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柳传志和于谦说过一段相声。
柳传志说，羡慕于谦这样的相声演员，心里不爽谁，就可以把谁编排到段子里，快意恩仇一番。
但现实就是现实。柳传志是改开后的弄潮儿之一，是所谓的IT教父，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中国企业家，但偏偏不是相声演员。
因此，有许多话，许多事，柳传志只能烂在肚子里。
在当下“世人皆欲杀”的氛围下谈柳传志，其实并不讨好。我做这个选题计划时，左页兄曾劝我放弃，但联想和柳传志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不单单是对企业家，对每一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有着极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为写柳传志，我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地阅览海量资料、史料，正面反面都有。其中，凌志军的《联想风云》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全面的图书资料，给了我很多启发，在此特别鸣谢（尽管我们对柳的看法不尽相同）。
在阅读吸收海量资料后，紧接着就是挥毫落纸了，下笔的原则简单直接：无非是秉董狐之笔，是其是，非其非，不吹不黑，有啥说啥，光明磊落，将自己所思索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我在几年前，编译过一本名为《罗素的极简智慧》的书，对哲学家罗素的一个观点颇为认同：
当你在做任何具体研究或哲学思考时，一定要问问自己，事实到底是什么，事实所支持的真相又是什么？专注于事实，并且只专注于事实，永远不要被自己的主观臆想所左右，或者仅仅为了达到某个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妥协自己的观点。
写柳传志时，我就是以罗素这番话作为准绳。
计算机
1945，二战结束那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几个年轻的电气工程师，在美利坚战争计划的支持下，耗费40万美元，研制出一台又大又高又硬又笨的数字计算机——爱尼亚克。
爱尼亚克重30吨，占地1800平方英尺，拥有19000只电子管，在175千瓦巨大电力的支持下，每秒钟运算5000次，相当于今天笔记本电脑的万分之一。
这一年，柳传志刚满一岁。四年后，新中国成立，柳家从上海搬到北京。
1956年8月25日，中国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北京成立，首任所长阎沛霖是个从战火年代过来的老革命，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却雷厉风行，用部署战争的方式，建立起了中国人自己的计算机事业，北京西苑旅社三号楼成为第一个指挥部。
在阎沛霖主持下，45名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生，以调动军队作战的方式迅速集结，进行集中特训。他们先是跑到苏联，去看人家的计算机长啥样，回到北京后，拿着苏联人的图纸，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
103是一台小型机，每秒运算30次，比蜗牛还慢。
1959年，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诞生，机长是25岁的曾茂朝改进了磁芯储存系统，把速度提高了100倍。
104机运行时，8000个真空管散发出巨大热量，每到夏日，工作人员不得不搬来好多冰块，在四周摆满风扇，拼命吹啊吹，以冷却机架。
104运行了20年，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秘密武器，完成了各种复杂计算，包括天气预报、水坝工程、人民大会堂的拱形屋顶，以及原子弹和氢弹，可谓劳苦功高。
1961年夏，柳传志高中毕业，梦想当一名飞行员，他经过一轮轮考核，杀入决赛，却因舅舅是“右派分子”，被宣布为不及格，只好另做打算，进了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
大学毕业后，柳传志被分配到成都一个研究所，做了研究员。彼时，世界风起云涌，格局动荡，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十分热烈。
柳传志的第一份工作是研究从美国缴获的雷达，将其拆开揉碎，细细消化，改进到中国军队的雷达系统中。
刚工作几个月，柳传志接到上山下乡通知，跑到一个靠近澳门的农场去种水稻，之后辗转从华南到中南，最后又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这一年，是1970年。
因104机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南海高层将计算所从中科院单独抽出来，归属到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并赋予其一个军队代号——京字116部队。计算所的科研人员，相当于不穿军装的军人，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为其站岗。
在军事国防目标的推动下，资金源源不断涌入计算所，1964年诞生的109机，每秒钟运算6万次，比104机快了5倍。
当柳传志进入计算所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了第三代。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中科院有了123个研究所，其中计算所有1500人。曾茂朝接替阎沛霖，成为第二任所长。
