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小国大道：柬埔寨的民族和解之道

红色高棉孤立地视为“疯狂”“失心疯”或“偏执”，会遮蔽真实的历史分析。

作者 |刘军

图源 |IC Photo

2023年7月23日，柬埔寨进行第七届国会选举。25日，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大获全胜，赢得国会125个席位中的120个。26日，柬埔寨首相、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宣布将卸任首相，新政府将由其长子洪玛奈领导。执掌柬埔寨政权长达38年之久的洪森宣布卸任，并扶持自己的儿子出任新首相，引发全球舆论关注。我们结合关于柬埔寨研究的国际成果，对于柬埔寨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做一个概览。

一

美国历史学者大卫·钱德勒在《柬埔寨史》一书中，概述了该国近两千年的历史。

柬埔寨是一个历史悠久、命运多舛的小国，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吴哥文明和扶南文明，也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致使国家沦亡，内乱不息。19世纪末，法国开始在柬埔寨建立殖民统治，柬埔寨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殖民地时期给柬埔寨带来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但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殖民经济剥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柬埔寨于1953年独立，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建立了柬埔寨王国政府，但随后陷入了政治动荡。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柬埔寨被动卷入美苏冷战、越南战争的余波。1970年，美国支持柬埔寨首相、国防部长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也于此时崛起，在1975年推翻了朗诺政权。红色高棉（1975-1979）将数百万人口从城市驱赶到农村，进行强制劳动，并进行了有组织的清洗和屠杀。据估计，近两百万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的统治期间直接或间接地死亡。

1979年，越南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随后，柬埔寨建立了亲越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红色高棉转入地方割据，柬埔寨仍然陷于内战的泥潭。

1991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柬埔寨冲突各方签署了《柬埔寨问题巴黎协定》，结束了内战，允许联合国干预并组织选举。1993年，柬埔寨恢复为柬埔寨王国，在西哈努克的主持下，各派政治力量建立了联合政府，试图实现民主化和国家和解。在联合政府中，新崛起的政治军事强人洪森成为领导核心。洪森通过控制柬埔寨人民党，进而控制了柬埔寨政府，在2000年及其后的历次选举中获胜，执政至今。

洪森在权力巩固后，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看作首要任务。在其执政期间，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柬埔寨人均GDP由1993年的247.3美元上升至2022年的1786.6美元，翻了七倍多。2015年，柬埔寨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低收入国家。

经济发展给了洪森强硬的底气，对反对党进行持续打压。2017年，人民党控制的议会通过法律，可以以安全为由解散反对党。随后，洪森通过最高法院解散了反对党“救国党”，该党近100名党员遭到起诉，几名高层人士被迫流亡国外。2018年，在主要反对党联盟被法院解散后，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赢得了国会全部125个席位。

总的来看，洪森执政期间，柬埔寨保持了和平发展，在经济上获得了持续较快的增长，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联合国和国际舆论也有人对洪森政权持批评态度，认为洪森实行“威权统治”，打压反对党和新闻媒体，压制言论自由，柬埔寨因此面临着民主退步、贫富两极分化、腐败猖獗等诸多问题。

总的来看，纵观柬埔寨的历史，这个国家曾经历了长期的暴力冲突和动荡，但在过去几十年在向稳定、和解和发展迈进，努力实现着国家的复兴和社会的团结。

二

2012年，柬埔寨学者迭速卜出版了《柬埔寨民族和解政策》，主要从洪森一派（柬埔寨人民党）的立场和视角，叙述了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和全面和平的历程。此著以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为主线，回顾了1987—1998年发生在柬埔寨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叙述了世界主要大国、东南亚国家和柬埔寨国内不同派别围绕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而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外交斡旋，再现了柬埔寨国内从对立冲突、战场厮杀，到实现政治解决，再到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大选、实现形式上的国家统一，最终实现民族和解和全面和平的曲折历程。

迭速卜指出，1979年1月7日后，由于地区政治及国际政治的影响，西哈努克亲王和洪森一度处于对峙状态。但随着国际局势及地区局势的变化，两人逐渐走向联合，主导了柬埔寨的“民族和解政策”，分化红色高棉割据势力，消弭内乱，实行“双赢政策”，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和监督，最终得以实现国家的全面和平。迭速卜盛赞西哈努克和洪森二人是“高棉之子”。他强调，当代柬埔寨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民多为农民和文盲。西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分裂撕裂了柬埔寨，使柬埔寨内战不止，人民互不信任，只懂得暴力和杀戮。因此，柬埔寨的和平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最终的民族和解成果也显得尤为珍贵。

《柬埔寨民族和解政策》

[柬]迭速卜/著

武传兵 徐晓霞 林列华/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3年5月

结合迭速卜的著作和国际研究的相关结果，柬埔寨的民族和解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联合国干预。1991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柬埔寨冲突各方签署了《柬埔寨问题巴黎和平协定》，该协定设立了柬埔寨临时联合政府，旨在终止内战，实现民主化和国家重建。

（2）解散红色高棉部队。1999年，红色高棉的最后一支武装部队被解散，标志着割据势力被清除，内战正式结束。这一步骤为和解和国家重建铺平了道路。

（3）设立特别刑事法庭。2006年，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共同设立柬埔寨特别刑事法庭（ECCC，又称“红色高棉法庭”），清算红色高棉领导层的罪行。2014年起，ECCC以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罪名，认定红色高棉两位幸存的最高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犯有“反人类罪”，乔森潘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法庭上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前国家元首。

