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这场艰难整治，有位女记者功不可没，她写的内参引起军委重视

1978年6月的一天，一份字迹工整的手抄报道，放到了组织部长胡耀邦的桌上。

胡部长看了没几行，表情就凝重起来。他越往后看，眉头就皱得越紧。等整个报道看完后，他沉思了一下，就叫秘书筹备会议。

这短短几页纸的报道，不仅改变了中央领导的出行配置，还把报道的执笔人送上了舆论的顶峰。

这个人，就是新华社记者丁永宁。

毅然追踪

丁永宁当时是驻罗马尼亚的首席记者。她4月份回国参加了新华社的分部会议，才刚刚飞回罗马尼亚。

1978年的航空业还不发达，当时国际航线只有3条。随着中苏关系的僵化，另外两条航线都被关闭了，只剩中国到罗马尼亚这条航线。

这条唯一的航线排班还很少，一周只起飞两次，由中国和罗马尼亚交替负责起飞。因此，常常会有大量散客因为买不到飞机票，而滞留在罗马尼亚，一等就是好几周。

丁永宁也是因为排队等票，才晚回来了几天。

5月的罗马尼亚，刚好处在春夏交接的时候，温度很是宜人。丁永宁的胸口，却热血沸腾。她刚刚听说了，一个月前，女篮被赶下飞机的事情。

新华社办公室所在的院子，连着罗马尼亚大使馆。大使馆的员工常常找丁永宁一起吃饭，一起聊八卦。女篮的事情，她就是在闲谈中得知的。

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人，当“副总理、专机、赶人”，这些词语同时出现时，丁永宁敏锐地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就得拿到一手资料。可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她能最快联系到的见证人，就只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作为两个团体的领头羊，丁永宁和大使馆的参赞陆济新很是熟识。

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丁永宁站在了大使馆办公室的门口。陆参赞抬头时，就看到这个独当一面的大将，眉头皱成了一团。

陆参赞把丁永宁让进屋，给她倒了一杯水。还没等两人寒暄几句，丁永宁就单刀直入地问起了女篮的事。

陆参赞表示，女篮能和副总理挂上钩，是因为办事处李欣民的一个提议。

4月20日，从罗马尼亚回国的飞机票还是很紧俏。李欣民查看了预订机票的人员名单，还有十几个人在候补名单里。

就在李欣民犯愁的时候，副总理晚上要回国的消息传到了大使馆。副总理陈慕华搭乘的，是中央指派的专机。飞机很宽敞，可以容纳150名乘客。

在李欣民了解到副总理的代表团只有十几个人时，一个想法就冒了出来。

他找到了陆参赞，想协调一些滞留的散客上专机。这样一来，既缓解了机票不足的问题，还节约了国家资源。

陆参赞很赞同李欣民的想法，但是他自己拿不了主意，就去请示副部长魏玉明。

魏副部长听到这个建议后，也表示很赞同。不过，他考虑到领导的安全问题，不建议让散客上机。他示意大使馆，最好能找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既能解决机票危机，也能最大化避免安全隐患。

陆参赞把这个指示反馈给李欣民时，他就开始在罗马尼亚的入境名单里排查。很快，女篮和副部长的代表团就映入了他的眼帘。

虽说两个都是团体，女篮的人数更多一些，有20人。如果女篮能乘坐专机回国，释放出来的机票，也足够让代表团返程。因此，大使馆就联系了女篮。

女篮当时刚参加完拉美的比赛，听到当天就可以回国的消息，兴奋极了。队长宋晓波，连忙督促大家，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去机场。

陆参赞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和上级请示，协调女篮上机的事情他都有参与。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他建议丁永宁去找李欣民，送女篮上机的事情，后面都是他在跟进。

虽然真相的一只脚还在迷雾里，丁永宁却已经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女篮确实通过正规途径，获得了上机的批准，并且去了机场。

不管最终，女篮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赶下机，都和副总理的代表团脱不了干系。

一个小小的记者，去调查副总理？

丁永宁自嘲了一下，放下手里的笔，准备后面的调查工作：访问李欣民。

渐露端倪

李欣民当时只有33岁，是大使馆的老翻译。作为精干力量的他，也兼职处理其他新兴业务，比如民航。

丁永宁约到李欣民的时候，他心里的不平还没有消退。

4月20日当天，他和女篮那边协商好后，就联系了专机的机组人员。驾乘人员对于大使馆的安排，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机长提醒李欣民，要和罗马尼亚当局协商好。

一是女篮没有预约离境手续，突然离境容易引起当局的猜疑。二是女篮突然撤掉机票的排队，可能会损伤罗马尼亚航班的收益。

李欣民思考了一下，决定用一个无法推辞的借口：着急回国参加比赛。入境处虽然对李翻译话有些怀疑，不过也不好多说什么，爽快地盖上了印戳。

李欣民拿着证件，就带着女篮一行人直奔专机。

过安检、检查行李，女篮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候机室。为了减少对领导的影响，李欣民还特意嘱咐大家，集中坐在机舱的最后面，把行李也排在舱尾，减少交谈。