计算所研制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被称作“757工程”，拥有1300多块插件，20000多个逻辑元件，每秒运算速度可达千万次，分布在一座楼房的上下两层，其漫长的研制过程，被称之为“八年抗战”。
但是，这个757机一点都不好用。
中科院有9万科研人员，每年烧掉国家3亿多元，而随着发生重大国际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军事工业的生产线亟需转为民用。
1984年，大型机109丙退役。
在过去的18年里，这台机器用于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仿佛一个饱经沧桑、功勋卓著的老兵，在被拆除之前，国防科工委为它授勋，将其命名为“功勋计算机”。
时代巨变，来自军事部门的研究计划没了，科研资金拨不下来，这意味着计算所1500多名科研人员闲着没事做，雪上加霜的是，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在5年之内，将财政拨款全部取消。
这样一来，计算所上上下下人员的饭碗都成了问题。
曾茂朝的上级对他说，钱都在用户的口袋里，你有本事就去拿吧。
柳传志
每当时代变幻时，必有风雷激荡、波涛暗涌之势，亦必有挺身而出、觅缝钻头之士。
计算所里这个当仁不让，或者说投机取巧的猛士，就是柳传志。
1984年秋，年近不惑的小伙儿柳传志，拍着胸脯向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说，将来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在场的人听到，纷纷吐舌头，有的还窃窃私语，这孙子真能忽悠。
柳传志在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的小平房里，下海开公司，房子里除了两个长条凳，别无长物。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除了柳传志，主创还有王树和与张祖祥。王树和45，比柳传志还大5岁，口才极佳，顶着科技处处长头衔，内心深处有不安分基因。张祖祥是第八研究室副主任，在计算机所小有名气，门下有弟子三千。
第一批任命名单确定，王树和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任副总经理。
小平房里这11个人，就成了联想的创业元老，搞笑的是，有个叫庞大伟的，不善言辞，却是个热心人。有天，他上班路上，经过小平房，见里面忙成一团，欢声笑语，便跑来帮忙。柳传志以为是张祖祥请来的，张祖祥以为是柳传志请来的，最后，庞大伟稀里糊涂又幸运十足地成了公司的第十一人。
这十一个人，为了给公司想名字，吵嚷了半天。
大家都认为，公司名字里，必须有中国科学院，必须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必须有新技术，因此，当会议结束，公司的名称被定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新公司刚成立，未赚银子先戒烟。
因公司买不起好烟，又不能给商业合作伙伴递低档香烟，只好勒紧裤腰带。当时柳传志月薪105元。那年头，人们交际时流行递香烟，有时接过来人家也不抽，随手夹在耳朵上，成为一种时髦。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柳传志等靠热情和大胆，聚集起最早的人，占了一点人和，同时，他们还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
公司所在的北京中关村，是大学和科研院的集中所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有30万大学生和10万科技人员，全国每100个院士就有36个生活在这里，号称“科研智力密集程度世界之最”。
柳传志等人成立公司时，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已有40家，像被称作“两通两海”的京海、科海、信通、四通等。
这些因嗅到“春江水暖”而下海的“鸭子”们，大多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同时有着赚大钱的野望。京海创始人王洪德，原是中科院的工程师，比柳传志下海早12个月，从体制离开时，留下了一份“四走报告”：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出去，能下海，就行。
相比决绝的王洪德，柳传志等人，还是留了一条后路的。
公司从计算所得到一间小平房和20万启动资金。
此外，所长曾茂朝还决定，公司可不受限制招纳计算所人员，也可以把任何一个不适合的人退回计算所。更绝的是，所有公司的人，都可以保留计算所编制，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并享有在计算所内继续晋级的权利。
搞科研要突破，搞公司要赚钱。
一开始，柳传志等人为赚钱，可谓绞尽脑汁，没头苍蝇般乱撞，当了一段时间“倒爷”。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大裤衩和电冰箱。
有一次，彩电成了紧俏货，柳传志打听到，江西有个妇女，手里有大批彩电，便决心搞它一把。
柳传志叮嘱员工，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再汇款，那个富有激情的员工兴冲冲告诉他，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彩电！不料他们刚把钱汇过去，对方就脚底抹油。
计算所给的20万，被骗去了14万。
