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中国·相约甘肃 | 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简述

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3年第10期

编者按

今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如何在中外青年中落实这一倡议？如何落实习近平主席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时发出的邀约？如何践行习近平主席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贺信的指示精神？如何带领外国青年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在参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青春活力，为世界人民团结发出青年之声，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春之力？

4月26日—5月1日举办的 “发现中华之美——在华外国青年‘知行中国 相约甘肃’研学活动”是一次创新的探索。该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全国青联国际部、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甘肃省旅游协会主办，中国青年杂志社、北京力度传扬广告有限公司承办。参加活动的60名外国青年分别来自39个国家，他们中，有熟谙中国文化的4位青年网络达人，有来自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56位留学生。为更好地促进中外青年交流，还特别邀请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13名中国学生参与。

本次研学活动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开展的在华外国青年“知行中国”计划、中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被纳入第11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重点活动。之所以选择甘肃，是因为这里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丝绸之路黄金路段和枢纽地带、世界四大文明和六大宗教交汇之地，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黄金地段和前沿门户，正在走向开放前沿。在为期一周的行程中，中外青年们走进张掖、嘉峪关、玉门、敦煌，看自然之美、赏文化之美、悟发展之美，打卡千年丝路文明，感受西部发展成就，解锁中国精神密码，共话中外青年友谊，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丝绸之路交响如意的青春乐章！

研学团所到的每一处都有极其丰饶的历史，都被文明之光照亮。那种混杂的美感、不留痕迹的文化和思想的共通与融合，让每一个人深深感到了民心相亲的无限张力。本期专题正是向这些沉雄与悠远、澄澈与虔诚致敬！

新时代的甘肃必将承担起“一带一路”文化互鉴的国家使命。

而青年，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希望，更是世界的未来。

监制-皮钧 何效祖策划-蔺玉红 吕兴来 万学科统筹-徐兴邦 李蕾 彭金泽 李嘉执行-王冰 任博 张斯絮 彭姝疑 于丹 宿云燕 康维

“知行中国·相约甘肃”专题①

敦煌石窟艺术简述

文-赵声良

4月30日，著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赵声良为研学团授课石窟艺术——从印度到中国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大家知道丝绸之路从西汉时期已经正式开通了，从西安出发，到敦煌后分为三条路线，分别越过大沙漠而到达中国新疆及中亚等地。所以敦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咽喉之地”。东汉时期，敦煌太守有一项重要工作，就像我们现在出国要办签证，敦煌太守是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发签证的。当时中外交流非常频繁，佛教从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石窟艺术也随之传入。如果有朋友去过印度，就知道在印度西南部也有一些重要石窟，比如阿旃陀石窟。这是印度最古老的石窟，壁画非常有名。埃洛拉石窟也非常重要，它的内容包括三个宗教——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也就是说，在印度开凿石窟进行修行，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不仅仅是佛教。用敦煌石窟与印度及中亚的佛教艺术相比较，会发现敦煌壁画最早是受到了印度、中亚文化的影响。阿富汗还有规模巨大的巴米扬石窟，这可以说是在中亚地区很难得的大型石窟群。这里最大的两尊佛——东大佛、西大佛，因为战争原因毁坏了，非常可惜。这样的石窟传统逐渐传向东部，到中国的最西端新疆库车（古称“龟兹”），形成了大规模的石窟群（克孜尔石窟）。这里有200多个石窟，因为砂砾岩不易雕刻，所以现存都是壁画，塑像没能保存下来。在新疆东部吐鲁番地区有柏孜克里克石窟，内有大量壁画。现在我们看不到了，因为在100多年前被德国、俄国探险家挖走了。再往东就到了甘肃。甘肃省大概有170多处有一定规模的石窟群，其中最大的就是莫高窟，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石窟，如炳灵寺石窟。炳灵寺最早的石窟其实是利用一个天然洞穴，在里面做塑像、画壁画。这就是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壁画上保存了明确的题记，为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是中国石窟中有明确文字记录的最早石窟。虽然据历史记载莫高窟中最早的洞窟开凿于公元366年，但那个洞窟并没有保存下来。在甘肃东部有著名的麦积山石窟，这里保存着大量的北魏、西魏、北周和隋朝的雕塑，特别是一些小型雕刻非常精美，因而被称作“东方的雕塑馆”，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同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云冈石窟主要是在北魏时期进行的大规模建造。当时的皇帝喜欢佛教，就组织在首都平城（现山西大同市）建立了这个大规模石窟群。在北魏后期，孝文帝把首都迁至洛阳，在洛阳附近的伊水两岸开凿了龙门石窟。现在龙门石窟的洞窟总数有200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是开凿在北魏时期的宾阳洞、古阳洞，还有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开凿的奉先寺，其中有卢舍那大佛等雕像，代表着当时中国的最高雕刻水平。

千百年来，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石窟，成为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我们称之为石窟文化。从北到南，包括最南端的云南、广西等地……石窟文化代表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的内涵极为丰富的艺术形式。

