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阳明“数相辨难”的广东人黄佐：岭南文化的卓然大家

日前，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该书是明中后期岭南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文献学家、诗人黄佐的作品精选，主要收录其在诗文、史地、理学等领域的经典作品。

《“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编者、中山大学中文系董上德教授在该书前言中表示：“黄佐是岭南文化的一张名片，其多方面的成就值得后人敬重。”“黄佐的思想及他的著作，是岭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由中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编、以香山（今中山）籍的文化名人为选题对象，除了《黄佐卷》，今年已经出版的还有《黄苗子卷》《吕文成评传》《郑观应评传》《阮玲玉评传》等。刘斯奋为该丛书撰写总序。

《“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黄佐著，董上德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是文学家、理学家，也是地方志专家

《“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依据黄佐的《泰泉集》和《广州人物传》编选而成。内分四卷，依次是诗选、文选、《广州人物传》选粹和两广史地研究。每一卷卷首有一段“编选者言”，对该卷的内容做提纲挈领的介绍。此外，还附录了《黄佐小传》《黄佐生平事迹略表》《黄佐研究文选》。

“黄佐著作众多，名播海内，《明史》有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均有黄佐的名著《泰泉集》的提要，可是，难得一见他的选集，这对于人们认识黄佐是不利的。编《黄佐卷》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本书的编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对南都记者表示，“黄佐是文学家、理学家，也是地方志专家，他编纂的《广东通志》等方志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地方志学界所公认的，因此《黄佐卷》的第四部分选入《广东图经》和《广西图经》（均见于《泰泉集》），可见黄佐岭南史地研究成果之一斑。”

据介绍，嘉靖三年（1524），黄佐翰林修学期满归乡。当时黄佐的学问才气已普遍为人称道，正逢粤省督官欲修《广州府志》，因此请赋闲在广州的黄佐主持纂修，这也正是黄佐所修的第一部地方志。此后，黄佐陆续受邀主持纂修了广西通志》《香山县志》《罗浮山志》《广东通志》等。其中《广东通志》是其人生中所纂的最后一部方志，以“体裁渊雅”叙事翔实“著称，可视作黄佐志学的集大成之作，历来有佳志之称。

黄佐为其主修的《广东通志》撰写序言。

黄佐所编纂的五部方志均是岭南方志，而岭南远离中央，许多史料文献为正史所不录，黄佐虽认为方志的作用远不止是汇集一方文献，但其志书在辑录、整理、传存岭南文献上的作用依然最为明显。更重要的是，黄佐还为岭南文献编撰提供了如何汇集整理文献、如何合理编排文献，如何考辨辑佚文献等方法论方面的经验和借鉴。当然，黄佐在其他领域的学术专长也对其修志事业有前瞻积极的影响，譬如他长于诗词文学，在著录艺文时也重视收录前人诗词文学方面的内容，为岭南方志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广东通志》也因此被后人归为“文人之志”。

此外，黄佐编纂的地方文献《泰泉乡礼》也值得大书特书。《泰泉乡礼》是参照朱子家礼、陆氏家训、吕氏宗法、白沙陈氏、宁都丁氏及义门郑氏家范、琼山丘氏仪节等立教以家为基的范本编成，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冠婚以下四礼为次；然后举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等五事，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礼为一卷附之。《泰泉乡礼》内容简明，实操性强，对于如何在乡村社会实施道德教化，推行儒家礼仪规范，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提出了全面而具体的措施，成为地方推行儒学教化的重要范本，人们称之为“医世良药”。

与王阳明相见时“数相辨难”

据董上德教授介绍，《明史·黄佐传》记黄佐曾与王阳明相会，“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黄佛颐《文裕公年谱》记载，嘉靖二年（癸未）冬，黄佐到杭州，与在杭的同窗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王阳明弟子）重逢，由梁焯做中介，到绍兴拜访王阳明。黄佐与王阳明论及良知话题：“公（黄佐）曰：‘知犹目也，行犹足也。虽乃一时俱到，其实知先行后。’王公曰：‘君太信宋儒。’公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岂宋儒耶？夫子亦曰知之未尝复行也。’王公叹曰：‘直谅多闻，吾益友也。’”