（4）广泛实施民族和解政策：柬埔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试图促进国内的社会和解。这些政策包括赦免红色高棉官兵，保证投诚官兵的私人财产、社会地位和荣誉，为红色高棉士兵提供职业培训、康复，为他们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5）教育与纪念。柬埔寨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传承历史记忆，以避免再发生类似红色高棉政权的悲剧。大量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念馆和博物馆（如金边的“土瓦矿博物馆”）向公众展示了红色高棉时期的暴政。

（6）倡导民间对话：柬埔寨各界都在促进社会和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民间团体、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在推动对话、和解和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7）致力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实现和解和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柬埔寨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努力，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迭速卜最后强调，柬埔寨的民族和解进程在现实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历史的伤痛、社会分裂和政治压力仍然存在，但是，柬埔寨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取得的努力，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和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2008年，美国学者泰纳（James A.Tyner）曾在《柬埔寨的杀戮》一著中指出，红色高棉的统治不仅在柬埔寨制造了“种族灭绝”，还导致了对柬埔寨地理空间的灭绝（terracide）。

在1975年的柬埔寨，人们还能看到殖民前的土著高棉社会、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干预的遗迹。但是，红色高棉并不满足于保留以前的生产模式和空间实践的印迹。他们试图抹去时间和空间，创造自己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泰纳强调，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历史空间的灭绝和重塑——为杀死旧制度、催生新国家提供残酷的合法性理由——是柬埔寨人民持续牺牲中不可忘却的一部分。

洪森在其1991年所著《柬埔寨130年》中回顾柬埔寨当代史时，作为红色高棉的“叛将”，直接指斥波尔布特当时实行的是“农奴制”，其政权试图回到自给自足的原始“奴隶社会”，把治下的人民当做“农奴”。但是，泰纳在2017年的《从稻田到杀戮场》一著中挑战了这种“农奴制”解读。

泰纳指出，1975年至1979年间，红色高棉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柬埔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景观。对红色高棉这一时期政策的主要解释之一——就像洪森所指斥的——是红色高棉试图围绕原始的农业政治经济来重组柬埔寨社会。但是泰纳认为，红色高棉的大规模暴力不是少数专制领导人的疯狂态度和偏执的结果，而是“结构性的暴力”，是旨在迅速积累资本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直接结果：通过强制撤离，数十万人被剥夺了财产；实行饥饿工资，促进进口替代政策；以及通过强迫劳动加强农业生产；等等。泰纳认为，将红色高棉孤立地视为“疯狂”“失心疯”或“偏执”，会遮蔽真实的历史分析。

在泰纳2023年的新著《柬埔寨的饥荒：地缘政治、生命政治、死亡政治》中，泰纳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连续发生的三次饥荒。其背景是四个不同的政府:柬埔寨王国(1953-1970年)、美国支持的高棉共和国 (1970-1975年)、红色高棉控制的民主柬埔寨(1975-1979年)和越南控制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1979-1989年)。泰纳强调，柬埔寨这些由国家引发的饥荒，构成了一种“主权暴力”。国家引发的饥荒不应该仅仅从饥荒发生的地理位置来分析，更应该关注国家引发的饥荒的地缘政治因素，因为柬埔寨当代史上的饥荒，几乎都是由柬埔寨以外的国家造成的。

泰纳此著借鉴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阿基利·姆本贝(Achille Mbembe)等人的观点，将地缘政治、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结合在一起，扩大了对国家引发的饥荒的理解。泰纳认为，国家引发的饥荒背后的“主权暴力”——一种既夺走生命又否弃生命的权力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死亡政治”——通过控制公民的生命和死亡，来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和控制，就像喀麦隆历史学者姆本贝愤世嫉俗般指摘的那样：“主权意味着界定谁重要谁不重要，谁是用完即弃而谁不是的能力。”

泰纳通过对于柬埔寨饥荒的全新解读，为理解种族灭绝提供了新的视角，提出了决定“谁生谁死”的“主权暴力”“死亡政治”等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泰纳强调，导致种族灭绝的主权政府行为，往往是因为这些政权进行了冷酷的生死计算和评估，因为在肇事者的心目中，大规模暴力被视为一种有效且合法的国家建设策略，为了所谓“历史的合目的性”，特定的国家主权不惜贬低和抹煞某些群体和个人生存的道德价值。诸如纳粹德国、红色高棉之类的“恐怖主权”，背弃了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所宣称的：即使政治将争夺权力作为基本的生命动力，即使生命有着构成性的政治维度，但政治其实除了维持和扩展人民的生命之外，不应该有别的目标！

回顾柬埔寨当代民族和解的历程，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欧文-埃里克森在《拉斐尔·莱姆金与“种族灭绝”概念》中所言，1948年联合国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后短短几年内，许多同意将“种族灭绝”定为非法并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政府，比如苏联和西方列强，就试图破坏《种族灭绝公约》，而小国和前殖民地的代表团，则成为公约最坚定的支持者。柬埔寨虽是小国，但却坚持信任和支持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在联合国的监督和干预下，历经波折，最终实现了民族和解和全面和平，化干戈为玉帛，渡尽劫波，终成兄弟，可谓回归“天下大同”的“和之大道”！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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