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不是一个原地踏步的人

栏目「作家野史」· 王安忆

“如果有一天AlphaGo也能进入写作，也能够写出比我们好得多的小说，那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我想大概还是写作。因为写作本身是有乐趣的，这种过程是无法替代的。但我也怀疑人工智能是否能做到替代我们写作，因为毕竟生活不是按常理出牌的。”

上面这段话出自今年4月王安忆在华东师大和余华的一次对谈活动上。

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失业危机，王安忆并不心焦。

写作对她来说是职业化的一件事，但同时也是出自一种本能需要，那种自发的愉悦感显然不会过多受到外部环境的左右。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涉文坛至今，王安忆出版的小说、随笔、编剧作品已经超过百部，其中不乏厚重之作。勤奋——是她作为写作者最常被提及的品格。

与此同时，王安忆从来不甘于被批评家赋予的理论标签所束缚，而是不断寻找新的主题、探索新的写作可能。以至于人们很难对她的写作做出某种整体性的、概括式的评价。

然而和写作方面的求新求变相对，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王安忆并没有同时代的莫言、余华那般幽默逗趣的“吸粉”体质，而是始终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式的的严肃、专注、不动声色。

用陈村的话说，王安忆的生活状态比她的小说更节制。

在近50年的写作生涯中，王安忆经历过时代的风暴，也遇到过为自己锚定方向的人，经过不断地练习、钻研、蜕变，最终培植出了一个“文学工匠”所具备的长久耐力与稳定内核。

◼革命时代的父亲母亲

1954年3月王安忆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

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点了解的人，想必都听过茹志娟这个名字。

1958年3月，茹志娟在《延河》月刊发表了短篇《百合花》，这篇小说以淮海战役为背景，歌颂了解放军和老百姓之间的美好情感。

茅盾读到这篇作品后，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高度肯定和高度赞扬了《百合花》，认为这篇小说“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让人满意，也最使人感动的一篇”。

于是《百合花》一文成为伴随茹志娟一生的代表作，后来也被选入高中必修语文课本，被一代代读者所熟知。

王安忆后来提到母亲这篇小说时说道：

“茅盾先生对我母亲这篇小说的称赞，其实对我们全家都是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我母亲可以有自信来做一个作家，不仅是她能够做作家，似乎我们一家又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百合花》发表时王安忆一家正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之中。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茹志鹃的丈夫、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被划为了“右派”、遭遇了开除党籍，逐出军队，降职降薪等一系列政治惩戒。

在风声鹤唳的时代氛围中，作为“右派”分子家属的茹志娟一度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

“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想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事关系。”

右派家庭成员在生活中难免遭受冷眼相待，出于对战斗年代人和人之间温馨情谊的怀念，茹志娟写下了《百合花》。

而《百合花》所受到的来自文化权威的肯定，也成为乱世中一把保护伞，得以让她在丈夫失势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庭。

正是出于政治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对王安忆来说是很模糊的存在。

就像她后来在《父亲从哪儿来》中写的那样——

“人们都知道我的母亲茹志鹃，而我的父亲王啸平却极少有人知道，包括我自己，从来对父亲是不了解的。”

在幼年的她看来，父亲是极“不合时宜”的一个人。

他既不擅长料理家庭琐事，也不懂得人情世故，甚至率性任为到有他不喜欢的客人来访，他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坎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

文革时期，得知父亲曾是右派分子后，王安忆和姐姐更是感到巨大的失望和愤懑。

直到长大成人，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之后，王安忆才逐渐理解了父亲“不合时宜”背后的赤子之心，悲剧遭遇背后的对革命与艺术的忠诚。

我看见父亲做一名青年的时候，是如何克服着他的性情，去适应一个人事复杂且纪律严格的环境；他的交响曲式的革命图画在现实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在中国这一个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是如何真实地开拓他的痛苦与感动的经验。

——王安忆《父亲从哪来》

也正是由于王啸平的种种遭遇，茹志娟最开始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艺术”。

比起小说家，她更希望女儿安忆长大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地治病救人。

然而，无论是遗传密码也好，命运使然也罢，王安忆还是一步步走向了文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她的父亲母亲。

