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横空出世，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要求全党不能骄傲自满、贪污腐化。
1949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重点强调了“两个务必”，教育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倒。
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从西柏坡前往北京路上，笑着说：进北京是赶考，我们一定要考上啊。
一、风起于青萍之末
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访问苏联归来，到达哈尔滨。按照行程，接下来要视察东北地区和接待访问的越南共产党胡志明等人。
当天下午参观完哈尔滨车辆厂，晚宴开始后，珍馐佳肴流水般上桌，熊掌、飞龙等山珍海味齐备。毛主席看在眼中，碍于外宾在座，什么也没说，只简单吃几口米饭蔬菜就放下了筷子。
哈尔滨市领导事前满心欢喜，以为这样肯定能让毛主席高兴。但是在席间，看着毛主席的表情从高兴到紧锁眉头，脸色越来越严肃，他们的心情也变得如履薄冰，却不知道错在了什么地方。
晚宴结束，毛主席把省市领导叫过来座谈：“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
哈尔滨的同志们这才明白，主席不高兴的是铺张浪费。
在随后的应邀题词中，毛主席分别写了“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和“发展生产”，分别送给了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
东北视察的第二站是长春，主要考察工厂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长春的宴请，毛主席很满意，都是家常便饭。
从火车站乘车进城路上，毛主席却严厉斥责了接待人员。
原来正值中午，路上除了解放军，却看不到一个行人。毛主席追问之下，接待人员才说出实情：由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为了保证安全，所以实行戒严。
毛主席不由想起出国访问期间，参观莫斯科地铁站的事情。苏联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安全搞戒严，因此他只到车站上看了看，地铁都没坐，就满心反感地返回了住处。现在国内也搞这一套，更让他觉得厌烦。从参加革命起，他最喜欢和群众呆在一起，倾听群众意见，考察群众生活状况。何况这次考察，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看看当地群众生活状态。
毛主席严厉责备长春市委：“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搞官僚主义。”
离开长春赶往沈阳前，毛主席特意让人向沈阳市委反复交代：接待方面不要搞特殊，家常便饭就好。可到了一看，沈阳方面根本没有把他的指示放在心上。接待规格不但超过哈尔滨一大截，甚至不少干部早已大吃大喝习以为常，山珍海味对他们而言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强压住心中怒火，毛主席对沈阳的同志们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早在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指出李自成在攻入北京后，骄傲自满导致迅速贪污腐化，致使功败垂成。毛主席对李自成的历史教训极为重视，将郭的原文加上按语和批示，转发全党阅读。
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
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主席进北京路上，谈话中再次谆谆教导：我们不做李自成，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好，不能退回来。
这次东北视察的经历，让毛主席觉察到，问题还是在向着骄傲自满、贪污腐败的方向一路走下去。
二、“三反”前夜
实际上，问题的严重性远不只是多吃了几顿饭、多花了一些钱、疏远了群众这么简单。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战争给国内带来的压力陡然增加。
为了确保战争胜利，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运动初期，面临的却是来自基层的抵制。新中国当时一穷二白，处于恢复生产阶段。所以面对中央号召，地方上各种奇谈怪论是层出不穷，甚或宣称“无产可增”、“无约可节”。为了确保运动顺利进行，党中央开始展开调查，广泛听取各地建议。
正当此时，来自东北局的意见明确提出，可以从贪污浪费入手，来推动运动发展，这给中央争取财政问题好转提供了一条思路。
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最先揭露出东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腐败现象。1951年8月31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做《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紧接着又出台《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规定》，首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同年11月1日，东北局又将相关情况形成报告，报送中央。
毛主席审阅东北局报告后，敏锐觉察到，东北问题对于全国具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性。11月20日，在将此报告转发全国之时，毛主席批示：“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紧随其后，《人民日报》依据毛主席意见，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提出：“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这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接连呈送中央。
东北局查出，1949到1951年10月，仅沈阳一地，查出3629人贪污公款5亿元（旧币，1955年1万元旧币兑换新币1元）；华北局重点列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200亿元以上（旧币）。西南局、西北局贪污腐败情况严重，中央各部委内部形势也不乐观……
面对全国各地揭发出的问题，毛主席给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所做批示中，显示了搞一场全国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决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广大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11月30日，毛主席给中央起草的《转发关于刘张贪污案的报告》批语中，再次着重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接到毛主席指令后，政务院立刻组织第114次政务院会议，决定建立“增产节约委员会”，其核心职责就是督促各地“三反”工作的展开。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