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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戈任坠亡? 俄国兵变的几个真相浮出水面|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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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羽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 迟有悔 (访) | 《文化纵横》

【导读】据媒体报道,2023年8月23日,一架私人飞机在俄罗斯特维尔州坠毁,造成10人死亡。据称其中包括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和瓦格纳创始人之一、指挥官乌特金。这是自2023年6月瓦格纳“兵变”戏剧性地发生又戏剧性地戛然而止之后,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又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人们都在追问:事件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

在这篇访谈中,王思羽深入剖析瓦格纳组织的起源、资金来源以及与俄官方之间的共生关系。瓦格纳的前身是私营军事公司,以模糊性为基础,被俄政府作为白手套,谋取海外安全利益。从本质上说,瓦格纳实际上是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伪装分支机构,其活动和部署最终都要向俄罗斯政府报告,并在招募、训练、后勤等方面与俄官方保持紧密联系。而普里戈任等商业寡头被推到前台,就是在无明确的私营安保公司主体前体下,负责为这群军事人员提供业务拓展、财务处置和融资支持。

王思羽指出,普里戈任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观点激进,加之其对俄罗斯精英政治的批判,都与俄当前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而其虽有赫赫战功,但无法直接接触普京,又在政府中缺乏盟友,因此极度缺乏安全感。普里戈任的兵变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兵变的方式丑化、劣化自己的政治对手,削弱政敌。

王思羽当时预测,兵变后一段时间内,将会产生更多不可预测的结果。而对俄国内政治而言,普里戈任和瓦格纳开创了一个不光彩的政治先例,当时瓦格纳未受惩罚,是否意味着任何一支强大的俄罗斯境内武装力量都可以通过同样方式对联邦政府的一些安排表达不满?这是不是俄武装部队军阀化、藩阀化、政治工具化的苗头与开始?值得观察和深思。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访谈,原题为《瓦格纳兵变:根源与影响》。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读者思考。

《文化纵横》:一夜之间,瓦格纳雇佣军集团的这场“武装叛乱”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中文互联网上不少“吃瓜群众”将之类比为安禄山之乱或侯景之乱,人们也确实好奇,为何俄国会存在这样一支雇佣军集团?其与普京以及俄国官方的关系是怎样的?您作为专业的研究者,能否先简单科普一下。

王思羽:瓦格纳集团的发展与俄罗斯发展混合战争和私营军事武装的思路密切相关。2011~2013年,俄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地区冲突中,特别注重采用非正规力量在开展海外斗争,包括使用武力结合非武力手段达到政治诉求,被外界称为“混合战争”。2013年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演说中提出,“非正规部队和非军事手段(尤其是信息战)的使用,日益在实现战略目标中占据主导地位”。多家俄罗斯背景的大型安保公司也借机开始向私营军事业务转型发展。

这里便要说到瓦格纳。瓦格纳集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俄罗斯海军退伍军人开设了海上安保公司——莫兰安全集团(Moran Security Group),该公司成立后主要招募退伍军人参与商船护航等安保行动。2013年,随着叙利亚局势的紧张,莫兰集团在香港注册了斯拉夫军团公司(Славянский Корпус),专司在叙利亚的能源设施安保业务,斯拉夫军团公司也招募了200名退伍军人,直接参与到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当中。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法律地位模糊:一方面,俄罗斯立法明确禁止“非法武装编队和雇佣军团体”,但同时俄罗斯国家并没有起诉任何雇用俄罗斯人并在俄罗斯开展业务的私营军事公司,这项禁令不适用于“在国外注册”的公司。在这种模糊条件下,“俄罗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模糊成为了一种工具,使俄罗斯国家能够有选择地允许其所需的私营军事公司开展行动,同时防止创建任何会给普京带来风险的私营军事公司,同时对其行动责任和后果采取合理适宜的推诿。俄政府正是以模糊性为基础,将私人安保公司作为政府白手套,谋取海外安全利益。对它们的基础要求即是隐秘、灵活、不牵涉国家责任,一旦违反这些原则,就会被俄政府从责任上完全否定,甚至成为政治弃子。

