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开山鼻祖”，她竟对父亲做出这种事！

一、

被美国制裁芯片多年后，就在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访华时，华为Mate60 Pro突然上市，引发轰动，被美国人认为是扔在华盛顿上空的一枚“核弹”！

华为连发布会都没开，直接上货，产品参数等都没有官宣，但网友表示这款新机用的是麒麟9000s芯片，妥妥的5G网速，这意味着，在美国的极限封锁下，华为突围成功，麒麟芯片回归了。

消息之所以如此令人振奋，是因为中国苦芯片制裁久矣，这些年来被某些国家死死卡住脖子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芯片之痛，是企业的痛，也是国家、民族的痛点，其实，我们在芯片领域起步并不晚，也并不缺少出类拔萃的人才。

1956年，我国紧跟国际最先进半导体研究的步伐，从一片空白开始，一度杀入了国际半导体领域第一梯队。

而带领中国半导体“破冰”的学科奠基人，正是被称为“中国芯片事业的开山鼻祖”“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

她不光是中国芯片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第一位女校长，为该校改革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她的一生堪称传奇，也饱尝苦难。

二、

谢希德1921年出生于福建泉州，父亲名叫谢玉铭。

很多人或许还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中国早期的物理学家，曾精准测定了氢原子光谱的结构，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

可以说，在物理学领域，他是绝对的先锋人物。

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已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与谢希德有过一段对话。

他对谢希德说：“我刚发现20世纪30年代，其实已经有一些华裔学者，他的研究快要接触到诺贝尔奖，你知不知道一个叫谢玉铭的人？”

谢希德回答：“我知道，他是我父亲。”

虎父无犬女，谢希德年幼时就受父亲影响，常在父亲书房看书，上学后更是爆发出学霸属性，考试门门拿第一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谢玉铭经常对女儿说：“中国需要科学。”

父亲的话被她烙在了心里，但也是这句话，为日后她与父亲彻底决裂埋下了伏笔。

此后，她随父亲迁往北京，在北京贝满女中就读。上学期间，谢希德还认识了同样智商超群的曹天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短暂的相逢却成就了两人一生的缘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谢玉铭当即决定带着女儿去武汉避难，之后辗转到达长沙、贵阳等地。

在战火纷飞之中，颠沛流离之际，谢希德遭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厄运。

三、

或许是因为长时间东奔西走，她被确诊为右腿骨关节结核。这在当时堪称不治之症，如若调养不好，必将终身残疾，行动不便。

为了治病，她只好辍学在家，每天躺在床上休养，但仍坚持读书写字。

远在北京的曹天钦，在得知谢希德生病后，经常写信给她鼓励。在一封封写满关怀的信件里，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变成了恋人。

几年后，谢希德的身体恢复了一些，逐渐能艰难站立，便在老爸谢玉铭的安排下，插班进入到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

在厦大读书期间，谢希德在日记里写道：国家正处于巨变中，人类的历史正在重写，中国的前途有待于这辈青年的努力。

从厦大毕业后，她在沪江大学给美国教授任教担任助教，经教授推荐获得了到美国史密斯学院读研的机会，因此拒绝了男友曹天钦的求婚，此后她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攻理论物理。

值得一提的是，曹天钦向谢希德求婚前，也当过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助手，为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提供过不少帮助，这份机缘也在多年后，救了他和谢希德的命！

曹天钦眼看女友要追求更高的学问，于是通过李约瑟的推荐，也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主攻生化学科。

如此一来，两人距离越来越远了，但他们对彼此的爱意，并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浓。曹天钦在英国读书期间，总给谢希德寄去明信片，称我最渴望可以早日共享生活，幸福地娶你为妻。

谢希德收到明信片，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他们还约定，等各自拿到博士学位后，就立马回国结婚。

但人算不如天算，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谢希德和曹天钦打算一起回国，却遭到美国的阻扰！

