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但不久便出尔反尔，将原本与他同行的张学良扣押，移交军事委员会软禁。同时，他还调集中央军分成多路向西安进发，这一举动激起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不满。在与周恩来商议后，他们决定不能示弱，必须采取严正行动，甚至在军事上作出布防准备。
东北军的杨虎城于1937年1月5日发布通电，公开指责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扣押张学良，并准备发动内战。与此同时，他下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在中央军的挺进路线上进行布防，准备迎击中央军的进攻。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周恩来也指挥红军的两个军团和一个军前往关中，协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防御中央军的进攻。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提出了和平解决的两个方案，但却故意回避了第三方要求释放张学良的要求，试图离间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这一策略导致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的矛盾不断升级。
在经过多次讨论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决定接受较为有利的甲方案，但激进的年轻军官们却坚决反对，他们要求南京立即释放张学良，否则就坚决进行战斗。这一分歧逐渐扩大，最终演变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在西安竭尽全力，试图弥合双方的分歧。他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一同商讨如何协同作战，但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接受甲案以实现和平。然而，如果南京方面继续进攻，他们也会自卫。
在这一紧张的背景下，东北军的一些激进分子采取了极端行动，刺杀了王以哲和何柱国，试图逼迫于学忠执行他们的方案，这一事件被称为“二二事变”。然而，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激起了众多东北军将领的愤慨。
谣言四起，西安城内人心惶惶。军统特务和日本间谍的挑拨离间使局势更加混乱，他们声称少壮派军官杀死王以哲等是受共产党指使，威胁要赤化西安。一些东北军官兵信以为真，将矛头指向了中共代表团。
面对这一危机，东北军的一些部队开始背叛，投靠蒋介石的军队。这一叛变在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率先发生，他们将杨虎城领导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和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忠南京，脱离西安。
在东线，105师的刘多荃与中央军对峙，他杀害了与中共有联系的高福源，声称为王以哲报仇，然后回师西安。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也调转枪口，与之呼应。
这时，延安方面也传来消息，毛泽东指示和平是基本方针，但必须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保持一致，同时表示要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的局面。
然而，当局势陷入混乱时，始作俑者们陷入了困境。2月3日早晨，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军官来到周恩来面前，寻求救援。面对这一情况，杨虎城和周恩来不得不共同商议应对之策。
最终，三人一致认为，尽管孙铭九等人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杀害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不应再次牺牲。因此，他们决定将这些军官送往红区，让他们进行深刻的反省。
同时，周恩来回复延安，
认为目前东北军已经岌岌可危，有可能被蒋介石调走，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会助长右派势力，有利于南京各派分裂与收买。因此，他主张不要杀害这三人，而是将他们转移到红军的保护下，以增加未来团结东北军的可能性。
于是，2月4日下午，周恩来下令，将“二二事件”的主谋者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押送到红军云阳前线总部。然而，不久之后，东北军高级将领得知了这一秘密行动，一些将领误以为他们的行动是中共指使的，对红军充满了疑虑。面对这一情况，中共只能再次调整策略，将这三人转移到京津地区，但与东北军的误会却仍然存在。
最终，中央军于2月8日进入了西安，顾祝同率领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而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杨虎城被迫流亡国外，三位一体的局面最终瓦解。
这段历史充满曲折和波折，各方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了巨大努力。虽然曾经有一段混乱和分歧，但最终的和解和妥协为中国历史上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经历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外交与军事的博弈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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