2014年,斯拉夫军团公司因在叙利亚行动中信息遭到曝光,俄罗斯政府以违法参与雇佣兵行动的案由,对公司的法人和参与者进行了逮捕和审判。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曾隶属于斯拉夫军团的多名武装人员又出现在军事行动中。不过此时,已经再无任何关于其所属的私营安保公司的信息。于是,外界只得以被乌克兰当局截获的战地呼号“瓦格纳”,来代称这群私营军事人员。

从本质上来说,瓦格纳组织并不是作为一家私营军事公司而存在,更不可能是网传的所谓普京的私兵组织。瓦格纳实际上是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伪装分支机构,最终他们的活动和部署都要向俄罗斯政府报告。该公司与俄罗斯军方共享基地,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都与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战中心共享联勤保障系统,瓦格纳的弹药、食品和配件由俄罗斯国防部负责运输提供,并使用俄罗斯的军事医疗保健服务。同时,俄罗斯国防部格鲁乌(军事情报局)负责向瓦格纳提供外交护照,以支持瓦格纳集团在海外行动的外交豁免权。甚至瓦格纳集团的招募实际上也与俄国防部密切相关,例如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训练基地不仅用于瓦格纳集团的训练,也时常被俄国防部征用来培训其他的私营军事人员。在乌克兰危机刚开启的2022年2月,瓦格纳集团关于赴乌作战的首批人员实际是由俄国防部组织招募、训练和分发装备。但直至2022年之前,俄罗斯官方均否认瓦格纳集团和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只部分承认在俄罗斯的相关境外设施中,有俄私营安保公司提供安防和培训服务。

叶普盖尼·普里戈任等几个和普京政权密切的商业寡头被推到前台,就是为了解决瓦格纳集团招募人员和开展行动的经费,主要负责在无明确的私营安保公司主体前体下,为这群军事人员提供业务拓展、财务处置和融资支持。普里戈任等人为瓦格纳集团注入了新的资金,同时利用自己的公司网络,结合瓦格纳集团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业务,主持开拓新的境外业务,帮助瓦格纳集团建立“造血”能力。

瓦格纳集团在20个非洲国家设立办事处,一大部分在当地服务报酬通过黄金和钻石完成支付交易,这部分资金几乎不用通过洗钱方式即可直接以合法方式兑现。另一方面,瓦格纳的资金分流和洗钱活动得到了中非共和国、马里、莫桑比克和苏丹等非洲国家政府,以及叙利亚、伊朗政府和利比亚国民军的支持,使其拥有一套复杂且完整,又无法被美国和欧盟监控管辖的金融交易网络。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一部分受佣资金以石油、有色金属矿产和天然气产品进行偿付。瓦格纳集团不参与当地的油田、矿业等业务经营,这些业务被交予当地合法企业(在美国和欧盟白名单的企业)完成,除了在当地母国注册的企业外,一些在名义上与瓦格纳集团和俄罗斯政府无关的跨国公司(多数在塞浦路斯注册)参与了这些自然资源类商品的贸易转运和交易,同时这些资金通过在分布于土耳其、印度、阿塞拜疆等国境内的合法投资和经济业务再次分流,最终流入受瓦格纳(非名义)控制的企业账户和金融系统中。

《文化纵横》有评论认为,所谓“正义游行”其实是普里戈任的一种“讨薪”策略,并无成熟周全的政治考虑,不过是一时冲动,但不小心玩大了。回头来看,这真的是普里戈任的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其早有预谋?不少人还猜测,普里戈任与普京是在“唱双簧”,那么二者的动作究竟是默契的,还是崩裂性的?

王思羽:这要说到瓦格纳集团以及普里戈任本人与军方的矛盾。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普里戈任与绍伊古等军方高层的分歧就开始显现,其名下的餐饮公司不再获得巨额的俄军食品供给合同;瓦格纳集团的一些代表,也开始不点名地批评俄军战法陈旧过时。也在这一时期,瓦格纳开始了向非洲等地的业务转型,实际的业务与私营安保也很不相同,主要承担非洲国家军方原本要承担的镇暴、反恐等攻击性军事行动。

