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学校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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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官学制度，学校由国家兴办，即“学在官府”。

西周的学校分为两个级别：一是国学，一是乡学。国学设于京畿及各诸侯国的国都。天子所设的大学，规模较大，有“五学”之称，即辟雍、成均、上庠、东序、瞽宗。诸侯所设的大学规模则比较简单，仅有一学，称“泮宫”。

国学培养的对象以贵族子弟为主，即所谓“国子”，学校中的老师也基本由政府官员担任。例如国学教育事务就是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大司乐是国家最高礼乐官。大司乐属下的一些官员，如师氏、保氏、大胥、小胥、乐师等就是国学的教师，负责朝仪、礼乐方面的教育。

国学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为八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学习之处，学习的是“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学习结束后，学生进入大学，这一时期，《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基本学习内容，就是“大六艺”。

贵族子弟在大学除了学习这些经典典籍外，还要进一步进行礼仪、音乐、军事训练。大学既是教育场所，同时又是贵族子弟集体行礼、集会、奏乐、习武的地方，实际上相当于当时贵族子弟的社交场所。国家一些重大礼仪活动也是在大学举行，如祭祀、乡射、献俘等。因为西周政府兴办大学是要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管理者，所以这类政事活动本身也就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力图使学生在参与政事、军事的过程中接受各种教育。

乡学是地方学校，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根据辖地的大小，设学也有不同名称，如闾塾、党庠、州序、乡校等。乡学的教师也是由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乡学等级低于国学，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小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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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威权逐渐丧失。大小诸侯纷争不断，原有的等级制度也频临崩溃，各国统治者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维持生存、扩大势力方面，而官学所授的礼乐制度等随着等级制度的崩溃也没有了实用价值，统治者不重视，自然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

伴随着官学的衰落是私学的兴起。从市场需求来说，统治者没有精力去培养人才，但又需要有独特的政治、道德观点和新的知识、技能的人才。这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迁都和内乱，大批贵族流亡民间，并将以往由上层掌握的典籍资料、学术文化带到当地。当地一些平民接触到后，和自身的各种实际技能加以融合，也跻身到了士的阶层。士的队伍大大扩展，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社会阶层。市场有需求，教学内容和教师储备又足够，私学应运而生。

私学的主要构成是士。士是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个群体（勉强属于低级贵族），脱离一般生产劳动，主要是凭借掌握的学术文化及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专长，来为权贵服务。一般情况下，士很难升到统治集团上层。但通过从事教学研究、广收弟子以提高社会知名度，士可能会被统治者看中，最后获得高官厚禄。这时的士，是一个关于能力和人格的称谓，平民只要有才学有特长，也可能晋升为士阶层。平民要想成为一个士，必须跟着士学习知识技能。所以，私学一开始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是奔着做官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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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墨子算是早期兴办私学的学者中影响力较大的人。从他们二人所代表的儒家和墨家学派来看，这一时期的私学和官学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私学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例如墨子，他主张招收“匹夫徒步之士”，墨家重实用技术，入学前还要进行劳役，想必弟子是以能吃苦耐劳且心灵手巧的手工业生产者为主。至于孔子，他更是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他从三十岁开始讲学授徒，弟子三千，各行各业都有，是当时最大的一个私学教育集团。

二，私学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并不固定。在教育内容上，突破了西周的“六艺”范围，各学派按照自身所长传授政治、道德观点和知识、技能。如儒家以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为教材，墨家则讲《墨子》，包括基础物理知识和军事知识，道家讲《道德经》，阴阳家有《易经》《易传》《洛书》《河图》等课本。很多学派也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而以教师为中心。孔子师徒周游列国十四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三，私学使教育独立。私学的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私学间也出现了招生方面的竞争，孔子就曾被同行抢过“生意”。这说明私学完全不同于官学那种由政府指定教师和教学内容的办学方式，而是靠着教学内容和教师水平（可能还受“广告宣传”的影响）争取生源，有着宽松自由的办学氛围。

第四点非常重要。西周的贵族们对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建筑、机械制造等是非常排斥的，认为学习这类知识同贵族身份不相称，所以官学并不重视相关教育。这些科学技术的传授，一般是由专门官吏如祝、史、医、卜、及“百工”，子承父业，世代相继，成为“世业”。私学兴起后，农家、墨家、阴阳家纷纷招徒授课，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相关知识，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另外，私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促进了先秦教育理论的发展。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既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对办学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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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讲学场景

到战国时，出现了最为著名的一个私学机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建于战国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始于公元前374年，据说为齐桓公所设，和孔子的私学隔了一百多年。秦统一后，稷下学宫被毁弃，共历五代国君，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

稷下学宫是齐国统治者设立的国家养士机构，几乎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稷下学宫虽为官办，但它实际上属于私学，是许多私学的集合体。

稷下学宫保留了私学的自由的特点。学者来去自由，孟子、荀子都来去过两三次，始终受到欢迎。除了自由外，学宫对各家学说也持开放、包容态度。整个学宫学派众多，这些学派政治、学术主张不同甚至对立，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得到公认，学者们互相间常常会有争论，然而却能在稷下共处一百余年，并互相吸收、融合。在学宫定期会举办“期会”中，不仅学宫师生可自由参加，四方游士也可参加驳难辩论，这和齐国统治者在管理上的宽松是有一定关系的。

稷下学宫和别的私学相比，它和政治联系更加紧密，任教的学者更易于获得政治利益。稷下学者们可以直接参与齐国政治活动，影响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制定。淳于髡就曾在齐欲伐魏时分析形势，进行劝阻，还给在一天之内给齐王举荐了七个人。在这里讲学、钻研的学者，如果成绩突出，常会有奖励。除了提高薪俸外，最常见的就是给予特殊优待，曾有七十余位学者获得了上卿爵位，上卿属于高级大夫。稷下学宫能够吸引各方学者前来，这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别的私学是否有系统的学生管理守则，由于史料不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稷下学宫是有着严格、系统的学生守则的。《管子》一书中有《弟子职》一篇，据考证就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弟子职》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从饮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授课到课后复习均有严格规定。可以看出，稷下学宫的教学有一定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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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中晚期，小国纷纷被吞并，剩下了几个大国。私学因其自由分散的特点，并不利于培养国家集权所需要的人才。法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统治者更多重视，商鞅曾给秦孝公提议说以法制取代礼治，实际上就是他为秦国设计的官学思想。韩非后来也提出“以法为教”的建议。李斯受重用后，给秦始皇上书分析说，天下已定，法令出于一，百姓应当努力投身生产，文人应当学习法令制度。私学太盛，那些人就借古非今，使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动摇，影响到统治稳固。同时他建议，“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国最终确立了“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取缔了战国时期的各家私学，形成了新的官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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