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竞争的虚幻与现实

近年来，“中美科技竞争”概念甚嚣尘上。无论是美国政界、学界、战略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将中美科技竞争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但现实果真如此吗？

一、中美两国的科技发展处于竞争状态吗？

产业竞争是科技竞争的最直接反映。如果没有产业竞争，不仅难以断定存在科技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关于科技竞争的讨论失去意义。

从产业层面看

很难将中美界定为科技竞争关系。中美两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处在不同层次上。两国高技术产业的互补关系远远超过竞争关系。

一方面，美国高技术服务业的竞争力在全球首屈一指，远在中国之上。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22年发布的数据，美国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到全球的37%，中国只占约11%。虽然中国占比呈上升趋势，但并非以美国下降为代价。近十年来美国占比反而提高了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电气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有较显著的扩张。这是中国借助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果。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仍有接近60%为加工贸易。其中大量零部件和中间品进口自日本、韩国、东盟等地，而这些地区的零部件和中间品又往往源自美国的技术与上游产品。

从企业层面看

不能将中美界定为科技竞争关系。近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2022年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的中国企业数达到678家，美国为822家。然而，姑且不论中美两国企业业务领域的差异，即便是等量的研发投入也不意味着等量的研发产出。进一步分析，波音、微软、ALPHABET、META、辉瑞、高通、英伟达、英特尔，这些美国高科技企业真正的竞争对手，有几家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呢？

有人将论文、专利等指标视为中美科技竞争的证据。中国的论文与专利产出的确增长较快。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12—2022年中国SCI高被引论文增长5倍，达到美国的63.5%，2012—2020年中国获授权三方专利增长2倍，达到美国的45.2%。但中国论文的增长，反映的是中美科技合作关系，而不是科技竞争关系。近十年来，中国高被引论文中，20%～30%有美国合作者的参与。在专利方面，中国仍然面临科技与产业脱节的难题。大量的专利束之高阁，要么难以转化，要么不为产业所需。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查，2022年中国企业发明专利实施率为59%，科研院所为24%，高校仅为17%，而中国科技与产业之间循环链条的修补，同样反映了中美科技合作关系。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21年中国知识产权贸易为349.4亿美元逆差，美国为812.7亿美元顺差。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有18.7%流向美国。在美国对华滥用出口管制前的2017年，这一比例达到25.9%。

二、“竞争”语境下的中美科技政策

既然竞争并不是中美科技发展的现实状态，“中美科技竞争”就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概念构建。这一概念虽然漏洞百出，其政策内涵却影响深远。因为美国基于虚假的“中美科技竞争”概念，构建了真实的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在单边层面，实施大规模的战略性科技创新补贴

2022年美国通过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是其借助“中美科技竞争”概念重拾战略性科技创新补贴的开端。《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总支出规模2800亿美元，其中授权设立一项半导体基金，投入500亿美元用于建设美国国内半导体的产能，同时授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一个新的学部“技术、创新与合作关系学部”，专注于人工智能、6G以及能源和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通胀削减法案》总支出规模4300亿美元，其中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约达3700亿美元，主要用于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并为新能源汽车购买提供补贴。这些政策都附带“排华”条款。《通胀削减法案》要求申请补贴的电动车不得使用来自中国的电池材料和关键矿物。《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要求接受补贴的企业十年内不得参与在中国的实质性扩大半导体产能的重大交易。根据美国商务部2023年3月发布的细化规则，授予补贴的条件变得更为严苛，对于先进制程芯片和成熟制程芯片在“受关注国”的扩产和消耗都有更加明确的限制，还要排除与“受关注国”的联合研发与技术许可。

二是在双边层面，不断升级对华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

截至2023年6月，进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600家。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5G/6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光伏等技术领域。2019—2021年，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交易达105项，以15%的占比高居榜首（张俊芳等，2023）。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将禁止或限制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投资。

三是在多边层面，打造对华科技围堵的“小圈子”

2021年美国与欧盟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在投资审查、多边出口管制、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应对“非市场经济体所带来的挑战”。2023年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与印太地区13个国家达成协议，合作加强芯片、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些政策不仅违背了开放创新的规律，而且有违反多边规则的嫌疑。2022年11月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美国的补贴政策将引发“以邻为壑”的补贴竞赛，加剧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摩擦风险。2022年11月，在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举行的正式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指出，《通胀削减法案》中多达9项税收优惠是以在美国本土或北美地区生产和销售作为前提条件，这种歧视性的规定涉嫌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涉嫌构成世贸组织所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限制措施，并已经开始对相关行业的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严重扭曲。2022年12月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9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议，认为《通胀削减法案》包含保护主义政策，将损害欧洲工业，为美国企业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统一回应。中国则在2022年12月将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等措施诉至世贸组织，认为美方的管制措施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取消普遍数量限制等规定。

随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愈发咄咄逼人，中国科技政策中的防御性也在增强。中国开始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安全。一方面继续加大国内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尽力减少国外技术断供带来的损害。为了避免国际和国内的误解，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并不是“闭门造车”，科技安全也不等同于“国产替代”。这是在综合考量现实情况和借鉴历史经验后得出的务实选择——既要顺应开放创新的规律，又要降低技术依赖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与美国滥用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提出的“科技安全”是有现实依据的。其依据就是美国科技打压措施对中国企业和产业造成的真实损害。

综合来看，中国对美国科技竞争政策的回应是克制而理性的。一方面，中国仍专注于自身科技发展，既没有主动开展对美科技竞争，也没有主动伤害美国企业。另一方面，中国仍在坚持开放创新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这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被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措施所干扰，仍在尽力践行互利共赢的开放创新理念，守卫创新全球化的大局。

三、“中美科技竞争”去往何方？

2023年年中中美开始恢复高层接触，双边关系呈现缓和趋势。美国对于对华政策的阐述也从“脱钩断链”转变为“去风险化”，但中美科技关系的前景依然黯淡，“去风险化”仅是措辞的调整，其实质内涵与“脱钩断链”没有差别。美国还在不断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进一步扩大限制领域，拉拢第三方实施联合限制。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国芯片进口总额同比下降22.4%，远高于中国整体进口降幅0.1%。

长期而言，美国对于“中美科技竞争”的执念，可能演变为“自我实现预言”。一方面，美国不断扩大的对华出口管制，将加快中国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国产化进程。当美国彻底切断国外供应渠道时，中国的下游制造商将被迫转向国内，相当于为中国本土的零部件和中间品供应商创造了绝佳的市场。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科技打压，使得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最终可能让中国彻底放弃与美国开展互补性科技合作的希望，转向更具外部影响的对美科技政策。

美国当前的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体系，既不符合创新规律，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因而既不能让美国受益，也不会真正成功，只会割裂全球科技体系，破坏创新全球化环境，让世界其他国家共同买单。

作者：黄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本文原载于《科技中国》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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