以至于在父亲王啸平看来：

“这些年里，安忆是我们家创作冠军，茹志娟是亚军，我只能算是殿军”。

◼“我不是一个原地踏步的人”

尽管之前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写作和发表，但王安忆正式登上文坛还是始于“雯雯系列”小说。

和大部分写作者相似，王安忆早期的文学创作首先从自我经验起步。

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中的小说大多以一个叫作雯雯的少女为主人公，其性格文静好思、敏感多情，同时也和王安忆本人一样，有过在农村插队的经历。

可以说整个“雯雯系列”充满王安忆本人的影子，有着浓烈的青春自叙传的抒情意味。

不过王安忆并不满足于停留在讲述自我的阶段，她始终有着关于“创作”的渴望和焦虑。

而这种渴望在王安忆1983年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一行中被集中点燃，同时也促成了其文学观的重大变革。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和保罗 · 安格尔夫妇创办的文学活动，每年举办一次，主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作家。

王安忆是同母亲一起参加这次活动的，同行的还有来自台湾的，被称为“台湾鲁迅”的作家陈映真。

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很多写作者都是来自所谓的“问题国家”。

和王安忆同一期的有来自波兰的寻求政治避难的作家，也有从前东德跑到前西德沦为叛国者的作家，还有来自印度的用英语写作、语言上缺少身份认同的作家。

看到这些人，陈映真反复对王安忆说：“你看看你周围，他们问题都很严重，不要以为就中国问题严重”。

正是这些“他者”的出现和来自前辈陈映真的谆谆教诲，让当时还在对中国的十年创痛耿耿于怀、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王安忆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面对来自世界各国厚重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她开始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你写的故事有什么意义。

因为尚且给不出答案，回国后的王安忆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写小说。

直到寻根文学兴起，作家阿城来到上海宣传“寻根”的意义，给当时陷入迷茫和自我怀疑中的王安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写作立场和角度，《小鲍庄》应运而生。

不同于之前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在《小鲍庄》中王安忆把目光转向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

以“仁义”为核心词，讲述了一个小村庄几户人家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命运，充满历史感、厚重感和悲剧意味。

《小鲍庄》一举成为“寻根文学”热潮的代表作，也被视为是王安忆从早期创作阶段迈向中期创作阶段的标志性作品。

第二篇具有轰动效应的则是长篇小说《长恨歌》。

1995年，长篇小说《长恨歌》开始在杂志《钟山》上连载，后于1996年首度出版。并在2000年10月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上海女人王琦瑶“锦绣烟尘”式的传奇一生。以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了四五十年代上海这座城市的风情风貌。

在上海成为一个时尚话题和怀旧对象的文化背景下，《长恨歌》受到热烈的关注，成为有关上海的符号性文本之一，也正是从《长恨歌》开始，王安忆被指认为海派作家。

但是对此王安忆并不领情，她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写上海的人。

上海当然是她写作的主要材料，但她对三十年代的上海并没有什么怀旧的感情。

可以看出她在有意规避与所谓的“时尚”亦步亦趋的写作路径。

当《长恨歌》的历史哲思和现实批判立场被媒体炒作和时尚附会抽空，最终沦为一个言情小说的时候，王安忆很无奈地说：“我们现在都是公共空间里的人，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发言权”。

《长恨歌》之后，王安忆没有被盛名所累，还是在不停地保持写作的状态。

二十多年里陆续创作了《天香》《匿名》《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等长篇小说。今年八月，还有一部最新的《五湖四海》出版。

纵观王安忆的写作历程，应了她对自己的评价：

我对我的进步是满意的。我不是一个原地踏步的人，也不是突破性很强的人。

我一直在很老实地很诚恳地写作。

◼安忆与“三陈”

王安忆生命中有三位重要的男性友人，恰好都姓陈。

第一位就是上文提到的陈映真。两人虽私交并不多，但1983年那次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之行，陈映真给王安忆带来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

八年后，王安忆写下《乌托邦诗篇》，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她和陈映真之间的故事。

她以罕见的动情口吻写道：

我以我对一个人的怀念来写下这一诗篇。

对这一个人的怀念变成了一个安慰，一个理想，似乎在我心里，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物；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一双假象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表现得完善一些。