四、

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突然颁布了一条法令，称禁止中国理工类留学生离境，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被软禁。

已经一脚迈入美国乃至全球顶尖物理学术圈的谢希德，也成了主要针对对象，当时美国方面胁迫谢希德，要她为美国效力，但遭到谢希德严厉拒绝。

此时此刻，要想从美国直接回到中国已经不可能了，只能想其他办法。

谢希德与远在英国的曹天钦通信商讨后，决定自己去英国找他，而后“曲线救国”，从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不过，这个难度也非常大，碍于国际局势，先不说美国方面放不放人，英国方面也不可能随便接收她。

最终，还是曹天钦主动找到旧友李约瑟，请求他帮助，称自己要在英国与女友谢希德结婚。

此时已是皇家学会会员的李约瑟，听完曹天钦的请求后，马上去了英国内政部，以自己的名义为谢希德来英国担保。

就这样，谢希德如愿到达了英国与男友相聚。

1952年，31岁的谢希德和32岁的曹天钦，在李约瑟的见证下，正式举行了婚礼。

短暂度过蜜月期后，他们决定回到中国。

在菲律宾任教的父亲谢玉铭知道后，强烈要求女儿不要回国，但谢希德认为，祖国需要科学，自己必须回去报效祖国。

最后，他对父亲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竟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毅然从英国回到了中国。

一回国，她与丈夫曹天钦，就马不停蹄投入到新中国的科研发展之中……

五、

曹天钦回来后，进入到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他被聘为副研究员，开始筹建中国人自己的生化实验室。

他对肌肉蛋白质、胶原蛋白质、神经系统蛋白质等项目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之后多年里，他更是成为了国家著名的生物化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希德则被邀请到复旦大学任教，因为早年生病腿落下了残疾，腿部不能弯曲，她每次只能站着上课。

对此，她打趣说：“坐着讲课会影响气氛！”

在复旦大学教学期间，谢希德眼看着校内师资匮乏，很多基础课无法开展，于是主动挑起了大梁，先后开设了普通物理的光学、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固体物理等七八门课程。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没有教材，她就亲自编写讲义，讲一门课，就亲手写一门教材。

很快，她就接到了更艰巨的任务，正是这个任务，让中国快速步入芯片行业！

1956年，国家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立志要改变科技落后的现状，谢希德被邀请去北京大学，与另一著名物理学家黄昆一起，主持创立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

半导体是二战之后诞生的新科技，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也成为各国科技的必争的科技高地。

担任培训班主任的黄昆和副主任谢希德，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半导体研究工作中。为了聚精会神搞科研培训，减少干扰，谢希德竟将刚满5个月的独子曹惟正放在上海家里……

当时，国内在半导体领域一片空白，没啥参考资料，主要参考资料只有国际物理期刊上的论文，谢希德就向黄昆提议，要不咱们自己编写一本科学而系统的教材。

黄昆非常支持，自那以后，谢希德白天给培训班的学生上课，空隙时间就翻阅与半导体相关的文献，看到什么就写下来，最后系统地整合到一起……

1958年，她和黄昆一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终于问世了！这本书，堪称我国半导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门著作，更是之后数年里，我国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必读的权威教材！

它直接推动了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在谢希德和黄昆的理论加持下，我国半导体产业也迅速跟上，还研究出了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第一只晶体管……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培训班出来的数百名学生，日后多数都成了我国半导体领域的栋梁之材。

然而，就在这本著作问世后，谢希德又病了。

六、

她患上了肾结石，需要紧急做手术，所以随后返回了上海治病。

但回来后，谢希德并没有休息多久，就又投入到半导体研究工作当中，她很快被任命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

为了将自己了解的半导体知识传授给更多人，1959年，38岁的她还写了一篇《半导体的将来》文章，她提到，未来的二十一世纪，由半导体做成的材料，将广泛应用于无人飞机、汽车，甚至是AI智能上面。

