场面的和谐。

“我们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来的，大家这样欢迎，未免过于客气了。”王明的话似乎寄托了太多的意味，但毛泽东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不久之后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展现了他的野心与胆识。他站在讲台上，面对下面的干部，言辞激烈地批评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痛斥之前的政策方针，认为那些都是错误的，需要重新制定。与毛泽东走得近的干部成了批评的目标，他们不得不低头接受“教育”。

当王明从口袋里拿出那份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时，会场上的气氛凝固了。名单上，原本的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的名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王明、康生、陈云等人的名字。王明想要清楚地告诉大家，他才是这里的真正掌权者。

但是王明心里清楚，他在延安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支持。他明白大部分人心中的英雄是毛泽东，是那位一直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的领导者。因此，王明决定去武汉发展自己的势力，用他的方法继续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1937年的冬季，延安的天气与政局一样阴霾。王明从远道武汉，以中央之名，尽行其权威，统筹革命的全局。他的观点与策略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如同寒风刺骨，深入了中国共产党内部。

王明所宣扬的“统一战线”的理念，似乎获得了大多数干部的支持，连经验丰富的周恩来都被其所蒙蔽。但是，贺龙将军，这位才与毛主席见面不久的独立战士，却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

贺龙曾经独立领导着红军，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明的策略可能会让党陷入被动。他明白战争的残酷，更知道统一战线的珍贵，但他不能接受盲目地妥协。在外的他，接到中央的传达后，不禁感慨：“这是什么战线？真乱了套！”他对于那些仅仅为了一时的和平而妥协的做法深感不满。

在其指挥下的120师，也出现了分歧。有些干部，如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这三位长期忠于毛主席的将领，受到王明思想的影响，对贺龙的坚决态度产生了疑虑。他们联名写信给中央，请求调动贺龙。

知道这个消息后，120师的政委关向应迅速回到延安，直接找到了毛主席，希望为贺龙平反。在与关向应的交谈中，毛主席直言：“贺龙是个好将领，有决断、忠心、善于群众工作。”这些话，如同春天的暖阳，为120师带来了一丝温暖。

但毛主席心知肚明，问题并不是这些将领，而是王明。他看到了深层次的分歧和潜在的危机，开始为党的未来酝酿着新的策略。

1938年的早春，延安气氛压抑。当政治局会议召开，王明回到了延安，他带回了那种“七个统一”的理念，与其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倒不如说他更像是国民党的一个使者。毛泽东为了稳定局势，派出了任弼时前往苏联，希望从外部得到一些支持，并设法让王明远离武汉这个政治漩涡。

然而，政治局最终的投票结果却令人颇为意外。除了毛泽东、康生和张闻天三人对王明的决策持反对态度，周恩来、项英、博古和陈云等人却支持王明继续前往武汉。

王明得到这么多支持，并非偶然。首先，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巨大影响力，几乎是当时难以对抗的力量；其次，王明在武汉所展现的交际才华，与国民党高官的亲近关系，也为党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场。而更关键的是，许多领导干部，并没有看到长远的未来，他们追求的是短暂的荣耀和认同。

然而，毛泽东却看得更远、更清晰。他坚信，只有真正独立自主地建立和扩展红色根据地，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哪怕这意味着要走更多的艰难岁月。而王明的策略，却是短视的。他追求的是表面上的名誉和外界的赞誉，这可能会为党带来短暂的轻松和资源，但终究不能为革命的长远大业带来实际的好处。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深知，自己所坚持的道路，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但那是通向最终胜利的唯一之路。

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起到了不小的影响。当王明得到权力时，他背后的支持其实源于共产国际，但谁能料到，正是因为这个力量，毛泽东最终又得以扭转乾坤。

任弼时抵达莫斯科的时机，可以说是天时地利。王明曾经的依仗，米夫，已被历史留下，而接任的季米特洛夫与米夫势如水火。这使得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政策持批判态度。

当季米特洛夫听闻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他立刻提出了明确的方针，让真正从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接掌领导权。王稼祥作为信使，带着这个指示返回了延安。当这段话在延安的山岗间传开，仿佛一个时代的结束，又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随后在1938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王明的时代终于闭幕。毛泽东却没有因此而开展打压，他选择了宽大为怀，给予每一个过去的错误者一个机会，只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这样的大度，让共产党从此走向了真正的团结。

回想起来，如果按王明的那一套，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党，可能随时都会遭受致命打击。毛泽东却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得党在风雨中愈发坚强。

周恩来，这位曾多次与毛泽东持不同意见的老同志，最后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明白，毛泽东的每一次决策，虽然当下看起来极为激进，但都是在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他在日后回忆道，对于毛泽东的决策，可以有不同意见，但绝不应轻易反对。因为历史会证明，他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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