事实上，那次爱荷华之旅陈映真与王安忆之间是不甚愉快的。

一方面，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第一次见到来自大陆的作家，王安忆更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他是怀抱着巨大的热情与希望同她会面的。

但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不久，王安忆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脱出来，心中对曾经走过的那个时代充满愤怒。言辞之间，多为激烈的批判和自我怀怜。这显然不是陈映真所期望看到的。

在内地改革开放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王安忆饶有兴味地谈论着“个人主义”、“市场”以及“资本”。

而那时候的身处经济先一步发展的台湾的陈映真却已经感受到了工业化社会的人性危机。

时代境遇的不同，在两人之间制造了巨大的错位与鸿沟。并且，这种错位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

2001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与王安忆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

但她看到的却是熙攘的人丛里陈映真的寂寞和失望——在市场化、全球化的时代，他纯洁的革命理想已经无处安放。

王安忆视陈映真为偶像，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盼望着得到他的肯定和认同。但却最终悲哀地发现：

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1983年那次美国之行，还让王安忆认识了另一位人生挚友——陈丹青。

当时的旅居纽约的陈丹青给王安忆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便是苦闷。

两人一同去博物馆，陈丹青在地铁上读王安忆送给他的小说《六九届初中生》。

他和王安忆都是六九届，也都是知青，在异国他乡看到同时代的人故事，陈丹青一边看一边哭，路人皆错愕，而王安忆发现了他内心身处的怀乡之情——

“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

就这样两人变成了长久的好友，王安忆甚至将陈丹青视为“思想伴侣”：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和陈丹青交往是重要的，虽然有时候会生气，可我觉得他真是我一个思想的伴侣，我们会很长时间不谈话，可是忽然之间会谈，会在某一点达到契合，互相特别能够提供材料或者提供一种积极反应，会谈得很好，虽然也会非常非常谈不拢，但我觉得始终可以在一个水平线上。

“三陈”中最后一位，是著名的评论家陈思和。

当代文坛的一个吊诡之处在于，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要么是剑拔弩张，要么是互捧臭脚，鲜少有诚恳有效的对话。

陈思和对王安忆来说，是一个例外。

她一向很看重陈思和给她的建议，她曾说过“陈思和于我，不单纯是评论家的身份，可说是思想与文学的知己，我并不将他的话当作评论家的发言”。

王安忆来到复旦教书，也是得益于陈思和。

因为历史原因，王安忆没有上过大学，也因此十分向往大学的氛围。

1994年的时候，陈思和代表复旦大学，请王安忆等人到复旦开讲座。王安忆提议说能不能换种形式，不开讲座而是正式开堂课。

陈思和提醒王安忆讲课的报酬远不如讲座，也要对课程结构进行调整，比较麻烦。

但在王安忆表示报酬无所谓之后，她如愿在复旦开设了一门本科生课程。

尽管有过高校授课经历，王安忆也始终没想过正式进高校当大学老师，即便她已经是作协主席，没有大学文凭一事在时下“科层制管理”的高校环境里始终是一个阻碍。

直到有一次和华东师大的陈子善教授吃饭，他提及自己没有文凭，还是破格进了高校之后，王安忆萌生了进高校的愿望。

最早的理想院校是华东师大。

但是陈思和听说后，回复说“要到上海高校一定要进最好的，就复旦了”。

于是，在好友的鼎力相助下王安忆通过杰出人才引进，于2004年任职复旦。

和部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挂名教授不同，王安忆将写作上的认真与勤奋延续到了教育上，始终深耕课堂，致力于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

在2021年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王安忆作为教师代表致辞。

她在发言结尾中说：

“今天的教育确实有着许多问题，有一些还相当严重，可是无论怎么样，教育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它的意义，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公平地给予我们变好的机会，不仅使同学你们，也使我们，单是想着，你们慷慨地将青春交给我们负责，就不敢有半点怠惰”。

“不敢有半点怠惰”——是王安忆的教育理念，也是她的写作理念。

要问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王安忆，当然有才华，但更紧要的或许是那份勤奋与定力。

本期作者：青野

编辑丨排版：夏夜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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