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的江浙城市，为什么没有夜生活？

同样“没有夜生活”，

原因各不同

被抱怨“没有夜生活”的，绝不只有苏州，可以说江浙城市普遍如此。

“江苏是早睡早起的省”这个词条，一度挂上热搜。有河南人说，到江苏读大学，第一次和室友去吃饭，“吃到九点多，被关在商场里了，走员工通道出去的”。据说“江苏省只有一个地方有夜生活，那就是江苏的高中”——“要不是为了接高中生放学，谁晚上十点往外跑？”

浙江城市的画风也差不多。有人说：“嘉兴是这样的，晚上八点我还没到家，别说爸妈了，我自己都着急。”就连杭州，都被揶揄是“唯一没有夜生活的新一线城市”，要说有夜生活，那也就是在西湖边免费吹晚风。武林夜市算是杭州市中心最热火的了，有多达240多个摊位，但据武林夜市党支部书记叶连忠透露，来光顾的，45%都是游客——换句话说，本地人对于夜生活兴趣并不大。

◎武林夜：来光顾的，45%都是游客

这可和人们想象中的“繁华江南”不太一样，但这到底是为什么？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恰恰是因为这一带历来注重教育和商业，因而人们更倾向于把夜晚投资于自我充电，迈向人生成功。有浙江人说，在本地家长的观念当中，“天黑前不在家=鬼混=人生完蛋”。这不止是一种自律的生活方式，还被看作是一种价值观：如果晚上的时间用于消费之类非生产性的活动，那就注定失败。

但是，没有夜生活的，其实远不只有江浙城市。像长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在老一辈的心目中，晚上出门“非奸即盗”；更不用说大部分的小城市，到了晚间都是一片寂静，没什么去处。这甚至也不止国内如此，多年前有个上海旅游团去美国底特律，晚上8点后习惯性地出去逛街，当地黑社会都诧异：哪来的一群亚洲人，这么晚了还在马路上这么大摇大摆？

“没有夜生活”原本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传统的村镇集市，通常只有“早生活”而没有“夜生活”：和大城市相反，这些地方夜间死气沉沉，早晨则热闹无比。《兴隆场》曾记录1940年代重庆周边的小镇生活：“刚过7点，临时充当米、面、棉线市场的武庙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下午1点，差不多到了散场的时候，前来赶场的人终于有工夫坐下来喝茶聊天。”别说是“夜生活”了，这些地方黄昏后基本就没什么人了。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研究，即便在欧洲，晚起晚睡、过夜生活起初也是“精英的生活方式”，并因为照明的进步而“具有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魅力”。像伦敦这样的大都市，1595年还曾颁布法令规定：“晚上9点之后，任何人不得在寂静的夜晚大声喧哗。”直至18世纪后，不断改善的城市照明条件，才使越来越多的市民乐于在天黑之后外出寻欢作乐，“不夜城”成了对一个现代城市的最高褒奖。

顺着这个脉络，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国内一些城市没有夜生活。那原本并不是一个问题，和当地经济是不是发达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尤其像苏州、宁波、长春这样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当地经济的重心并不是在消费领域，主导城市生活节奏的是工业社会那种“勤勉工作”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夜生活”的出现与繁荣，并不只是“有钱”之后“找乐子”的自然结果，还有赖于城市社会生态的变动。

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的变迁，也会不断重塑对“夜生活”的理解。今夏我们一家去日本的海滨旅游胜地白滨，两个孩子在海里游到晚上7点半才尽兴，结果上岸后才尴尬地发现，海边的餐馆大多7点就打烊了，有的虽然开着，但预约的客人已满，也不再接收，我们来回走了好久，差点只能吃便利店。白滨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但很难想象，三亚的餐馆会这么早关门。这也不是因为当地经济萧条，只是日本人早已不再追求像泡沫经济时代那种生活了。

因此，同样是“没有夜生活”，不同地方未必一样。像底特律这样衰败中的老工业城市，夜间活动的萧条既是因为治安的恶化，也是因为原本作为消费主力的社会中产阶层的外迁，而这两者又相互强化；江浙城市倒是没有这些问题，但当地却可能缺乏支撑夜生活的消费文化；还有些城市像长春，则是城市规划上就欠缺这样的公共空间。

就算是在同一座城市里，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城的晚上熙来攘往，但新城的马路上却只见车不见人。国内一些城市之所以缺少夜生活，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此：老城区的大量人口外迁到新城，而城区又伴随着反反复复的开挖、拓宽、拆迁，再加上租金连年上涨，这势必让许多小本经营的夜市摊位、店铺难以为继。

像这样的现实，多年来恐怕国人也早就习惯了，甚至从来不觉得是个问题，但现在怎么成了热议话题了？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夜生活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抱怨“没有夜生活”的，大多是年轻人，往往还是外地来的游客，也就更不会对本地生活节奏习以为常了；更重要的是，在人们心目中，“夜生活”是当地经济繁荣、城市活力的外在表征，至少夜里街头空空荡荡、死气沉沉总显得像是萧条，也因此，江浙城市竟然没有夜生活，才会让人感觉反差尤其大。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网上一时兴起的热议，那就错了，在我看来，这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变动：至少年轻一代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已经不再只是原先工业城市那一套“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了（当然更别提农业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而转向一种对后工业社会的想象——那些社会生活更丰富、多样、有活力的城市，才更吸引人，而其表征，就是热闹的夜生活。