这一次的会见，是黄佐生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从黄佐的语气看，王阳明知道黄佐其名在先，且与梁焯提起过，这才有“予即往绍兴见之”的故事。黄佐是奉行“正心诚意”之道的，他的话大体可信，则可知黄佐于嘉靖二年已经在江浙一带有了一定的名声，连大儒王阳明也知道黄佐其人。至于二人相见时“数相辨难”，是学者之间的切磋与商量，可视为儒林雅事。

黄佐门人编撰的《庸言》还记载黄佐自述他与王阳明的另一次相见：“阳明王公平八寨，驻广，予已佥臬江右。时开讲，官民毕集，折简招予。予往见，大喜曰：‘昔与尊兄论良知。兄言明德则良能可兼，已作敷文书院对联矣，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予曰：‘明德即是良知，所谓灯即是火耳。’”所谓“予已佥臬江右”，即黄佐当时被任命为江西（江右）按察司佥事（黄佐其实在江西染病，没过多久就返回广东，见《答王阳明书》：“六月中，始往江西，会病不可愈，乃挂冠而归”），而此时王阳明奉命巡抚两广。查《王阳明年谱》（《王阳明集·附录》，中华书局，2016年），嘉靖七年六月，王阳明在南宁，兴办学校，说：“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年谱》载王阳明“日与各学师生朝夕开讲，已觉渐有奋发之志”；黄佐在《庸言》中转述王阳明提及的“敷文书院”即在广西。而这一次的黄、王相会，极为难得，因为王阳明在与黄佐见面过后不久辞世（王阳明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原来，王阳明来到南方，“为炎毒所中”，病情较重，估计他与黄佐相见时已经是疾病缠身，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约黄佐来见，已有告别之意。

《黄佐卷》选录了黄佐的《答王阳明书》。信中以王阳明为自己的师友，言辞亲切。从信中得知，王阳明曾写信给黄佐，并赠送王氏《家传》及新刻的《传习录》。黄佐在信里说：“执事之致良知者，就偏箴切，真所谓良药也。佐亦颇有所知，惟恐知而不行，有负明训，但病不能躬诣台下请教耳。”从语气看，此信似乎写于黄佐与王阳明在南方见面之前，原因是黄佐病了，暂时不能践约。如果《庸言》所记黄佐之言属实，则黄佐所说“予往见”是在这封信发出之后、黄佐病情好转之时。黄佐在理学方面与王阳明多有往还论辩，于明代理学史而言，洵为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对黄佐相当推崇，他在《明儒学案》中专列“泰泉学案”，认为黄佐治学“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也。博而反约于心，则视听言动之中礼，喜怒哀乐之中节，彝伦经权之中道，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盖先生得力于读书，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故即以此为教。”黄宗羲是读了《泰泉集》之后方知道广东原来有这么杰出的学者，以至于要为他撰写学案。

黄佐与广州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采访中，董上德教授还告诉南都记者，“不要以为黄佐是香山籍，只是属于香山的，其实，黄佐一生有很多时间是在广州。他就是出生于广州的，他在广州教书，在广州将父母合葬于白云山，所以说，黄佐也是属于广州的。”

据史料记载，黄佐的祖父黄瑜早年在广州置业，并率家人迁居广州。弘治三年（1490），黄佐在广州城内的承宣里出生，即今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一带。南都记者查阅了黄佐的后代黄佛颐所撰的《广州城坊志》，书中记载了与黄佐有关的建筑，如“双槐亭”“大司成坊”“宝书楼”“黄文裕公祠”“泰泉旧里”等，可惜如今都不复存在了。