2022年1月初,俄政府开始筹划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时,虽然在多条战线都部署了私营军事力量,但是普里戈任领导的瓦格纳集团并未获准参与战事,其本人约半年都未获普京接见。直到2022年3月,因俄军在乌克兰战局糜烂,俄国防部开始紧急要求瓦格纳集团组建团队进入乌克兰战场;4月,还要求瓦格纳集团召回正在非洲等海外地区执行任务的骨干;而到了6月底,俄政府正式将普里戈任与瓦格纳集团的信息公开,普京向普里戈任授予俄罗斯英雄勋章,允许瓦格纳集团在社会上和监狱里以获得政府特赦和嘉奖的名义大举公开招募参战人员。瓦格纳军事人员的数量暴增也来自这一时期。依靠在前线高素质、高薪酬的职业军人群体和从监狱囚犯中招募的超过2万名“诱饵”部队,瓦格纳在巴赫穆特攻坚战中开始扭转俄政府军颓势,逐步解除战线僵持状态,获得了在巴赫穆特战场上的主动权。

至此,瓦格纳和俄国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由于瓦格纳力量和战绩的显著增强,俄联邦武装部队和国防部地位、公信力遭受到了挤兑和负面影响。在俄高层看来,瓦格纳集团作为俄罗斯进行混合战争思路的关键承载实体的核心骨干,其不仅在灰色地带和海外不透明的秘密行动空间充分展现了自身的灵活能力和有效手段,也在正面战场上表现出较强的攻坚能力和联合作战水平,这一点无疑对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军事精英群体构成了威胁。

其次是叶夫根尼·普里戈任本人。纵观普里戈任的人生脉络和职业生涯,我个人认为他绝非疯狂的冒险家,更准确来讲是巧妙的投机者。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一向慎之又慎,甚至多年来一直否认自己与瓦格纳之间的关系。普里戈任从苏联时期的拘留犯到1990年代的热狗摊老板,再到后来进军餐饮业和博彩业,向来依靠把握和利用俄罗斯特有的政商裙带关系。在2000年通过与莫斯科政治精英群体的关系获得克里姆林宫的餐饮供应商身份后,普里戈任开始接近领导层,并非常善于利用和预测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期望——无论是把他的雇佣军部队派往叙利亚还是中非共和国,或者通过信息战、舆论战来维护俄罗斯国家威望,做一些“俄罗斯硬汉国家”的相关外宣,普里戈任表现得有策略、有计谋并善于规划,搭建了一整套混合战争的实践工具体系。

同时,普里戈任也绝非失败主义谋士。论战功,其率领的瓦格纳是俄在乌克兰前线为数不多比较能打的力量,2023年俄方在前线唯一战绩,是他麾下的瓦格纳部队协助俄军攻占了乌东部小镇巴赫穆特。

普里戈任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直主张将俄罗斯整个国家进行军事化管理,实行戒严令,采取全民总动员,把上不了战场的人都送去当战争劳工。

很显然,这些想法,包括他对俄罗斯精英政治的批判,都与俄当前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加上普里戈任虽然在俄对外军事行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不被俄国家制度所保护,普里戈任不能通过正式的公务机会直接接触总统本人,在政府中没有正式职位,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又得罪了一圈精英,从而缺乏盟友。所以,普里戈任从某种程度上,极度缺乏安全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利用一切自己可以利用的工具与手段,来消除自己最大的政敌或者政治对手,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普里戈任认为自身的“不安全”在极大程度上来自于俄武装力量传统军事精英、军人官僚的打压、挤兑。很显然,这其中,两个能够真正代表俄罗斯军队,或真正行使军政、军务权力的就是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能够代表全军进入克里姆林宫向总统汇报工作,施加影响力。普里戈任的兵变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兵变方式丑化、劣化自己的政治对手,把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推上风口浪尖,削弱政敌。

俄罗斯作为一片拥有强人政治文化的土壤,在战争时期或战争之后的国家领导人竞选角逐,仍然遵循着传统的“慕强”的逻辑。作为同有乌克兰冲突功勋的军人兼政客,普里戈任显然会更加期待一个没有了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为对手的俄罗斯。

最后,在整个兵变过程中,普里戈任自始至终也没有点名普京总统,也从未直接指向过普京总统本人,从未直呼普京之名。同样,在另一侧,普京总统尽管在兵变期间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指责反叛行径,但也未指名普里戈任和瓦格纳集团本身,而是隐晦地用“反叛者”和“叛变者”来概括,自始至终未点普里戈任之名。这场兵变行为虽然被定性为武装叛乱和叛国行为,但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未对瓦格纳部队、普里戈任本人、普京总统构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我认为这也是值得去思考和继续观察的点。

《文化纵横》俄罗斯国内民众和俄军官兵是如何看待这场兵变的?

