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问题资深专家” 探索世界经济发展之路——记燕达长辈谷源洋的科研人生

从故事中搜集历史

在岁月中见证辉煌

谷源洋自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以来，从事世界经济调研和相关外事工作已逾半个世纪，其研究成果曾多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信息对策研究奖，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优秀调研作品奖。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燕达长辈谷源洋的故事。

谷源洋

越南问题研究：科研道路起点

1956年，谷源洋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东语系设有多种语种，有日语、印地语、阿拉伯语、泰语、朝鲜语、蒙古语等。系主任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季主任让考上东语系的学生，各自去选择想学的语种。谷源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越南语。他回忆说：“当时和此后，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越南语？我的回答明确而简单，越南同中国一样，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位伟大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1962年，谷源洋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进修越南语。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率政府团访问越南。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越，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举行了盛大招待会，胡志明主席出席了招待会。谷源洋说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革命长者。

1962年，谷源洋在越南河内综合大学进修时，与越南同学打乒乓球

在中越关系“同志加兄弟”的20世纪60年代，前来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越南学者很多，院领导接见时大多是由谷源洋做翻译。越南著名史学家陈辉燎到访时，郭沫若先生在家里接见了他，两位史学家交谈甚欢。越南著名文学家邓泰梅来访时，提出想拜访巴金先生的要求，社科院领导研究后让谷源洋陪同邓泰梅一行去上海，巴金先生在家里同越南外宾进行了亲切交流。

此外，谷源洋还经常借调到对外文委、文化部、教育部、中国科协及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担任翻译工作。越南国家科委领导人访问中科院时，副院长竺可桢陪越南外宾去外地参观访问。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期，北京各界人士经常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大会，谷源洋和他的同事们为大会提供过同声传译服务。谷源洋自豪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时，他陪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活动。

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亲切会见越南国家科委主任

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陪同越南国家科委主任访问吉林省

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同志加兄弟”关系破裂，进入90年代初，两国关系又出现转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越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谷源洋多次往返于北京与河内之间，参加了在越南召开的双边研讨会和重要国际会议。谷源洋重点提到了五件事：

2000年，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阮维贵与谷源洋祝酒

第一件事是2000年中越两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召开了两次高层研讨会，他参与了这两次研讨会的全过程；第二件事是2001年他在河内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与越南前国家领导人范文同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进行了交谈。第三件事是2004年，他应越南政府总理研究室邀请，提交了《对21世纪前10年越南国家发展战略的评估、思考和建议》的报告。后来这一报告被越方译成越南文，报送到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第四件事是2010年12月，他应越南总理阮晋勇邀请，出席了在河内召开的“越南全国第八届爱国劳动竞赛大会”；第五件事是为促进中越友好关系发展，两国友协组建了“中越人民论坛”，谷源洋作为论坛成员，参加了10余次在两国轮流举办的交流活动。

2001年，越南前国家领导人范文同与谷源洋交谈

2011年1月，阮富仲当选越共十一大总书记，谷源洋及时撰写了《越共十一大前后的社会政治动向》及《越共十一大后的中越关系》报告，对中越关系发展前景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2011年9月16日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贵院荣誉学部委员谷源洋教授撰写的《越共十一大前后社会政治动向和中越关系走向》被我中心《当代世界研究参考资料》采用。在此，我衷心对贵院暨教授本人表示诚挚感谢。”为参加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高层研讨会，按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长要求，谷源洋提交了《越共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经验》一文，经大会组委会审查评选列为入会论文，并在分组会议上做了介绍。

2017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越南驻华大使馆与谷源洋亲切交谈

在谷源洋的科研生涯中，越南问题虽不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但研究成果颇多，涉及越南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革新”、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中越经贸合作与发展、中越国有企业改革比较研究等。直到今天，谷源洋仍持续关注着越南经济、政治“革新”进程及其理论动态的变化。2021年7月26日，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在国际舆论积极评价阮富仲总书记署名文章栏目下，刊登了谷源洋撰写的《继续沿着已经选择的道路稳步前进》的文章，《人民报》在编辑按语中把谷源洋教授称之为“越南问题资深专家”。

发展中国家研究：“南方因素”凸显

谷源洋强调，南北经济差距问题在国内外已争论了几十年。所谓“南北关系”是指大多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与大多地处北半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新兴经济体涌现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使“南方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谷源洋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体现在他对五个问题的探索：一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初步探索；二是对利用外资的初步探索；三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政策的初步探索；四是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初步探索；五是对南南合作的初步探索。

在此过程中，谷源洋撰写和发表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发展及其前景》《西方国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策略与思潮》《西方国家对南北对话问题的基本主张》《南南经济关系在80年代进入新的活跃时期》《南南合作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前景》等多篇研究报告。

从现在的视角看，谷源洋对上述五个领域的初步探讨依然具有必要性，研究成果所表述的观点依然基本正确。他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及其观点，集中体现在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谷源洋主编的《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人们关心的二十四个问题》著述中，这部作品是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重点课题。

世界经济自由区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理论依据

在邓小平倡导建立经济特区之后，谷源洋和同事们开始着手研究外国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保税区等。国内学者对上述的特殊区域大体有三种概述：一是世界经济特区、二是世界自由港区、三是世界经济自由区或世界自由经济区。谷源洋和他的同事是第三种称谓的倡导者。

谷源洋作为主编，给《世界经济自由区大观》一书作了绪论：《世界经济自由区的十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论述了世界经济自由区的类型选择与目标、世界经济自由区的租税奖励、世界经济自由区的土地政策等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也是全书的核心点。今天看来，对这十大问题的阐述，基本观点依然可取，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谷源洋说：“我们研究世界经济自由区的初衷，是想为中国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为‘世界经济自由区学’创建做些基本铺垫工作。”他在《世界经济自由区大观》专著中指出：我国建立经济特区，旨在实施以减免税收为主要刺激目的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推动商品、资金、人员的相对自由流动。

因此，谷源洋一直主张伴随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大发展，中国有必要在北方、中部、南方创建三个自由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先后建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对此，谷源洋深表赞同和支持，相信今后在我国北方和中部地区会建立新的自由贸易港。

谷源洋特别指出，在世界经济自由区发展过程中，也已涌现出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包括商业型经济自由区与工业型经济自由区相互融合的趋势；单一目标的经济自由区向多目标经济自由区转化的趋势；在世界科技蓬勃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推动下，科技型经济自由区迅猛兴起的趋势；建立发达国家或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的趋势；各邻近国家和地区联手建立各种称谓的经济自由区的趋势。上述趋势是我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趋势和潮流。

几十年来，谷源洋的科研脚步不停，其学术思想历久弥新，持续闪闪发光。他的学生撰文称谷老师是位“对学术追求不知疲倦的学者”。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燕达长辈谷源洋的故事。

企划部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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