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会议中坦言：“我们的国门永远敞开。我预计在未来12年内，英国、美国、西德、日本等国家都会主动与我们建立更紧密的交往。”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多月，到了1957年1月27日，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前的预测进行了细化：“与美国正式建交，可能需要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后，这意味着可能要再过18年甚至更久。”
毛泽东的这一深刻预见在后来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这个与我们寻求更密切交往的美国总统，是第37任的理查德·尼克松。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上任。当时的美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加之受到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及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美国在自1961年开始的越南战争中陷入困境，相对于与苏联的对抗，美国的战略地位受到压制。
上台后，尼克松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变革，旧的两极对抗模式已不再适用。他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均衡，以“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为核心的“新的国际秩序”。
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尼克松开始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首先，寻求尽快结束在越南的战争，并撤出美军；其次，开始与中国展开对话，寻求实现关系正常化。
而实现这两步的关键，尼克松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1961年5月，美国试图在南越建立其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并支持西贡政权，导致了越南的内战。美国为此提供资金和武器，助长了南越对北越的冲突，阻碍了越南的统一进程。
越南，作为中国的南方邻国，关乎我国的战略安全，我们如何能坐视其被外部势力所控制呢？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早已洞悉了美国对亚洲的战略意图，并采取果断行动。
在这场东亚地区的大战略博弈中，毛泽东决策采纳了1954年“抗法援越”中的奠边府策略，即选择间接参与。这实际上是一场隐性的战争：通过支持北越与美国直接冲突，而中国则从幕后为其提供全方位的策略、技术、人力和物资支持。
毛泽东为此明确划定了一个界线——北纬17度（南北越分界线），并警告美军不得跨越。出人意料的是，美军地面部队在整个越战期间，都严格遵守了这一界限，未曾踏越半步。
原因很简单：美军清楚地认识到，一旦他们踏入北纬17度以北，毛泽东或许会仿照“抗美援朝”的模式，直接派兵参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表现让美国深感忌惮，他们清楚毛泽东的决策果断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当美国在越战中日益深陷困境，想要撤军却发现难以为继时，尼克松深知，只有获得中国，特别是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美国才能从越南适当地撤军。
1969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宽了对中国公民的入境签证及贸易限制。10月，他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渠道，表示希望与中国展开对话。
到了1971年3月15日，美国正式取消了其公民前往中国的旅行限制。
经过多次外交试探，尼克松决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派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前往北京，以商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1971年7月9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抵达中国进行访问。基辛格的此次行程主要包含两个任务：第一是商定尼克松的访华时间并进行相关准备；第二是为尼克松先行进行初步的会谈。
当基辛格抵达北京的那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即刻接见了他。尽管有报道赞扬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交谈中的机智与沉稳，但据时任中国外交部翻译的章含之女士回忆，实际情况稍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