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为何总要越级指挥？他的理由竟是：各将领能力不足以担当现职

抗战爆发后，蒋氏在军政和党务方面获得了当时各个军事集团的认可。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各派系的部队为了抗战就要离开原有的地盘。可离开地盘后，无论是兵员补充、后勤补给还是部队编制和作战指挥，都需要仰仗蒋氏，不认可蒋氏又能怎么办呢？

因此，包括新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样的与蒋氏有过剧烈冲突的地方实力派也不得不以蒋氏马首是瞻。

如此一来，蒋氏手里的权力就太大了。

蒋氏欣喜之余又感到发愁，活太多了，忙不过来啊！

于是，在1932年8月就已经成立的侍从室成为了蒋氏的“拐杖”。

这个侍从室有些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只对蒋氏一人负责，虽然成员官位不高，可权力却很大，拥有对全国各个部门的指挥权。

但明眼人都知道，侍从室就是个替蒋氏跑腿加吆喝的部门罢了，实权仍旧掌握在蒋氏手里。

就以抗战时期为例，蒋氏身兼1、3、4、8等四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几乎每一次战争，蒋氏在通过侍从室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同时，还要指挥各战区下辖的集团军、军和师。

同样，各集团军和军、师也以能够得到蒋氏的指挥为荣。

以汤恩伯为例。在台儿庄大战中，汤恩伯的直接主管上司李宗仁多次下令要汤恩伯出兵救援台儿庄。可均被汤恩伯无视。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还是蒋氏的一道指示才让汤恩伯出兵。

这里有个数据。在徐州会战的时候，李宗仁给蒋氏的电报共有107份，第5战区其他将领给蒋氏的电报有98份，蒋氏发给第5战区其他将领的电报是24份。

按照组织程序，第5战区与蒋氏发生业务关系的应该只是李宗仁一个人而已，可事实却是，第5战区凡是师以上军官都可以直接与蒋氏联系。

这可是严峻违背组织程序的行为，是应该被杜绝和受到严厉批判的。

可这种行为在当时却是家常便饭。

蒋氏虽然对这种“越过锅台上炕”的行为不反对，可这也仅存在于部下越过他们的长官直接与他发生联系。可一旦有人越过他直接与外界发生联系，他处理起来则是毫不手软。

比如第9战区的参谋长吴逸志就吃过这个亏。

在第3次长沙会战后，吴逸志写了一篇《同盟军作战建议》，在没有征得蒋氏同意的前提下就通过在外事部门工作的连襟发给了罗斯福。

罗斯福看后认为还不错，就把这篇文章转给了蒋氏。

蒋氏一看竟然有人未经自己同意就与盟军联系，顿时大怒，下令严肃追究。若非薛岳相救，吴逸志未必能逃脱一命。

这是非常明显的双标。在蒋氏看来，只有他才有资格“放火”，其他人根本没有资格“点灯”。

再比如在中国远征军初次出国征战的时候，蒋氏已经指示第5、第6和第66军归史迪威指挥。可在实际上，他连续派出林蔚和罗卓英赴缅指挥，目的就是要分史迪威的权力。

虽然说，蒋氏不想要史迪威实际掌握兵权还有其他因素在内，但要架空史迪威，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实锤”的。

因此，在缅北之战中，史迪威和罗卓英都被架空，实际负责的是曾经担任过侍从室一室主任的林蔚。

可当史迪威对此抱怨的时候，蒋氏却自有一番说辞。

在蒋氏看来，自己之所以要越级指挥，是因为对这些将领太了解了，他需要根据将领们的性格和能力，随时纠正他们在指挥作战过程中的缺失。正是因为他的越级指挥，中国抗战才能支持下去。

总而言之一句话，蒋氏对他越级指挥的理由是，“各将领能力不足以担当现职。”