而这些，在今天，真的全部都实现了。

只能说，谢希德先生太有远见了！

那之后，她还联合固体物理学家方俊鑫一起，合著了《固体物理学》一书。这本书在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都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因为像谢希德这样的人的无私奉献，当时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完全与日本处于同一梯队，并没有落后于世界太多。

因此，人们都亲切称呼她为“中国半导体之母”！

怎料，国内时局风云变幻，1966年，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爆发，谢希德因为有美国留学经历，竟被关押了起来，她被就近关到学校的物理低温实验室里，一连九个月，都无法出来。

更糟糕的是，这一时期，她刚刚确诊患上了乳腺癌，痛苦不堪。

而她的丈夫曹天钦，也被关进了“牛棚”，生死不明……

当时她家里的保姆不堪羞辱，自杀身亡，谢希德得知后，第一次叹气道：“我的命为什么那么苦？”

但为了心中未完成的科研事业，她咬咬牙，劝慰自己，我要争取活十年。

幸运的是，1972年，中国外交开始活跃，就在这一年，李约瑟访华，他向周恩来提出，想见一见老朋友曹天钦和谢希德。

这次见面后，他们夫妻二人的状况也稍微好转。

可重见天日后，谢希德却哀痛不已，因为她发现，如今欧美等国已经开始新的半导体研制，曾和我们同一梯队的日本，在半导体上，早已领先我们好几代了。

那时日本一个半导体工厂的月产量，相当于我国当时600家半导体工厂年产量的10倍！差距竟然如此之大，令人堪忧啊！

因此，谢希德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七、

1983年，62岁的她被选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

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女校长。

自从担任校长后，谢希德不顾所有人反对，牵头开设了全新学科——表面物理学。

这个学科在当时闻所未闻，很多人不看好，但她就是要开设。她介绍说，这个学科对钢材的耐腐蚀、新能源的开发，以及半导体器件工艺的改造和催化有着巨大影响。

如此一来，半导体不再仅仅只是理论，而开始走向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多年后，有专家评价说：谢希德这一学术转型的社会价值，不亚于她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半导体学科的贡献！

与此同时，她更是力排众议，对复旦大学进行系科细化调整，大胆打破只有文理两科的陈旧苏联模式，立志要将复旦大学变成一流院校，于是先后成立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一系列学院，并在1986年，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

在她的推动下，到1988年，复旦大学真正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

为了时刻不落后世界，她还打造中美交流平台，在学校成立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亲自担任主任。

这也是中国高校最早专事美国研究的机构，为中美的交流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此期间，谢希德经常拖着病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前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波兰等国家，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就是为了将最新的学术带回祖国。

美国期刊《今日美国》赞誉她是：“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除了专注于学术，她也十分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总是鼓励广大女生，要打破偏见和障碍，和男生一样投身科研去奋斗。

为了帮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学子，谢希德总是鼓舞学生们出国留学，并亲自给他们写推荐信。

她的要求只有一个，记得回国。

这些学生们毕业后，真的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尖端人才。

为此，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巴丁盛赞谢希德是：“中国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

但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却在丈夫曹天钦去世几年后，再次饱受病魔的折磨，在1999年彻底病倒了。

美国国会为了纪念她，专门隆重地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以此感谢她的无私付出。

随后，这面国旗被送往谢希德所在的医院，没多久，她就病逝了，享年79岁。

她留下的唯一遗嘱是，“把我的遗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

即便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依旧心中想着的是中国的未来。在她心里，没有什么比祖国的发展更重要。

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个细节，称谢希德在去世前一年，曾带病参加了一个教师节晚会，当时主持人问她：50年代时，为什么冲破重重阻扰回到中国？

她的回答简单而有力：“我爱中国！”

中国需要科学，更需要这样爱国的科学家，谢希德夫妇用自己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什么是中国科学家，什么是爱国。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像她这样接续奋斗，才能真正扛起科技强国的大旗，让我们彻底摆脱被人卡脖子的命运，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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