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东南亚的内部历史条件：经济流逝，农民反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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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前的东南亚地区具备传播土壤，也就是传播的接受方具备内部历史条件:其一、经济状况恶劣，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最重要体现在土地集中，大量农民失地;其二、有相当规模和组织的工人队伍;其三、有民族主义作为思想基础。

总之，社会矛盾尖锐，剥削沉重，无产者力量渐渐成长，民族渴望解放，社会渴望变革，这些情况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主义话语中，成为民族解放和无产者解放的思想武器。

经济状况:自然经济破坏，大量农民失地

19世纪，西欧逐渐进入工业社会，而菲律宾的宗主国西班牙仍是遍布庄园、作坊和天主教堂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景象。西班牙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滑，直至世纪之交被新兴的西半球大国美国击败，丢失了占领已久的殖民地菲律宾。

与此同时，西班牙颁布的大量整顿菲律宾土地所有制的法令，整顿的结果是菲律宾的土地进一步向殖民者和天主教会集中，封建庄园的经营进一步稳定和壮大，失地农民与地主矛盾更加尖锐。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当即宣布政府是菲律宾一切无主之地的所有人，其中包括原属农民所有，但所有人无法提供正式文据的土地。菲律宾是个自然经济的村社社会，大量的土著农民没有到殖民当局办理土地文据的观念，也无法阅读相关文字，这类土地数额巨大。

1898 年时，这类土地至少有40万公顷，此外美军军官以及大批涌入的殖民地官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菲律宾购置大量地产，这类土地总面积又在 17 万公顷以上。大量的土地和廉价劳动力促使美国殖民者很快也开始复制西班牙殖民者的种植园农业，菲律宾农民失地严重。

当法国军舰驶入湄南河口据武扬威之时，柬埔寨是一个弱小的封建君主国，人口较少，以自然经济为主。农民承担无数封建的徭役，法律规定，土地耕作者每星期为自己封建主服役不得少于两天，或缴纳相当的现金来抵偿。

债务奴隶的数量达到惊人程度，根据法国政府在柬埔寨的非正式代表鄢达特·戴拉格里所提供的资料，全国卖身偿债的奴隶为数超过4万人。柬埔寨的工商事业几乎空白，但因为税收的原因，商品货币关系已经在完备。

从1890年到 1930年，据统计法国人拥有的种植园面积增加近100倍。到了 1930年前后，占人口总数94.8%的越南农民仅占28.5%的全越南耕地，而人口数量极少的法国地主占有的南部土地，就占有20%全越南耕地。

20世纪初，缅甸的土地只有10%左右在地主手里，随着缅甸稻米越来越走向国际市场，土地反而越来越集中。在 1929 年-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时，土地集中速度空前加快。

到了 30 年代末，缅甸大多数地区土地集中度高达约55%-70%。大量农民丧失土地进入手工业等其他部门，更多的是流离失所，被迫加入无产者大军。

种植园强迫劳动，农民反抗不断

工业革命后，殖民宗主国改变过去旨在建立贸易站和航线据点的殖民方向，开始需要众多人口和大片的土地，工业资本主义推动殖民者从沿海向腹地纵深扩张。

东南亚众多民族由此全面沦为殖民地民族，唯有泰国割地求全，且英、法也需要一个缓冲区，从而保持着半殖民地半独立状态。殖民者为了更便捷的攫取自然资源，在殖民地发展初级工业和有轨交通，这就需要大片土地。

另外，殖民者为给工业提供基本原料以及在国际贸易市场大力发展种植园，大量土地都由殖民者直接拨划为种植园所用。

19世纪东南亚地区殖民地的农业都采取奴役性的种植园制度，其中荷兰在印尼、农村推行的半奴隶制性质的“强迫种植制度”和国家垄断制最为典型。该制度在1830年制定，范·登坡斯总督任内实施，其目的是搜刮印尼殖民地财富挽救濒于破产的荷兰财政。

当时荷兰因为镇压蒂博·尼哥罗起义，支出二千万盾军费，镇压比利时独立运动，开支浩大。范登坡斯曾经做过南美洲北部荷属圭亚那总督，他在圭亚那成功实行了这种半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度”，得到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的赏识。

在“强迫种植制度”下，为了保持垄断，政府单方计值核算以代地租赋税，征收产品的事务由荷王威廉一世创办的小公银行办理，不配合政策的耕种者予以摧毁，在香料群岛发生过著名的屠杀农民的事件。

通过“强迫种植制度”荷兰殖民当局垄断了印尼物产从生产到出口的全流程，加之各地土邦王公，印度尼西亚农民还需为之呈缴收获物和徭役，承受沉重剥削和压迫。

“强迫种植制度”过于残酷也使得部分到过印尼的荷兰新兴资产阶级在目睹印尼农民的非人道处境后，对这一制度进行批评。

其中一位著名的批评者是1853年曾任万丹、勃巴克的县长德克尔，他以写作小说的方式猛烈抨击这一制度。荷兰政府的独占经营，妨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私人资本向殖民地发展，他们强烈要求资本输出到印度尼西亚。