从这一意义上说，“夜生活”的活跃，是城市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的重要指针和推手。近来各地都在动脑筋推动“夜经济”，这不是偶然的，对当地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举多得的事：在产能过剩、出口低迷的当下，如何创造消费场景，激发社会消费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夜市虽然看起来都是小摊小贩，却可以有效地带动就业，何况还能激发城市生活的活力，何乐而不为？

商务部曾对城市居民消费习惯有过调查，结果发现60%的居民消费都发生在夜间——当然很多人白天本来也要上班；相比起来，2020年杭州仅有40%的消费来自“夜间经济”。杭州也意识到问题所在，为此提出“不夜天堂·乐购杭州”，鼓励餐饮、零售、娱乐、文化、书店等实体店铺在夜间10点至次日早晨6点提供服务，自今年7月25日起正式施行，为期三年。

有这意识肯定是好事，但效果如何？十多年前我去杭州，晚饭后散步，还经常能看到热闹的吴山夜市。这些年来，吴山夜市仍在，但感觉却大不如前，因为和一般的消费不一样，夜市是一种“体验消费”，人们之所以喜欢在夜市吃喝、购物，并不是别处买不到，而是那种“感觉”。这是一种自发秩序，恰恰与“有形之手”的干预是背道而驰的——台北夜市之所以出名，别的不说，至少有一点，他们肯定没有城管。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说到夜生活，到底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夜生活？沿街摆点小吃摊和杂货摊，就叫“夜生活”了吗？对一些人来说，夜生活首先指的是生活便利，如果沿街店铺8点就关门了，那也不想出门了；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夜生活是酒吧等娱乐场所的丰富、刺激生活，这就必须创造年轻人能玩乐的空间和消费场景。

因此，这并不仅仅是“松绑”的问题，还需要充分尊重、释放乃至激发社会的消费活力。前些年，我老家崇明城区的万达广场开张，其中的影城有六个影厅，当时很多人不看好，因为崇明电影院原本两个影厅都坐不满，观众从哪来？没料到，开张后上座率还一度爆满，这不仅是因为新鲜，还因为观影体验好很多，何况万达还不时能让一些明星来现场。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不喜欢看电影，也不是没钱，只是到现在才感觉“终于有了个去处”。

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不激发新的需求，仅仅出台个文件、推出点优惠，人们并不会就此晚上走出家门。宁波、南通为了拉动夜经济，都曾宣布每晚8点后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然而没用：大多数夜市到晚上九十点钟照常打烊，大家就算想花钱都找不到地方花；反过来说，谁又会为了省几块钱就夜里跑出去坐地铁？没有客人光顾，那夜市开到多晚又有什么意义？

◎为激发通城“夜经济”消费活力，南通地铁推出“夏夜出行·地铁免费乘”活动

所谓“夜经济”并不只是白天经济的一个补充，它应当是城市生活循环的一部分。现代都市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昼夜不停。剧作家莫斯·哈特曾在其自传中感叹：“纽约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城市令人不可思议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有大量只在晚上工作的人群。这个城市的日间生活的一大部分，都是由这些夜间工作者支撑和维系的，他们维持着这个城市隐秘的血管所必需的正常循环过程。”

在国内，也有一些城市的夜间经济做得比较好。不久前，在中国城市夜经济发展联盟成立大会上，公布的全国“夜经济”影响力十强城市分别是：重庆、长沙、青岛、成都、上海、北京、武汉、深圳、广州和天津。值得注意的是，像重庆、长沙、成都这样的城市，无论经济发达程度还是当地居民消费力，不算是最强的，但民间自发秩序并未破坏，非常多样，加上气候甚至时差等因素，对当地人来说，晚上在外聚会、娱乐，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如今谈到“夜生活”，似乎往往就只看到其经济功能这一点，但那既不是全部，也未必是重点。之前香港宣布开办夜市，并推出更多会议与展览，以推动经济复苏，网上就有一位人犀利地评论：“香港何时活得这么卑微了？夜市能救市吗？香港是金融中心，靠的是投资融资，大量的资本流进流出，国际化、自由化、法治化才能保证资本流通安全，这个根本都丢了，夜市？卖什么？鱼丸、肠粉吗？”

话虽尖刻，却道出了真相：夜市并不只是救市的救命稻草，人们之所以想要夜生活，也不是为了助力经济复苏，毕竟你不能为了过夜生活而过夜生活，如果把拉动消费本身当成目的，那就本末倒置了。夜生活的丰富，当然是一座城市活力的风向标之一，但这从根本上说还是得顺其自然，更好地满足市民对城市生活的理解，通过城市空间和消费服务的变革，激发更多可能，至于经济活力，那自然会在你做好这些之后自然而然地到来。

撰 文：维 舟责 编：翟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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