既然各将领能力不足以担当现职，还为何还要任用呢？为何不选拔一批具有能力的将领呢？

对于这个问题，蒋氏曾经在对夫人评价刘峙的时候说起过，那就是刘峙虽然没用，可是听话。

从此可见，蒋氏任用将领的标准并非是才能，而是听话。

可如此一来，蒋氏越级指挥在作战中就出现了严峻的弊端。

对很多重大问题缺乏深思熟虑，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朝令夕改

以淞沪会战为例。

日军在淞沪战场第2次增兵后，虽然把战线推至苏州河北岸，可由于连续作战，日军也打不动了。此时正是中国部队撤退至二线吴福、锡澄国防线的大好机会。

当时，还有近10个师的中国部队正在增援上海，如果把这10个师事先部署在吴福、锡澄国防线，接应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守军，既可以幸免大溃败，还可以保存住接下来用于保卫南京的兵力。

本来，蒋氏已经在陈诚的劝告下表示同意撤退。

可当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撤退的时候，蒋氏却变卦了。因为1937年的11月3日，在布鲁塞尔要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组织”的一次会议，讨论中日战争的问题。

当然，蒋氏也没有那么天真，会认为这次会议能够制止中日战争，他是期盼着能够获得国际援助。因此，蒋氏收回了撤退指示，要求顾祝同再坚持一周。

可部队刚退下来又要回去，造成了战场纷乱，被抓住时机的日军击溃，造成巨大伤亡。

要知道，战场上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打败仗，而是临敌撤退。日军本来在打到苏州河北岸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进攻能力，这本是中国部队撤退的好机会。可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却被蒋氏断送掉了。

再比如在保定会战中，刘峙虽然自知不是日军的对手，可在蒋氏要严令死守保定的指示下，仍旧在咬牙苦撑。

可战事刚开打，蒋氏一道指示下达，让刘峙撤退。

上文提到过，在敌军的攻击面前撤退是战场上的大忌。可蒋氏的指示又不能不听，刘峙只能下令撤退。在华北的平原上，刘峙所部遭到了惨重损失。

再比如在枣宜会战后半段的宜昌之战中，蒋氏本已下令放弃宜昌，可又突然发觉宜昌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作为日本空军轰炸重庆的前进基地，因此令陈诚指挥第十八军收复宜昌。

第十八军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可仍旧没有收复宜昌。

像这种局部作战，究竟该怎么打，不是蒋氏这位统领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由一线指挥官应该考虑的问题。

而蒋氏过多考虑了本该是下级应该考虑的问题，不仅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且还造成了多头指挥。

越级指挥的实质就是多头指挥，造成前线将领经常无所适从。前一道指示还未执行或刚执行，第2道与前一道指示截然相反的指示又来了。你让一线将领们究竟该听谁的？

更重要的是，蒋氏这种越级指挥往往忽略了一线的长官。比如蒋氏的指示直接下达到师，可却忘了通知军长；下达给军，又忘了通知集团军总司令，使得这些在一线负有指挥责任的将领们都不知道自己所辖的部队究竟在哪里。这个仗还怎么打？

蒋氏的越级指挥削弱了各级指挥官的责任心

一场战争，指挥权责在一线指挥官身上。打赢了，有奖；打输了，有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赏罚分明，也会让一线指挥官不敢懈怠。

可蒋氏的越级指挥却让一线指挥官们陷入了纠结。听吧？按照以往的经验，凡是听蒋氏直接指挥的，打败仗的次数居多；可要是不听呢？一旦打败了，那可就真的了不得了。罢职丢官是小事，被拉出去毙了的事情也不少见。

毕竟，像薛岳那样的敢于违抗蒋氏指示的人有且只有一人而已。

因此，这些一线指挥官们也想开了，反正自己无论如何部署，蒋氏都要插一手，那还不如直接听蒋氏指挥算了。

由此战场上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每逢前线将领们受到电报后，不是先看内容，而是先看落款。

