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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印象里,提起日本军人,大家脑海中浮现的总是一个既定的模样——头上戴着的军帽边上总是垂下来两块布,下巴总是留着一圈精致的胡子,操着浓重的口音。
这样的日军军官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近年来影视剧的表现和拍摄都在告诉我们,这就是日军的样子。
但很少有人去想,为什么日军的帽子两旁都要有两块布呢?
对于帽子如此设计的说法众说纷纭,其中有部分日本学者给出了他们的看法,某些研究员说,日本军人之所以采用这个形式,就是要避免人员伤亡,更有甚者,他们还提出,用这种帽子至少可以少死10万人。
这种说法遭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和讨论,大家都觉得这个结论太过于荒谬。
在法国,军人们也有过这种垂布的帽子设计,但当时他们的设计理念是为了防止军官在野外的蚊虫叮咬问题。
想要了解垂布的设计,或许要从日本军装的设计说起。
军服和头盔的设计
在抗日战争的剧集里,关于日军的服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真正经过研究的人并不多,可以说很多时候都穿帮了。
而在日本的武士文化中,除了刀剑,武士头盔也许是日本战争神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符号,这种设计优良的头饰一直被认为既坚固又协调,然而实际上,武士头盔也经过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刚开始,它只是一个适合罩在头上的普通的头盔,后来完善了很多细节设计,也逐渐成为一个代表佩戴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这种头盔在现代作战的情况下几乎是看不见的,属于长期遗忘的老式头盔,只有在旧书籍或明信片上才能看到。
钢盔在日语中的描述是铁做的帽子,20世纪30年代,钢盔正式引入日本军队,这个头盔和传统、神秘的武士头盔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许多日本士兵并没有见过这种装备,其中一些也只是在军校训练期间使用过它的仿制品——用纸做的头盔。
日式钢盔不仅沉重,而且还有一个托住下巴的带子,有点像安全头盔的设计,本意是想可以用带子将钢盔牢固地戴在头上,除此之外,为了在寒冷天气中保持头的温度,也为了防止在夏季炎热天气中钢盔金属壳体太烫对头部造成灼伤,所以钢盔的内部加上了盔罩。
但毕竟是钢盔,在极高的温度和湿度的环境下,士兵还要作战,这让他们的呼吸愈发困难,这就导致许多士兵对钢盔的实用性表示质疑。
1930年,经过改良的钢盔开始正式用于武装部队,不仅在厚度上有所升级,在性能上也优于上一代。
为了避免钢盔金属外表反光,日军选用和夏季制服同等面料、颜色的帆布盔罩,盔罩分别由6块面料缝合制成,可以紧紧地贴在盔壳上,内部填充着棉纤维。
渐渐地,,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而在其中,武士道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31年开始,侵华战争的相继爆发,正是标志着日本将法西斯和武士道精神融合在一起,且愈发猖獗。
等发展到了日本的陆军时代,便开始致力于军服样式的统一,同时考虑采用了法国陆军的军队规范。
1867年,日本根据帝国的指令,从法国购买了新式制服,藏青色的制服配白色绑腿,是当时战争时期最为流行的制服样式。
而除了制服,帽子也是日军模仿的重点领域,但由于日军并没有完全模仿,所以在二战期间,日军的军帽一度成为了一个奇特而且最为有趣的话题,虽然它存在的数量并不太多。
军帽的演变
在日本的军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的变化,但帽子几乎只有两种,分别是大檐帽和布帽。
1905年以来,日本军队大多数采用的是漂亮的大檐帽,大檐帽是精心打造的装备,备受20世纪许多国家军队的青睐,而士兵和军官的大檐帽几乎都遵循相同的样式,两者的区别仅在于面料和帽带、图案的区别。
有些经验的部队通常会将大檐帽的内部框架拿掉,这样它独特的外观就显示出来——两边向下弯曲而前部直立。
这种做法并不仅限于日本军队,在当时许多国家的军队都很常见,日本士兵并没有获得这么浮华的帽饰。
直到后来,他们收到了新的战斗帽,这种战斗帽非常小并且紧密地贴合于头部,和以前的军帽样式完全不一样,但这种军帽并没有被大范围采用。
但这也是我们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日军帽子样式,也被称为标志性的日军形象。
有人认为,这种军帽的起源与设计灵感或许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受到朝臣青睐的乌帽子,所谓的乌帽子,就是是日本流传下来的一种黑色礼帽,在古代日本,乌帽子越高表示官职等级越高,如果是公家戴的帽子,通常被叫作“立乌帽子”。
从拿破仑开始,法国军队就成为传统的欧洲陆上强国,也被人争相模仿,特别是日军。
小小的帽子,其实里面大有乾坤,不仅可以显示官方和陆军控制的标记,在军帽的内衬还有专门留了一个空白的边框,用来写帽子使用者的名字,还有所属的军队等等重要的个人信息,在下方还有制造商的生产年月等等信息,最后还标上了检察员的名字。
军帽和以往的钢盔不同,里面是吸汗的棉麻质地,外面还配有一个编织紧密的小型伪装网,也算是日军的一种独特小配件。
由于缺少其他国家军队更为复杂的伪装方法,日军可以在这种伪装网上插上树叶或系上布条,在不同的场合来增强伪装效果。
伪装网最为常见的颜色是翠绿色,但也有一些是卡其色的,伪装网可以挂在军帽上,用于在特殊环境的伪装。
但大檐帽实际上不适合作战的时候使用,一般由官阶较高的军官来戴,彰显自己的身份。
而在1938年之前,带有垂布的布帽是没有的,从1938年开始,日军总结了原来军服和军帽的缺点,并且规定,大檐帽不用于作战使用,作战时期应该换成另一种略帽,也就是布帽。
而在布帽上也有独特的配件,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两块垂布,垂布并不是广泛用于日军军队,而是更常见于夏天或者日军在热带地区作战的时候使用。
但这个垂布的观感确实不太美观,算是比较奇特的制服装备,有些时候看起来就像殖民地的部队。