女篮里面，也有很兴奋的人。她是人大代表，早些时候还和副总理一起开过会，没想到这次，居然有机会坐同一架飞机。

在大家准备登机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给惊醒了。

女篮队员往门口看去，发现来的是礼宾司处长邵明辉。他急匆匆地和大家说着：为了领导的安全，专机上是不允许放行李的。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李欣民表示，自己来想办法。他联系了下一班回国的机组人员，和他们协商之后，将行李搬了过去。这些行李，将会乘坐21号的飞机回国，再由女篮自己去机场领取。

20号晚上9点多，大家还在候机室等待，就被前来的工作人员催促登机。

原来，副总理的晚宴快结束了。晚宴结束后，会有官方的送机仪式，这个时候如果女篮这么多人出现在现场，就会比较混乱。大家仔细想了一下，觉得也有道理，就匆匆登机，坐在了舱尾。

就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机舱门口又传来了嘈杂声。大家伸头一看，发现是警卫局副处长马炳信，后面跟着的，还有之前来过的邵处长。

马副处长气势汹汹地问，这些人怎么会上飞机。李欣民解释说，女篮登机是经过上级审批的。魏副部长和陆参赞都是同意的。大家都经过了安检，行李也被移走了，不会对领导的出行造成影响。

马副部长没有听进去这些话，只是反复强调。领导不同意闲杂人等登机，这些人要是不下机，领导就不坐这架飞机了，改乘别的航班了。

大家本来就是坐的顺风机，虽然心里百般不愿意，还是稀稀落落地下了飞机。

李欣民后面要处理的麻烦暂且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给这20个姑娘安排住处。罗马尼亚机场附近住宿本来就紧张，再加上已经这么晚了，就更加不好找。

李欣民最后实在找不到住处，就把姑娘们安排在了大使馆的会客厅里。当他一个人疲惫地回到住处时，眉头已经拧成了一条线：第二天，该怎么跟出境处的人员解释。

李欣民讲到这里时，不平的表情还印在脸上。

专机每在罗马尼亚停留一周，就能消耗几十万美元。而罗马尼亚当局，专机只提供给总统，根本不会这么耗费资源。

这时，他的气愤已经消去了一般，替代的是委屈和无奈。一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怎么敢和领导叫板。自己连累了陆参赞，还让大使馆丢了脸，以后都不知道，要不要再这样“出格”地工作。

丁永宁看着王新民，安慰他说，他做的很对。这件事情的后续，就交给自己来处理吧。

丁永宁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现在就剩一个关键因素：这个赶人下机的决定，是谁做的。

邵处长和马副部长肯定不会如实跟自己说，代表团也都已经回国了，剩下的只有接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这些人里面，和双方都没有利益关系的，就只剩和李欣民一样的现场翻译。

丁永宁联系好了经参处的一秘，就准备撕开真相的最后一张遮羞布。

打破规则

丁永宁见到现场翻译时，并没能得到直接的回复。

翻译人员说，自己确实看到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向副总理汇报女篮登机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听到领导的亲口回复，也不敢胡乱猜想。

丁永宁对翻译说，就算副总理没有亲自授命赶人下机，只要她知道了这件事，并且没有追究下属的赶人行为，那也是不对的。

回到办公室的丁永宁，不消多时，就在脑海里构建了报道的内容。

她提起笔，怀着忐忑的心情，写下了这次赶人事件的始末。事件里的每个转场，都用真人真名，不做任何避讳。在报道的最后，她把国内滥用专机的情况，也如实写了出来。

当时，我国的航空业并不发达，宽敞的专机是从民航里调用出来的。而这些专机，不仅供给总理级别的领导，甚至还服务于副参谋长。普通的群众，想要坐飞机，只能在有限的几次航班里排队等待。

之后，她还大胆地附上了自己对于此事的观点：滥用专机是脱离群众、浪费资源的行为，国威不靠排场来支撑。

最后，她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署名是新华社的要求，这不仅是对记者职业的负责，也是对报道里的每一个字的负责。

1978年6月，丁永宁定稿的报道，被专人带回国，放在了定稿人卫广益的手上。

意识事情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卫编辑决定小范围地发布。他找人抄了两份报道，分别送给了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长胡耀邦。

很快，外交部的反馈就来了。

中央决定让赶人的陈慕华副总理，当众在人大常委会上做检讨。同时，外交部决定，专机只提供给包含国家主席华国锋在内的4个人，其他级别的领导，一律和群众一样乘坐普通航班。

这个专机的改革，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篇出格的稿件，让丁永宁场彻底出了名。大家路过罗马尼亚的时候，都想去看看她。

然而，她做的出格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1968年6月20日，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出席了记者会，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在这之前，中国对外的发言人都是外交部。外交部无法像各个部门的内部人员一样，知道很多事件的细节，而外媒记者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细节。

于是，丁永宁找到了公安部部长，商量记者访谈的事情。她还拟定了几十个可能会遇到的提问，供部长参考。同时，丁永宁又将严肃的记者问答现场改成了午餐会，给中外交流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氛围。

丁永宁就是这样，一直处在打破常规的路上。在她的眼里，没有什么死规矩，只有合适的规矩和不合适的规矩。

她每次改变不一定那么大，影响力也不一定那么广，但她尽力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坚持下去。

这或许就是她一直追求的，新闻人的最高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