洞窟形制和彩塑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经过了10个朝代、1000多年，现保存下来的洞窟有735个，其中有壁画、塑像的洞窟492个。现存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从壁画数量到洞窟规模来看，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保存内容最丰富的石窟，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石窟最早是按照印度传来的样式建造的。比如在印度有僧房窟——主室为一个大厅，周边开凿一些小洞窟。在莫高窟第285窟，我们就看到中间为方形大厅，两边各有四个小洞窟的结构，小洞窟用来坐禅修行，我们称作禅窟，这是早期出现的，后来就逐渐没有了。另一个类型叫中心柱窟——正中间有一个方形的柱子，象征佛塔。这也来源于印度的塔庙窟，人们进入洞窟绕塔礼拜。覆斗顶形窟是在中国最流行的样式，平面为方形，窟顶像一个倒扣的斗，因此称为覆斗顶，这一形式在印度没有。敦煌在北朝就出现了覆斗顶形窟，到了隋、唐时期就成为洞窟的主要形式。通常是在洞窟正面开龛，塑造佛像。到了五代、北宋时期，洞窟越来越大，洞窟就不再开龛，而在洞窟中心设佛坛，安置佛像。洞窟里最重要的是佛像，是信众礼拜的对象。在印度，这些佛像都是用石头雕刻成的，但在莫高窟，因为是砂砾岩，不能雕刻，工匠就用泥塑加上彩绘的形式，我们称作彩塑。佛像的形式最初受到印度、中亚雕刻的影响。比如最早的菩萨像，我们称作交脚菩萨——坐在椅子上两腿交叉。还有一种是思维菩萨。这些形式就是典型的犍陀罗雕刻风格。古代的犍陀罗在今天的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路。北魏流行盘腿而坐的佛像，我们叫作禅定佛，这种佛像受到印度本土马图拉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特点在于袈裟紧贴身体，有细细的衣纹线。到了隋朝，佛像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气势。唐朝出现了一些大佛，如莫高窟第96窟（九层楼）里高35.5米的大佛、第130窟中26米高的大佛。唐朝经济发达，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能够建造巨大的佛像，同时将佛像逐渐改造成中国式的形象。再说菩萨像。其实最初的菩萨是有胡子的男性形象，因为中国人喜欢菩萨，他们救苦救难，有母亲一样的慈悲，所以在中国大量的菩萨就被改成了女性形象，代表了当时中国艺术家追求的典雅、优雅的风格。

天王是将军的形象。在唐朝塑造的天王身上的铠甲、手上的兵器，都和出土的唐朝真实的铠甲有关联，说明唐朝艺术家非常写实。

敦煌博物馆第45窟 敦煌研究院 供图

敦煌壁画艺术在敦煌，最有名的就是壁画了。敦煌壁画的主题可分为7个类别，包括尊像画、故事画、中国传统的神仙画像、佛教史迹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尊像画，是指佛像、菩萨像、弟子像、天王像等。他们的形象往往通过说法图的形式表现：佛在中间说法，两边有弟子、菩萨、天王，其中菩萨的形象画得最多。在唐朝以后，菩萨的形象非常美，特别是出现了水月观音的形象。这是由中国画家创造的，把菩萨形象与中国人最喜欢的山水风景结合起来，表现出中国式的审美观。在尊像画当中，比较受欢迎的是飞天，印度叫“阿普沙拉”，就是天人。在佛国世界里，“阿普沙拉”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角色，佛说法时，他就在散花、供养。但在中国的壁画里，飞天就出现很多，因为他形象美、自由自在。在莫高窟第321窟佛龛顶，就画出一片蓝色的天空，很多飞天在飞，还有的扶着栏杆在往下看，看谁呢？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这样表现天人的结构在欧洲教堂里也常会出现。故事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前世的故事，佛教讲轮回，认为人死了会投胎，再生出来。如果做了善事，下次投胎就会过好日子，相反则会过苦日子，甚至变为牲畜。二是本行故事，讲佛陀的一生：从诞生、成佛到涅槃的故事。三是因缘故事，讲佛陀教化众生的故事。在唐朝的一些洞窟，会用两个画面描绘佛一生的故事：一是“乘象入胎”：表现佛母摩耶夫人晚上梦见一位菩萨骑着白象来到她面前，于是她就生下太子悉达多。一是“夜半逾城”：讲悉达多太子长大后发现人间存在生、老、病、死诸苦，为寻解脱之道，他决定要出家修行，而国王不希望他出家，每到夜晚就紧闭城门。于是太子骑马来到城墙边，就有四个小天人帮助他，托着马足越过城墙而去——这象征着他走向成佛的道路。这两件事概括了释迦牟尼的一生，所以在唐朝很多洞窟中，表现佛传故事基本上只画这两件事。中国传统的神仙画。人死后到哪里去？古代印度人认为是到佛国世界去，中国古代则认为是到神仙世界去。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认为我们的神仙世界和佛教徒所说的佛国世界相差无几，于是就在壁画中把中国传统的神仙也画了出来。比如我们在莫高窟第249窟看到的西王母、东王公；在285窟中看到的伏羲和女娲——伏羲手拿圆规，女娲手拿尺子，表现天圆地方以示开天辟地，此外还有风、雨、雷、电之神……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就这样和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结合在一起了。佛教史迹画，描绘的是佛教历史上的故事或传说的故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张骞出使西域图。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佛教史迹画——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佛经里讲文殊菩萨曾在清凉山说法，清凉山有五个台顶，终年气候清凉，后来就有人发现山西五台山跟佛经记录的文殊菩萨道场完全一样。于是从北魏开始，人们就在五台山建造了很多寺庙，到唐朝更加兴盛。武则天曾派人到五台山检验佛迹，使者回去后就报告说这里常有文殊菩萨显现。武则天非常重视，还派人到五台山送贡。于是全国各地的和尚都会到五台山朝圣。甚至朝鲜半岛、日本的和尚也会前来，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