当发觉落款是“中正手启”的时候，就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因为这是蒋氏的“手令”；如果发觉落款是“中正侍参”的时候，可以参考执行，因为这是侍从室发来的，不见得一定是蒋氏的意见；当落款是其他部门的时候，一线将领们反而有了几分自主的机会。

惋惜，蒋氏并不是个高明的战术家，他发来的指示往往是错误的。

比如在浙赣会战中，本来第3战区准备在衢州与敌决战，部队效仿第9战区的“天炉战法”，在节节阻敌，节节退却后撤往两厢，准备予敌于反包围。可仗打了半个月了，日军也逐步靠近衢州，各路反包围日军的第3战区部队也在逐步靠近预设决战地点的时候，蒋氏却突然下令，原定于衢州的决战不打了。

这就造成了第3战区很大的被动。

如果说，蒋氏事先就不准备在衢州与日军决战，那第3战区就会是另外一番部署了。可现如今，该损失的损失了，可该收获的却没收获。白损失了。

可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却不害怕。因为他执行的是蒋氏的指示，要错，也是蒋氏错了，他没有丝毫责任。难道忠实执行长官指示还有错吗？

果真，在浙赣会战结束后，顾祝同上交了检讨报告，上面写着，“此次浙赣会战时，遵照指示与敌迎战，终以计划变更……”云云。

虽然顾祝同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又有谁能处罚他呢？

蒋氏的越级指挥破坏了逐级指挥体系，滋生了部分将领不服从指示的恶习

关于这一点，既是蒋系部队中尤为常见的，也是各级指挥官尤为痛恨的。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般现象。究其原因，这一切都是蒋氏喜好越级指挥所致。

比如在长衡会战的后半段，蒋氏指示薛岳率部撤至湘桂铁路两侧，保护马上打响的桂柳会战。可薛岳拒不奉命。而川军的杨森却不管“县官不如现管”那套，直接奉命带队撇下薛岳就走了。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更是有样学样，他虽然不在薛岳身边，却下令自己的儿子，第44军军长王泽浚也学杨森那样带队离去。幸亏王泽浚一贯害怕薛岳，才没有走。不然，薛岳就要变成“光杆司令”了。

再比如第93军军长陈牧农，本来是奉命死守黄沙河的。可他在遇到日军攻击的时候越级向蒋氏请示，得到了蒋氏可以撤退的电报。

本来，张发奎也对死守这个字眼比较反感，因为他的爱将张德能就是死在死守这个词上的。

见陈牧农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张发奎发了善心，表示是否死守要看他这位司令长官的指示，如果要撤退，他会通知陈牧农的。

可陈牧农却早早就获得了蒋氏可以撤退的“手令”，在日军还未赶到的时候就跑了。

事后追责，陈牧农拿出了蒋氏的“手令”，表示自己之所以撤退是奉了蒋氏的指示。可这次，蒋氏却并未替他担责。不久，陈牧农就被执行了军法。

蒋氏的一系列越级指挥也让部下有样学样。在长衡会战中，负责防守长沙的第9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就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在如何部署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

按照职务，赵子立是第9战区参谋长，是要高于张德能的。可张德能是薛岳的爱将，手中又有薛岳的指令，拒不服从赵子立正确的部署，以至于长沙城在2天之内沦落。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蒋氏越级指挥带来的恶果。

那么，蒋氏难道真的不知道越级指挥会给作战带来不利影响吗？

事实证明，他是真不知道，并且还对部下动辄请示充满了不耐烦，时不时的还大骂，“什么事都来找我，用你们干什么？”

在抗战中担任作战厅长的刘斐曾经说过，蒋氏经常感慨手下无人实心办事，连侍从室的人都在敷衍了事。

可刘斐却没办法明说，这一切都是蒋氏越级指挥造成的。这种越过了组织，仅靠蒋氏个人的影响力以及“手令”来维系整个部队运转的事情又岂能长久？

因此，在蒋氏越级指挥的开始，就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他的失败，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