荷兰在这一重大殖民政策选择问题上发生激烈的政冶斗争，一方是既得利益的政府和农业殖民者，主张维护“强迫种植制度”和国家垄断。

另一方面、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集团，主张在印度尼西亚实行“自由劳动”，反对国家垄断。“强迫种植制度”的确不符合时代潮流，并且过度控制使得殖民地农产品单一，难以抵御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另外工业资产阶级壮大也促使“自由劳动”获得胜利。

1860年1月1日。原则上在爪哇废除奴隶，不过按照政府规定，人民每年仍须为殖民地政府工作52日，每日工作10小时，叫做徭役。这个工作日数尚未包括替封建主，官吏和为乡村而工作的徭役日数。至于全部取消“强迫种植制度”，直到1890年才实现。

柬埔寨的橡胶生产由法国两大集团控制，它们旗下的“柬埔寨公司”和“红土种植园公司”在柬埔寨掠夺巨额利益。前者是柬埔寨最大的橡胶公司，后者在 1910 年建立时仅有资本230 万法郎，而到1935年时，增加到1亿1千万法郎，净增近约50倍。

然而种植园的反抗几乎是种植园生活日常的一部分，时而爆发集体暴动。1927 年间，越南边和省的种植园发生杀死监工事件，当事人均被判刑。

到 1928 年，周边多个种植园也发生了同样的暴动。1928 年 7月间，富莲的米氏林橡胶园发生暴动，生活过度艰苦，导致一年间将近一半的工人死于殴打和枪杀。

种植园是殖民者控制的核心农业，其他农业的情况也类似，殖民者的控制使得殖民地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单一种植农业形态明显，抗风险能力很弱，在市场不利时农民承担巨大代价。

而在中立的泰国，殖民者追求世界市场的利润，商品货币关系同样蔓延到泰国农村，已没有农民能摆脱这种关系了。

从 1855 年到 1907年，泰国的单一作物大米，50年多的时间出口量增加了约10倍。在英属缅甸，缅甸人民被迫低价出售棉花等原材料，高价购买进口的工业品棉布等。

缅甸最主要的农产品是水稻，殖民者压价收购稻谷，而在青黄不接时，将稻谷去壳高价售出大米，获取暴利。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世界市场联系进一步紧密，大米需求量激增，使米价高涨。

米价以 1860 年为基数，到 1870 年上涨10%，到1880 年上涨70%，很快继续上涨到100%。缅甸的下缅甸是稻米的良好产区。

为了扩大水稻的种植和产量，1876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下缅甸土地及赋税法》，下缅甸全部土地的所有权收回，规定连续耕种 12年以上、从未欠税的耕作者可以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土司和宗教用地加重土地问题

殖民者在当地的殖民统治，并未摧毁土司等传统统治者，总体上采取与传统统治者合作统治的模式，并且殖民地一般都采取三层统治结构，间接统治区域的土司的权力甚至被殖民者恢复和支持。

这些传统统治者也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封建地主，他们与农民矛盾由来已久，但能依靠宗法制度和宗教观念所赋予的合法权威维持统治稳定。

殖民者到来后，传统统治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和这些异族和异教徒合作，大大减损了传统的合法权威，在无产者看来都是剥削者，是民族压迫的一部分。

荷兰的“强迫种植制度”由当地传统统治者来征收收获物，因此这些土司也成了既得利益者，不仅保留了自身拥有的大片土地，还可以将税赋转嫁到农民身上。

美国为了稳定统治，以及和本国的法律精神一致，占领菲律宾后甚至把西班牙时期地主们仅享有收税权的那种土地也承认为地主们的产权。

对东南亚地区所有殖民者而言，征税尤其土地租税的征收依赖土司们的配合，而法国殖民当局向越南人民征收除了常规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外的苛捐杂税名目尤其繁多。

各种间接税，如市场税、印花税、消费品税、过境税、转口税、航海税等等，还有政府控制的盐税和酒税，所有这些都比殖民时对以前的任何类似税种，都要严格执行。

即使一个农民继续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也被税收制度进一步引入了货币经济。法国允许开设赌场，征收赌场税，1887 年仅在南圻殖民地，法国仅赌场税就征收到250万金法郎。

宗教势力在东南亚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庞大的土地。印尼的伊斯兰教清真寺，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的佛教寺庙，越南的道教宗庙和儒教的士大夫都拥有大量土地。

此后，由殖民者带来的逐渐增加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更是圈得大片土地。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直接霸占大量最肥沃的土地。教会成了菲律宾殖民地最大的地主，此后借助宗教奉献，强迫农民在教会土地上充当分成制佃农。

从 1903 年到 1933 年，菲律宾可耕土地的面积增加了四倍，但广大未开辟的热带沃土并未用来种植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粮食。而是种植园主根据世界市场的需求进行种植。

在这三十年内农业生产方面，糖的产量增加了7倍，椰子增加了9倍，烟叶增加了3倍，大米增加了4倍，这些农产品都源源地运往美国，既满足宗主国的市场需求，又通过美国转运世界。

与此相对的是，土地肥沃的菲律宾需大量进口粮食，其进口量三十年间增加了30倍以上，因而菲律宾出现饥荒。土地危机加剧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广大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也因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阶级基础之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