柳传志如五雷轰顶，欲哭无泪，当晚，他跟王树和两个人，仿佛一对怨侣，走在晚风萧瑟的街上，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不知不觉走到王家，王树和说，我再送你回去吧，柳公子默默不语，二人转头又走一遍。
柳、王二人，肩并肩，头并头，于凄冷之夜，中关村路走9遍，脑海中想起被骗的点点，有人赔的匆忙，有人骗的甜美，谁会在意中年理科男的心碎。
柳传志怀着雄心壮志下海，一个猛子扎下去，先呛了一大口水，悲伤逆流成河。但他的好运就快到了，因为他即将遇到那个生命中非常重要、又让他爱恨交织的男人——倪光南。
倪光南
倪光南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计算所公认的技术狂人。
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亦真亦假的故事，话说柳传志被骗了14万后，只能选择一个翻盘的方向，孤注一掷，赌上一把。
这天，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将自己最中意的人写到纸条上，喊一声“一二三”，同时亮开，只见三人写的是同一个名字：倪光南。
1985年初，倪光南手上有一个改变中国、颠覆行业的王牌——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当时的中国，已有至少11万台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部来自IBM，只能在英文环境中运行。倪光南的汉字系统，又叫汉卡，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字库中永久地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
倪光南的汉卡，其特色在于——联想。
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点，建立起自己的汉字系统。有个叫马役军的记者，曾这样描述第一次看到“联想功能”：我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速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扽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真是太奇妙了。
这就像周星驰电影《食神》里的撒尿牛丸，不仅好吃还很好玩，能当乒乓球来打。
柳传志看到倪光南的汉卡，两眼直冒光，立即找到倪，要跟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倪光南却不置可否，原来，他已经将LX-80给了北京信通、深圳中航技等几家公司，准备待价而沽，谁卖的多，就跟谁合作。
论口才，柳传志可谓汪洋恣肆，都是出来卖的，谁怕谁啊？他滔滔不绝，然后一锤定音，说自己的使命，就是来实现倪光南的梦想，保证把倪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由此，柳、倪二人一拍即合。
倪光南携着有如“武林至尊、宝刀屠龙”的LX-80联想汉卡，成为公司的总工程师。
当时柳与倪相见恨晚，难免生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感慨。
为配合倪大师，柳传志得打造一个高效团队，他打量身边两位搭档——王树和与张祖祥，生出嫌弃之心，觉得他们都是俗物。遂于这年夏天，提拔了一个叫李勤的宽肩大脸壮汉，来杯葛王树和。几个回合下来，王树和哪里是柳传志对手，不由败下阵来。
1986年7月14日，柳传志取代王树和位置，成为总经理，李勤则担任副总经理。一番权谋操作，柳传志得揽大权。
与此同时，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科院决定削减计算所三分之一的人员和经费，他与其他19个所长一起给上级写信，述说心中不平。谁料，却碰了个壁，上级指着鼻子质问他，为什么要养这么多人？
曾茂朝火了，当即给中科院写报告，字里行间迸发出怒火：这叫什么改革？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到中关村大街插标卖首吗？我一个人都不解雇，就是到街上摆摊修自行车，我也能养活这1500人！
当然，这是气话，曾茂朝不会真的去摆摊修自行车，他手里还有一张牌，这张牌就是柳传志。
1986年底，柳传志所在的公司，已经有了104个成员，包括一个总经理，三个副总经理，一个总工程师，10个副研究员，42个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
倪光南的汉卡研发虽获成功，但利润太薄，为追求更高利润，柳传志决定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开卖。柳传志、李勤二人兵分两路，一个去深圳开辟微机来源，一个跑到中科院借钱。
谁料，旧事上演，钱打过去，对方突然没了音讯。柳传志红了眼圈，坐飞机直奔深圳，抵达时已是深夜，他也不找宾馆，直接堵到对方家门口，家里没人，他便守株待兔，门口坐到天亮。
那些天，柳传志与李勤天天深夜通电话。李勤说，那可是300万啊，把咱俩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起啊。柳传志咬牙说，不把机器弄回来，我就不回去了。
几天后，那人终于出现，柳传志拼命的心都有，那人却恶作剧地说，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急啥吗？
终于，微机顺利运到北京。
柳传志长出一口气，瘫在椅子上，心脏快要爆炸，夜里总是做梦，梦见万丈悬崖，深不见底，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一连好几天，被噩梦吓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