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江青只担任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基本属于闲职,工作并不繁忙。不过,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布,十年特殊时期开始,江青也变得活跃起来,尤其是江青主持了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相关会议之后,全国各地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到北京,寄给江青。
在这种背景下,“江青办信组”正式成立,江青也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江青登上政治舞台后,一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那就是自己并不是政治局成员。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之后,江青才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值得一提的是,江青进入政治局之后,康生亲自写了4个大字送给江青,让江青如获至宝。
康生与江青都是山东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两人应该是没有交集的。1937年11月,康生从苏联返回延安,而江青是在1937年7月离开上海,8月到达延安的。江青到达延安之后,首先是经过了一系列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再加上黄敬等人的证明,江青的党籍问题得以解决。1937年11月,江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中央党校)。
1938年3月,康生成为中央党校的校长,后来康生说江青是自己最出色的学生就是这个原因。1938年7月1日,中央党校召开了庆祝建党17周年大会,晚上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当时就是康生亲自动员江青出演主角萧桂英,康生本人还亲自指挥乐队打小鼓。这里多说一句,康生这个人在文艺方面的造诣很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有了康生与江青加入,《打渔杀家》演出非常成功,在延安传为佳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央党校的师生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江青一直都非常尊重康生,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江青都称呼康生为“康老”,即使1969年,江青进入政治局之后,依然对康生尊敬有加,从未说过任何对康生不满的话。
其实,江青能进入政治局,康生也是非常高兴的,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之后,江青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政治局,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身份、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康生得知这件事后也非常高兴,他特意到江青居住的钓鱼台10号楼,当面向江青祝贺。
没过几天,康生又亲自写了“风华正茂”四个大字,请人裱好,装到漂亮的镜框里,亲自到江青的住处,交到江青的手里。康生的字写得非常好,客观来说,他的字应该归到书法家行列。江青看到这幅作品后如获至宝,感激地对康生说:“感谢康老对我的关心、肯定和鼓励。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离开之后,江青专门让人把这四个大字挂到大厅正面的南墙上,由此可见,她是发自内心喜欢这幅作品的。
不过,令人想不到的是,康生在1974年年底亲自揭发了江青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说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叛变过。有的学者说康生的这次揭发是见风使舵,看到“四人帮”被批评后也加入到批评的队伍。私以为,当时康生已经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时日无多,他主动站出来揭发江青,更多的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不是“见风使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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