王思羽:瓦格纳兵变的过程当中,其行进速度较快,而且一路上并没有遭遇有效的抵抗。就我所知,有不少人和俄军部队、机构是支持瓦格纳的,或至少赞同普里戈任的话,国防部正在让穷人的孩子无辜送死,官员和寡头们的子女却在意大利游艇上晒太阳。俄罗斯当地人以及参与平叛的俄军官兵,都认为这是瓦格纳集团与克姆林宫,或者说与俄联邦国防部高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对于普通俄罗斯人来讲,这是一场俄罗斯政坛顶层内部斗争、官场斗争,是一场内部政治角逐,这与他们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大义、民族义务或公民责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多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被卷入到这场冲突或纷争当中。绝大多数俄罗斯的民众,还包括士兵,对这场兵变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看热闹或不参与的心态,相对来讲比较淡然。他们只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正常生活节奏和社会秩序,不要因此而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没有平民或者军人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搭上性命。

《文化纵横》目前来看,这场兵变似乎偃旗息鼓了,但其影响却可能才刚刚开始。它对俄乌战局、对国内政治局势将产生何种后续影响?如何进行评估与观察?

王思羽:瓦格纳兵变危机对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处境构成了较为不利的影响,无论这场危机的结果如何,兵变无疑将影响俄军在前线部队的作战心理和意志力。

第一,瓦格纳的这场兵变严重削弱了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权威。俄国防部控制的武装机构和平叛力量,在一个过万人职业军人构成的武装组织面前显得形同虚设,瓦格纳规模不大的摩托化纵队在几乎没有反抗的情况下直逼莫斯科,以兵谏方式要求总统对国防部大员进行组织人士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俄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公信力。

第二,瓦格纳接管了南方军区指挥部,这里是俄在乌南部集群的后方枢纽和心脏,俄在扎波罗热前线作战能力最强的第58集团军控制指令机构和后勤通道都在罗斯托夫州。俄南部军区指挥中心被瓦格纳轻易取缔并占领,即意味着俄南部集群的大脑兼后勤中心被接管,俄前线作战的部队一时间不知道该接受谁的指令,履行由谁布置的作战任务,显然对军心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普里戈任的指摘不仅对俄国防部的公信力构成了负面影响,由于质疑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官格拉西莫夫,相当于否认和质疑格拉西莫夫当前对乌防御作战部署的蓝图规划和总设计构想。格拉西莫夫和国防部的声誉、公信度下降显然对当前的防御作战带来风险。

第四,就在瓦格纳发动兵变之际,乌克兰也在抓住时机。瓦格纳为进行兵变,从巴赫穆特抽掉走了几乎所有麾下力量,导致了巴赫穆特部分防区空虚。就我所知,乌克兰军队趁着俄陷入内乱危机,进行了军队的重新集结,乌军再度从扎波罗热州、顿涅茨克州发动大规模主动进攻。乌军很显然正需要这样的一种机会,尤其是在俄军处于军心动摇和思想混乱的时候。根据前线战报,乌军在兵变期间在巴赫穆特重新展开大规模进攻,在巴赫穆特的博达尼夫卡、亚提涅、克里斯齐夫卡、库尔久米夫卡等多个方向上取得进展,乌克兰第3突击旅和第36海军步兵旅已经重新突入巴赫穆特城区。目前,这场兵变的后效在战场上还未真正呈现,因而对于前线俄军乌军来讲,仍然存在着过多的不确定性。我认为在未来几天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兵变和乌克兰相应反应将会产生更多不可预测的结果。

最后,就俄罗斯国内政治而言,普里戈任和瓦格纳开创了一个不光彩的政治先例,因为兵谏在俄罗斯近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出现过的。瓦格纳的行动最终没有遭受惩罚,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支强大的俄罗斯境内武装力量都可以通过同样方式对联邦政府的一些安排表达不满,这是否是俄武装部队和军事编队的军阀化、藩阀化、政治工具化的苗头与开始,仍有待观察。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访谈,原题为《瓦格纳兵变:根源与影响》。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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