除了北京路，与黄佐息息相关的还有南粤名山、有“羊城第一秀”之称的白云山。嘉靖三年（1524）冬天，黄佐撰写《泰泉书院兴作记》，详细讲述了其在白云山上创建泰泉书院的来龙去脉。文章称，“予以先茔伊迩，买于官，用直三十镒，遂建泰泉书院，兴子弟讲学。左祀先师，右祠祖考。”因祖父的墓地在白云山聚龙冈，黄佐遂把附近废置的景泰寺也买了下来，改建为泰泉书院。嘉靖二十四年（1545），黄佐也将父母合葬于聚龙冈。如今的白云山上广州碑林入口处，矗立着一块碑刻，上书黄佐所撰之《白云山赋》：“尔其巅可摩星，下瞰归龙之洞；中悬飞瀑，高垂喷玉之泉。北敞崇台高馆之胜，左参月溪景泰之禅。水石皆异，姿态如仙。睹鹤舒而拟探仙迹，因虎跑而获悟水源……”

黄佐（1490—1566）

明代广东香山县人，字才伯，号希斋，晚号泰泉。祖籍江西，明初定居香山。学宗程朱，是岭南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文献学家、诗人。黄佐被认为是继丘濬、陈献章之后，岭南儒学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他不但影响了明正德以后岭南学术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思想潮流中，能自辟蹊径，独树一帜。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及著述活动，精通典礼、乐律、词章，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

《明史·黄佐传》中称其“平生撰述至二百六十余卷”，但实际上黄佐著述的卷帙总量远超此数。据《明史·艺文志》及其他文献著录统计，黄佐的著作包括：《诗传通解》二十五卷、《礼典》四十卷、《乐典》三十六卷、《六艺流别》二十卷、《续春秋明经》十二卷、《小学古训》一卷、《姆训》一卷、《通历》三十六卷、《革除遗事》六卷、《翰林记》二十卷、《南雍志》二十四卷、《广州人物志》二十四卷、《广州府志》七十卷、《香山志》八卷、《泰泉庸言》十二卷、《两都赋》二卷、《泰泉集》六十卷、《唐音类选》二十四卷、《明音类选》十八卷、《论原》十卷、《论式》三卷、《广东通志》七十卷、《广西通志》六十卷、《罗浮山志》十二卷、《黄氏家乘》二十卷、《泰泉乡礼》七卷及《敷教录》一卷等。可见黄佐之学术著作起码有二十七种、近六百卷之多，内容涵括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可谓著述等身。

《四库全书总目·泰泉集》因此誉称黄佐“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岭南自南园五子以后，风雅中坠，至佐始力为提倡……广中文学复盛，论者谓佐有功焉”。

对话——

从黄佐看开放通达的岭南文化观

南都：您在前言中提到，黄佐是岭南文化的亮丽名片，其影响远播岭外，是一位今天仍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为什么？

董上德：我曾经在《岭南文学艺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介绍过黄佐：“黄佐是活跃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的著名经学家和方志学者，撰有《广东通志》七十卷、《广州人物传》二十四卷，以及《香山县志》《罗浮山志》等。他又是一位颇具个人风格的诗人，《粤东诗海》评其诗风是‘体貌雄阔，思意深醇’。他还被誉为‘粤中昌黎’，即视之为广东的‘韩愈’，地位崇高。”可以说，黄佐的“文史大家”的声誉是历时性形成的，不是某个时段才被“赋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泰泉集”的提要中评价黄佐：“粤东风雅，自南园五子之后，至佐而一振。”还有，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专立“泰泉学案”，高度肯定黄佐的成就。这些都是“历史定评”。

说实在的，黄佐在今天的知名度似乎不如岭南的其他明清大家，如陈白沙、湛若水、屈大均、陈恭尹等；甚至同属香山籍，近代的苏曼殊的名气也似乎远远超过明代的黄佐。在我看来，这与黄佐著作的普及程度不如上述诸人不无关系。

以黄佐的历史地位和所取得的多方面显著的成就，说他是一位今天仍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有充足的依据。我希望，随着《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的出版，普通读者也能够方便读到他的作品，增加对黄佐的认识，加深对岭南文化的了解。