垂布出现的时间很早,但最开始并没有广泛投入使用,刚开始,日本军方只是开始规定台湾陆军军人开始使用垂布,垂布由军营车间生产或士兵自行裁制,采用布料制作,而真正开始使用,还是借鉴了法国军队的用法。
在殖民地时期,法国军队经常要到非洲地区进行殖民军的统治管理,然而非洲的气候让法国军人十分不适应,很多士兵和军官都对这里的炎热天气叫苦不迭,经常饱受风沙的侵袭和困扰,没过多久脸就开始疼。
而非洲的蚊虫极多是一个更大的麻烦,众所周知蚊虫是最常见的传染病原体携带者,如果在非洲不做好防蚊措施,就极容易被蚊虫叮咬,从而爆发传染病。
为此,法国的军队对军帽做出了改变设计,就是发明了垂布,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起到一个遮挡的作用,同时还能暂时驱赶蚊虫。
日本军队也是看中了这一点,也在自己的军帽设计上增加了垂布这一选择,但由于当时原材料短缺和库存缺口,有时候他们还会使用毛巾来代替。
垂布并不是直接固定在帽子上的,而是可以拆卸的,例如,可以用黄铜夹或使用金属钩来挂在帽子上或者伪装网上,这样使用起来就比较灵活。
但其实日本军队极少在非洲等热带地区展开侵略行动,所以垂布的作用反而不是太大,相反,日军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时候,东北是他们首要侵略的目标,而像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寒冷天气,对于士兵的保护就变得尤为重要。
所以,日军又设计出了厚实的防寒帽,而这个帽子就没有所谓的垂布设计了,有的垂布也被加厚成加绒的,用来保暖防寒。
那么为什么日军的军帽会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也许和背后的历史因素有关。
日军军帽令人记忆深刻的背后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一共发动了两场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陆军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一战后,日军也逐步走向了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政权和军队开始法西斯化,并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野心越来越大,最终在1941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岛屿虽然独立于亚洲大陆之外,但距离大陆却并不十分遥远,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能够在历史舞台上长期保持独立,同时又有条件吸收大陆文化,并很好地与自身文化相融合。
这就导致了日本的多重杂糅的民俗传统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独特结果,不仅仅表现在日军的服饰演变上,更是在日本军队的武器和装备许多方面,几乎都显得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而实际上日军使用垂布这一军帽配件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之所以对日军有如此的固化印象,都是因为他们这是在那段侵略的岁月里出现的形象,所以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影视化的改编。
抗战胜利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和爱国情怀并没有减少。
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应运而生,还创办了期刊《抗日战争研究》。
人们在冷静下来之后,对于抗战历史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广大人民群众更在乎和更感兴趣的是广为流传的影视作品和文艺活动。
包括《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还有如今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电影,都在以不同角度诉说日军屠刀在中华民族身上留下的一道道伤疤。
而这些电影也促进了大众对侵华日军暴行的了解,但另外一方面,政府本身对历史的改编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只是表示不能随意篡改历史。
这就导致在如今消费文化的刺激下,哗众取宠的大众文化开始盛行,娱乐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真正的历史带来的严肃性,极有可能导致对历史史实的错误认识。
当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抗战电影《举起手来》播出后,很快就成为了抗日战争绕不开的话题,里面关于日军的形象也是进行了丑化和娱乐化,人们对于日军“垂布帽子、小胡子、行动猥琐”的刻板印象开始出现。
虽然电影采用的是带有恶搞色彩的喜剧呈现形式,也在市场上很好地引起大众的共鸣和欢迎,但实际上对于真实历史是否存在扭曲和误导呢?这样的情绪价值到底有没有用处,还是一时的聚众狂欢,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和担忧。
而在近期的影视剧里,例如“隔空打鬼子、手撕鬼子”等骇人听闻的名场面频频出现在抗日战争的剧集里,也被称为魔幻的抗日神剧,有的人指出,虽然抗日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忘怀的伤痛,但似乎在这些剧集里,我们的爱国情怀和当时我国军人的付出也演变成了空洞虚假的刺激游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继续表达日军侵华留下的伤痛,也许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并不是简单地消费国人的爱国情绪,正视历史,正确地表达历史,才是最正确的爱国教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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