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建党伟业》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述中共一大会议前后的历史，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共有13人。
13名代表分别来自7个地方，其中国内6个城市代表11名（广州只派了一名代表），旅日共产党组织派遣了1名代表，陈独秀指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会议。
而在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8名党员，所以当时代表的竞争其实并不算激烈，甚至许多地方都没有经过投票，经过商量后就决定了代表人选。
中国十一大会议是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里程碑，能参加这场会议的，每个人都将在历史留下一笔浓厚的笔墨，那么这13名代表又是如何选举出来的呢？他们各自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1
先来聊聊广州代表陈公博，本来按照共产国际的建议，是每个地方都要派遣2个代表前去上海开会的，但广州却只选出了陈公博一人。
真说起来包惠僧也是从广州出发到上海参会的，不过包惠僧是陈独秀单独指定代表他参加会议，所以包惠僧是否属于广州代表依旧存在一定争议。
当时也不是广州党支部找不到其他人选了，陈独秀就在广州负责筹备广东大学建设费用事宜，同时广州党支部书记谭平山真要愿意去，那么也是可以抛下手上的事情前往开会的。
当时谭平山正在协助陈独秀的筹款事宜，这个任务说重也重，但并不是离不开谭平山。可不管是陈独秀还是谭平山都没有意识到一大会议的重要性，所以两人都选择了继续为筹款工作奔走。
恰好陈公博当时工作成绩非常出色，经过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决定了由陈公博代表广州党支部出席一大会议。
1921年7月14日，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着妻子经过香港乘坐轮船，最后在21日抵达上海，陈公博家境富裕，所以住进了提前预定好的大东旅馆，其他代表则是住在博文女校里。
陈公博作为广州一大代表，其后来的人生走向应该是最波折的一位，1922年陈公博宣布拒绝履行党员职务，23年被党中央开除。
后来陈公博加入了国民党，投靠了汪精卫倒向了日本一边，抗战结束后逃到了日本，但依旧被引渡回国执行枪决。
2
再来说说旅日代表周佛海。
周佛海出身农村家庭，还是在众多好友的资助下才有能力到上海求学，最后周佛海于1917年来到了日本勤工俭学，也在日本周佛海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书籍，并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并后续成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身在日本鹿儿岛的周佛海接到了奔赴上海参加一大会议的信件，周佛海也因此成了唯一从海外赶回来参加会议的一大代表。
一大会议结束后，因为陈独秀在广州忙着别的工作，周佛海被任命为代理书记，但后来有媒体曝光周佛海混乱的私生活，十几岁在乡下结婚有了发妻和子女，又在上海和一家大商会的女孩谈起恋爱来，周佛海没法正面回应，只得赶忙回到日本避风头。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周佛海被每个月200银元的高薪聘用为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又以240银元月薪聘用周佛海为兼职教授。
在这两个地方工作时，周佛海不可避免受到了国民党右派思想影响，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1924年9月，时任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还亲自上门给周佛海做思想工作，但周佛海已经听不进去了，没多久就写信要求脱党。
拥抱国民党后，周佛海升官速度很快，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位，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后来周佛海又投靠了汪精卫，抗战结束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最后在48年心脏病发作，死在了监狱里，终年51岁。
3
再来聊聊北京的两个代表，刘仁静和张国焘。
刘仁静是参加一大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
1921年6月，上海党小组写信要求各地党组织派2个代表去开会的时，李大钊正在为教师讨薪的事宜奔走，此时由于张国焘已经在上海，所以占据了一个名额。
另外一个名额原本是打算推举邓中夏或者罗章龙去的，毕竟这两人是刘仁静的入党推荐人，不管是资历还是做事为人都更加成熟老练，可当李大钊征求两人意见的时候，邓中夏说要去南京参加少年学会的会议，罗章龙说要去给二七机车厂的工人开桌谈会，两人都不愿意去，最后这个名额也就落在了刘仁静身上。
刘仁静在1926年第二次奔赴苏联国际党校学习，当时苏联内部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刘仁静倾向于托派。