南都：您在编选黄佐的诗文作品时基于哪些考量，他的诗歌和文章创作分别有哪些特点？

董上德：黄佐的诗文，主要见于《泰泉集》。我在编选诗文部分时，有两点考虑：一是尽量选黄佐作品中比较容易理解的篇目，这是为了普及，让一般读者也能读懂；一是适当选入部分能够反映黄佐在正德、嘉靖年间的某些历史感受的作品。我觉得，黄佐的这类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较为感性地去理解明代历史，因为这是“第一手的时代感觉”。明代社会的进程正是随着正德朝的败政与嘉靖朝的乱政而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黄佐获得功名在正德、嘉靖交替的时刻，而且目睹了整个嘉靖朝的始末，他的“当时感觉”是很珍贵的。我在《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的前言里专门有一节讲“黄佐眼中的明史”，也是出于这一考虑的。

黄佐的诗歌有家国情怀，这是很突出的一点，而且还含有一定的史家意识和政治眼光，譬如《崖山怀古六首》：“两崖形胜自天开，夺港犹思卷土来。千古海陵遗迹在，云涛回望重堪哀。”诗人借诗作流露出吊古伤今的情怀；同时，他的诗中也不乏充满血性、歌颂正气之作，譬如《五坡岭文山丞相表忠祠》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将“格物致知”精神融化到诗歌的选材和创作之中，别有机趣，譬如他的七言绝句《采莲歌五首》：“隔花相见两徘徊，荡桨低头笑不来。双栖白鹭忽惊起，遥见浮萍一道开。”读来颇有民歌风味。

黄佐的文章则不拘一格，构思幽深却又明白晓畅，这是很不容易的，建议大家读读本书选录的《孤忠祠记》《后乐堂记》等；他的一些表述理学见解的篇章也写得条理清晰而较易理解，譬如《才德论》《省心论》《性命论》等。

与王阳明的交往，成就千古美谈

南都：黄佐的思想学说主要继承了程朱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理想迥异，但历史上两人却有往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两人的交往故事及其产生的影响？

董上德：黄佐推崇程朱理学，比他年长的另一位岭南哲人湛若水也尊奉程朱理学。这样的立场，决定了不论是湛若水还是黄佐在跟当时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当面论辩时会“擦出火花”，他们三人互为好朋友或忘年交，论辩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不过，心中有立场，不盲从，不随意附和，湛若水、黄佐也显示出岭南人的气质和风范。这是明代理学史上的一段千古美谈，今天知道的人或许不多，所以，也值得提高一点音量来说一说。

黄佐与王阳明有交集，源于一段难得的历史机缘。原来，黄佐有一位同窗好友叫梁焯，是南海人。嘉靖初年，黄佐与梁焯在杭州相遇，其时，梁焯已经是王阳明的门人，他做中介，引领黄佐由杭州去绍兴见王阳明。黄佐跟王阳明见面后有所论辩，这是《明史·黄佐传》有记载的。他们的交往，说浅一点是对黄佐的思辨有所刺激，说深一点则是促进了黄佐对“致良知”学说的反思，以至于到了王阳明的晚年，黄佐在《答王阳明书》里仍然对“知而不行”有深重的忧虑，其实是对“致良知”学说的片面性依然有所批评。

黄佐著《广州人物传》的内页书影。

岭南文化，不仅是“岭南的文化”

南都：在您看来，黄佐撰写的《广州人物传》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董上德：《广州人物传》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岭南人物合传”。这个“合”字，有两层意思，一是汇合了自汉代至明代的岭南著名人物的可以彪炳青史的事迹，一是汇合了岭南籍人物与非岭南籍的入粤人物的事迹。书名中的“广州”不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概念，而是泛指“粤地”。这是极有见地的做法，如选入本书的虞翻、葛洪、谢灵运、苏轼、文天祥、陆秀夫等，均为鼎鼎大名者，其用意很明显：岭南文化，不是“岭南的文化”，而是历代在岭南生活的人们（包括土生土长的和流寓岭南的所有人）共同培育、发展起来的有地域特色又跟中原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黄佐的“岭南文化观”是通达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这样的“岭南文化观”对于我们建设大湾区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黄佐写人物传，要言不烦，每一篇字数不多，信息量不小，读起来可以很轻松，却又获益良多。要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广州人物传》是必读的书，如同必读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样。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邹娟 马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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