莫高窟第61窟 五台山图 五代 敦煌研究院 供图经变画，就是根据一部佛经的主题内容，画出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画面。其中非常有名的经变画如维摩诘经变：维摩诘是居士，可以喝酒吃肉，又不用剃度出家的信佛者。中国士大夫阶层很多人信佛，但又不愿剃度修行，因此维摩诘的形象在中国很受欢迎。第220窟的药师经变中，画面的两个角上有大型乐队的绘制，画中有20多人组成乐队，分别演奏着不同的乐器，为舞蹈伴奏。我们到印度考察时，并没有在印度壁画中发现有这样大规模乐队的形象。根据《旧唐书·音乐志》，唐朝宫廷音乐有“九部乐”，后来发展到“十部乐”。每一部音乐有非常复杂的结构，需要庞大的乐队、不同的乐器来表演，好比西方的交响乐一样。而西方的交响乐出现在18世纪，中国在唐朝初期（7世纪）就已经有大规模的乐队，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赵声良为研学团讲课时展示的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要建造洞窟，当然需要钱才行。有的信众出资建造了洞窟，出资者就叫供养人，在洞窟中会把他一家人的形象画下来，还要把名字记下来。于是我们通过供养人的形象以及文字题记，就可以了解洞窟的时代以及相关的历史信息。比如在北魏时鲜卑族人出钱建窟，画面中供养人服饰跟汉族的就完全不同；到唐朝有很多官员、百姓出钱建洞窟，供养人画像让我们知道唐朝人穿什么衣服，怎样打扮。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的供养人，也让我们了解到在敦煌1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有各民族的人们参与了佛教洞窟的建造。

赵声良为研学团讲课时展示的敦煌壁画

装饰图案画。洞窟中除了主要的壁面画出佛像、经变画等主题画外，在窟顶或边沿部分总要画一些花纹装饰，这些装饰画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藻井，就是窟顶正中间的花纹，有莲花、飞天以及各种图案形象的组合，为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留下了值得借鉴的丰富资料。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经过了几代人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今天的敦煌研究院要管六处石窟，除莫高窟外，还有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石窟寺。从最西端的敦煌西千佛洞到最东端的北石窟寺有1500多公里，可以说敦煌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物保护机构。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研究、弘扬。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莫高窟，表明中国政府对敦煌石窟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高度重视，并对敦煌研究院寄予了厚望。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作也承担着国家责任。比如在文物保护方面，我们有两个国家级的基地，一是“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一是“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除了保护莫高窟外，国内比如西藏布达拉宫壁画、新疆交河故城的保护工程等诸多文物保护的大型工程都是我们的专家承担的。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文物保护科技团队，在不断与国际国内合作中发展壮大起来。比如莫高窟的治沙工程，我们主要跟美国专家合作研究。因为莫高窟地处沙漠，沙子会破坏壁画，我们就得想办法治沙。我们在莫高窟西侧大范围内实施治沙工程，在沙山脚下用草方格形成第一道屏障；植物固沙作为第二道屏障——我们从以色列引进了最先进的科研技术，在沙漠里种植沙生植物；第三道屏障是用人字形尼龙阻沙网。这个效果非常显著，我们做了20多年的治沙工程，到现在依然在进行。数字化工程我们也做了20多年。目的是要把莫高窟所有的壁画彩塑采集下来，并通过数字化保存起来。我们还建立了数字展示中心，通过数字化资源做成高清晰度影像的穹幕电影。此外，我们还通过各种多媒体手段来传播敦煌艺术。比如APP小程序“云游敦煌”等。我们跟华为公司合作，在莫高窟前可以“窟内壁画窟外看”。如果你下载了华为地图软件，可以在九层楼外面看到里面的大佛影像，在九层楼前广场上有一个虚拟的洞窟，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到这个洞窟的全部壁画。数字化多媒体传播，这是将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如今，我们正在进行数字展示中心的二期工程建设，希望更多的敦煌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敦煌艺术。

4月30日，专为本次研学团打造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在敦煌研究院开讲

4月30日，研学团在莫高窟九层塔前合影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合作主任，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发现中华之美——在华外国青年‘知行中国·相约甘肃’研学活动”举办的“中华文化大讲堂”上所做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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